至于《水浒传》,陈寅恪未曾直接评论过,但曾提及金圣叹评点《水浒》事:“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与先生(按指刘叔雅)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此处陈寅恪未对《水浒传》本身的思想艺术性给予评价,而是从学术角度对金圣叹改动原作不以为然,重点在于引出对某些学者治学不够严谨的批评。 9r? 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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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陈寅恪眼里,同样是描写“绿林好汉”的《儿女英雄传》倒是可以称为经典,甚至在他看来该书很多方面比《红楼梦》还好。说到《儿女英雄传》,可能有些读者对其不熟悉或者虽然读过却不认为属于杰作,但陈寅恪却给予极高评价,事实上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儿女英雄传》。该书作者为清代文人文康,若论小说思想性的确平平,其“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结局更是俗不可耐。但陈寅恪最看重的是该书的结构以及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因为中国古代小说本不太重视结构,很多长篇大都是短篇连缀而成,也就是俗称的“糖葫芦”式单线结构,各章节之间缺少有机的逻辑联系,这在一些经典之作中也很明显。诚如陈寅恪所言:“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凡吾国著名之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但他紧接着指出:“但知有儿女英雄传一种,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在欧西小说未输入吾国以前,为罕见之著述也。”“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以及“罕见之著述”这样的评价出自一向治学严谨的陈寅恪之口,可见他对《儿女英雄传》确实青眼有加。陈寅恪一向认为小说必须有很强的“系统性”也就是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而在西方文学被引进中国之前,《儿女英雄传》的“颇有系统”就是有别于其他中国小说的最特别之处,所以值得高度评价,为此他曾以林纾为例进行说明。林纾曾对其翻译之哈葛德的小说大加赞赏,比之为司马迁的《史记》,显然比拟不当。陈寅恪认为林纾实际上深知小说结构的重要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对结构的轻视,所以林纾一见到哈葛德小说结构如此精密,自然惊叹不已。对中国古代小说结构不够严谨的问题,鲁迅也曾有所批评,如说《儒林外史》:“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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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必要注意陈寅恪使用的一个词汇就是“系统”。他认为有系统才是结构精密的小说,那么何谓有“系统”?陈寅恪没有正面解释,但从他一系列论述中可以得知所谓“系统”是指“叙述有重点中心”“不枝蔓”“无夹杂骈枝等病”,据此可看出陈寅恪不甚赞成长篇小说中的双线甚至多线并进的结构以及多情节同时推进的结构表述方式。以此衡量,则《红楼梦》主题过于朦胧复杂,情节结构稍嫌杂乱,而《儿女英雄传》则相对要清晰得多。从陈寅恪的“系统”观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也用西方小说理论来评中国小说,但仍然注意到中国小说的民族性、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等,从而对中国小说做出实事求是的批评。事实上中国小说中,单线式情节小说一直占主要地位,有些一明线、一暗线实际上也以明为主。虽然书中常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写法,但那些情节只是作为插曲出现于小说中,并不影响小说主要线索的发展。按照这种观点,显然《儿女英雄传》可分为三部分,即安骥救父、安学海寻十三妹报恩和安骥获取或名、封妻荫子等,而主要人物即安氏父子,其暗线为十三妹为父报仇,十三妹当为次要主人公,但实际上由于形象塑造出色,特别在前半部分,十三妹实亦为小说中心人物。那么,明线与暗线怎样结合为一个系统呢?按照《儿女英雄传》的基本内容,整部小说大致有四种成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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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人公故事的各种插曲支配情节结构,作为结合其他一切故事成分的“线索”。在《儿女英雄传》中,显然安氏父子的活动为中心线索。 /f#b;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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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要主人公的故事通过结构上的类似与主人公故事相联,并被并入整体情节结构。如十三妹为父复仇,其父遭人陷害与安骥之父被陷害相类,且最后其行动被纳入中心情节结构,特别是在后半部。 KW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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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人物的“轶事”形成围绕情节主线的链条。这些轶事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插曲之内,轶事的行动人物与轶事相始终,轶事是主人公在自己的故事中集拢的“别人”的故事,它们一般只具有说明、衬托或暗示中心故事背景的作用。如安学海对他人所讲的十三妹之仇人纪献唐的故事。 EV?}o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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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各种行动之外是对于哲学、社会和道德问题的深刻内省,表现在小说中常常就是议论或抒情,这有时由作者出面表述,有时则借人物之口说出。这两种形式在《儿女英雄传》中都存在,这种议论较难处理,安排不当即有喧宾夺主或说教之嫌,考虑到《儿女英雄传》所采用的说书人口气,其中的议论大致还算恰当。 7_I8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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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如果以“有系统”和“结构严谨”来衡量《儿女英雄传》,则该书较之《红楼梦》似乎更紧凑、明快和生动,更符合陈寅恪的“系统”观。不过平心而论,陈寅恪之所以有如此看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的情感因素——在撰《论再生缘》之前的1950年,陈寅恪在给吴宓的信中写道:“《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敦古谊集腋报师门’,……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书中的安学海虽遭磨难而终靠其学生转祸为福,而现实中的陈寅恪在1950年却面临全新环境,尽管他坚持自己的治学立场,但他一些弟子却已沦为曲学阿世之流,思古念今,怎会不使他感慨万千? Mh)?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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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儿女英雄传》的思想性,也还是要客观评价。尽管该书最后是所谓的“大团圆”结局,但这并不意味它一无是处,毕竟其现实主义的描写成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结尾的这种“俗不可耐”其实正曲折地表现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善良愿望,诚如陈寅恪所言:“相传世俗小说中,才子佳人状元宰相之鄙恶结构,固极可厌可笑,但亦颇能反映当日社会这一部分真象也。”至于《儿女英雄传》中所揭露的当时社会黑暗、官场腐败也许会使陈寅恪联想到自己的家庭变故而产生共鸣。就具体情节而言,安学海父子的经历与陈寅恪祖父、父亲的经历有相似之处,如安学海做过河工知县,陈宝箴也曾奉命治河等。此外《儿女英雄传》对于男女主人公特别是十三妹的形象刻画得非常成功,十三妹敢于除暴安良并追求个人幸福的性格也正符合陈寅恪心目中“颂红妆”的审美标准。所有这些都会使他在读《儿女英雄传》时,不可避免带有个人情感色彩,从而做出高度评价。相比之下,鲁迅的评价就比较冷静而客观:“文康晚年块处一室,……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