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成塑造社会运动的重要变量

  当今世界，似乎越来越不安宁，各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正如新保守主义预言的那样，相互冲突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统治模式会相互纠缠，在观察社会变革与走势时，科技革命和技术因素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视角。 }b45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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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技术带来低成本的组织化，催生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激进行为。它还成就了某种政治乌托邦，过去潜藏在社会某个角落的价值也可能在新技术条件下被无限放大，甚至成就社会某个集合体的“自我崇高”意识，从而强化更保守的政治价值，促进政治极化现象的发展。 *j3U+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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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平台和移动互联网络之所以在社会运动中得以广泛应用，在于虚拟化的网络拥有无可比拟的空间和平台优势。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无形、无组织，或者有组织但组织效能低于传统组织的政治空间。互联网空间为激进社会思潮的传播和聚集提供了容器和加速器，使得任何新兴的政治力量都难以忽略这种技术工具的助力。 B ~v6_x  
        社会行动组织一旦完成网络空间的建构，随即可以突破各种物理性阻隔，甚至可以演化成为备受关注的全球性组织。当一个拥有科技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创建网络空间后，实际上他就拥有了动员和组织数百万人的工具，这个空间可以更好地实现顶层的“权力操控”和社会动员的“权力下放”的双重效应，高效率地开拓“边疆”。未来基于“命名数据网络”(NDN)的区块链信息传输技术的发展，将会颠覆现有互联网基于TCP/IP的基础架构，不仅使得任何点对点的“无限网格网络”的构建更容易，内容传播也将呈现无人拥有、无需反馈的广播云端模式，从而推动新一代互联网世界更进一步地去中心化，降低社会空间创造者的政治风险。 nt2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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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政治学认为国家主权者拥有必要的学习能力，那些学习能力较强的政治体比那些学习能力相对较差的政治体发展得更快。在新技术助力下，那些挑战传统国家的政治组织同样拥有较快的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在不同的新型社会运动中，成功的精英团体习惯于使用互联网通信和网络技术来教会支持者新兴的政治技巧和行动策略，并使他们参与到“现实世界”中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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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新技术塑造的社会激进组织本身就具有天然的自我学习能力。这是由于互联网和新兴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塑造了一系列开放、耦合的社会交互系统。无数微小个体和无形的行动组织因此拥有更多微观信息交易行为和学习机会，导致其获得学习源的渠道更加丰富多元，开展群体学习的成本更低，从而使得激进组织得以获得更强的行动能力。 HZ9>4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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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学生在参与2014年非法“占中”活动时，曾通过FireChat的App“自学成才”，构建出可以躲避信息审查的点对点无线网格网络。去年的修例风波中，他们通过连登社区和Telegram等构建社会暴力行动网络的能力，更不在话下。由此可见，新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可以创造出一系列新型的政治空间和新颖的政治参与形式，而且因它而起可能锻造出更加多元的政治主体，形成更复杂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 QN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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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公司的参与和助力，则是社会运动走向规模化和激进化的重要推手。新技术公司掌握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本身就蕴含着广泛的组织力和暴力功能。全球多地激进主义运动的经验显示，新技术同激进力量相结合，已经对人类抗争的“肌肉”进行了某种自动化;而认知科学革命的政治应用，也正在对某些社群的“大脑”进行自动化，这种技术滥用所可能形成的社会与政治冲击波可想而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的小型武器和各类智能化无人装备已经出现。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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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技术在政治领域之所以具有国际性的影响，乃在于新兴技术提供了穿透国家主权和传统组织边界的能力。在传统政治学的定义中，国家被认为是在一定领土内拥有绝对主权的机构。在新兴技术的助力下，那些拥有技术的组织均有可能穿透传统国家的主权范围，干预一国内部事务。这里的“任何组织”有可能是国家，亦可能是包含新技术公司、商业机构、党派组织、行动型智库，甚至极端宗教组织在内的各类新兴政治主体。事实上，跨国技术公司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运动中经常发挥这种“积极”作用。由此可见，由全球技术巨头构成的技术霸权，是一个比传统资本帝国更为复杂的权力机构，由于对资本、技术和数据的联合垄断，从而在事实上形成拥有暴力资源、文化产品乃至政治话语的超级能量系统。这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任何传统组织形态所难以企及的。 sPNm.W$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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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并不为过。技术霸权塑造了越来越多的政治乌托邦，使那些原本相对稳定的政治场域也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这是由于社会运动的背后往往是激进观念和话语的政治化，是政治意见的竞争，是关于何种政治意见以及政治选项的辩争，意见产出机制在社会运动和政治竞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4;m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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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技术公司在政治观念的塑造、传播和竞争等方面拥有强大优势。“技术+行动组织”模式正在快速取代传统的以企业财阀、游说团体、传媒集团和精英智库主导的政治宣传和动员模式。一个国家的敌对势力及那些具有政治目标的跨国技术巨头，可能通过各类新兴技术，以更加隐匿的方式介入一个国家内部的微观社会生活甚至公民日常隐私，参与社会权力的运行和大众观念秩序的形成。他们也因此能够通过塑造一个个虚幻的政治乌托邦，来策动更广泛的社会革命和激进运动。 $n<1D -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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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