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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宋代慈善述
宋朝开始，慈善规模逐渐扩大，在官府和民间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宋太祖建国之时，因为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前鉴不远，所以采取了重内轻外和重文抑武的国家政策。尽管这一国策导致了宋代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所以常受诟病。但是也造就了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经济与文化发展最繁荣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慈善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B6;z5 首先，我们先看看官府慈善的发展。 F(")ga$r 宋朝承袭唐朝旧制，并且扩大了慈善机构的规模。显露出了中央统治理念上的成熟。宋代以文（儒家）治国，本于仁厚，所以“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代延续了过去历朝的“善政”措施，实行大规模的灾荒救济仓廪制度，在各州县置义仓，以备荒救灾。 s%[ F,hQRk 宋朝专门设置了居养安济院、慈幼院、慈幼庄、婴儿局、举子包、举子田等。宋徽宗认为“居养、安济、漏泽为仁政先”，“鳏寡孤独有院以居养，疾病者有坊以安济，死者有园以葬，王道之本也”。至南宋蔚然成风，并作为地方官员重要善政加以鼓励。蔡京为宰相的时候，曾在全国普遍设置“安济坊”，以救治疾病老人。它取自苏轼早年在杭州以私人捐款设立义诊“安乐坊”。宋代在医疗方面还有惠民药局提供义诊处方，此处方后改名为“太平惠民合济局方”。 %6K7uvTq 宋代时政府在各地所设置安济坊，收容穷困无靠的病人，给予医药照顾。《宋史‧徽宗本纪》载：「辛未，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崇宁元年（1102）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又有厨舍以调制汤药饮食。此外，当时地方官绅也有个人出资建立病坊，从事慈善事业，收治贫困无靠病者。《宋史‧苏轼传》载：「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宋代病坊备有病房，医生和记录治疗效果与失误的「手历」（类似今之病历记录表），以便年终考绩。《宋史‧食货志‧抚恤》载：「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其组织已渐具「医院」雏形，理宗绍定二年（1229）绘制的《平江图》（藏今苏州市博物馆）已见有「医院」地名记载。 W.wPy @yi 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于州府，备申朝省。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这个机构在元明两代也得以相承。 PyeNu3Il4 宋代以文（儒家）治国，本于仁厚，所以“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代延续了过去历朝的“善政”措施，实行大规模的灾荒救济仓廪制度，在各州县置义仓，以备荒救灾。如1057年诏令天下设置广惠仓，赈济“州郡郭内之老幼贫病不能自存者”，成为宋代定制，从北宋中期至南宋末年数百年间，基本连续推行实施，很少间断，成为宋代独有的仓廪制度。它在灾荒时期，以官府没收户绝的田产为主，募人耕种，收取田租，用于赈济灾年中老弱贫病的特殊群体：“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儿半之，次年二月止。”并且“随市贵贱粜籴”，借贷给特殊群体。史书记载广惠仓是“累朝相承，其虑民也既周，其施于民也益厚”，效果可谓显著。 cNll??j 宋代重视仁政，政府兴办了大量的慈善机构，规模大，设施全，涉及各类人群，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空前的。如宋初中央政府设置的福田院，“日廪三百人”，是收养贫困老人的专门性慈善机构，后来还领抚少数弃婴。宋代政府设有专门收养弃婴的举子仓。宋高宗曾下诏：“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举子仓的设立当时十分普遍，即使在乡村里也建有这样的慈善育婴机构。尽管名称常有变化，如慈幼庄、慈幼局、婴儿局等，都是由政府“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仍雇请贫妇乳养”。 0G%9
@ ^B 各府州县也设置相关机构，如宋人吴渊所说的“外郡有居养、安济院”。宋徽宗曾下诏书令各地开设居养院和安济坊：“今京师虽有福田院，所养之数未广，隆寒盛暑，穷而无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朕甚悯然，可令开封府依外州法居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居养院是收养老人的机构，安济坊则以“养民之贫病者”。安济坊内设有专职郎中，“岁终考其数”。这两种慈善机构的经费都来源于政府，并都有冬季收养、临时养、凶荒收养贫民的责任。后来机构的功能逐渐扩大，甚至涉及到“死者有所葬”。 C@M-_Ud>Q 在唐代，官府一方面加大了统计阶级对慈善管理的力度，同时，也消弱了宗教在慈善方面的影响。宋代的宗教慈善，主要佛教寺院。其开展的慈善活动，概而言之有四：一为水利工程的修建与维护;二为桥梁的兴建与维修;三为道路的修筑、维护和接待路人;四为养老、济贫、赈饥、慈幼、医疗等救济事业;五为漏泽园、义冢、浴室等慈善事业。 wj[yo
S 在宋代，民间慈善事业活动也很兴盛。 `Rq=:6U;3 除在灾荒之年施粥、施药等临时性的慈善举措之外，更形成了相对制度化的民间慈善机构。由于儒家一直注重血缘宗亲观念（所谓“修身齐家”），所以，以血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的乡村社会，成为宋代民间慈善机构的活动范围，这是宋代民间慈善的一个显著特征。 8|&, JdT 首先宗族慈善有显著的发展。当时社会贫富贵贱的更迭日显频繁，由贱人入贵的士大夫，他们或长时间卧薪尝胆、或数代人乃至众相亲的节俭共助，深知如仕不易，在有了一定能力后，怀着报恩的心里，大力发展义庄、义田、义塾等多种宗族慈善形式，通过此类义举，对宗族成员在生养、学业、贫病、婚丧等方面遭遇的困难加以救济。 mz?<t/$U 无论是生活接济，还是收恤孤独，甚至助婚济丧，民间慈善活动成为当时政府慈善事业的有力补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仲淹所创立的义庄。范氏义庄的周恤对象上主要是宗族成员，所谓“立义庄以赡宗族”。 d^=BXC oC 慈善机构的维系，也依靠宗族的公约，由乡里的缙绅依据道德的力量加以维 持。当时这种风气流行于江南，“吴中士大夫多仿而为之”。其实，即使是一些官方性质的慈善机构，也依靠这种乡村耆老缙绅的力量来加以为创意，所以具有一种半官方的色彩。如南宋朱熹承继隋代创立的社仓，其得名，就是因为它不立于州县而建于乡社，并且由乡社的耆老缙绅共同管理。朱熹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甚至提出，希望诸路提举司能晓示本路各州县，任民从便。社仓的敛散之事，都由当地的耆老缙绅共同操办，州县不得干预。 UQVL)-Z 淳道五年（1169）朱熹在建宁县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创设社仓，时年崇安大荒，朱熹与乡绅刘如愚联名向官府借米600石，赈贷饥民，贷米于冬季归还，收息二分，若遇小饥，则利息减半，大灾全免，此举大获成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短短十年间，不仅将借米尽数归还，更建仓储米，累积仓米达6100石。社会效应也极其显著，每逢凶年，崇安乡民都能安居乐业，而不必四处逃荒抢劫，所以“二十余年，里闾安帖，无复他变，盖所以阴消而潜弭之者，皆社仓之力也”。 oFk2y ^>u  "N4^ ^~s 类似朱熹这样的还有些地方政要在积极发展官方慈善事业的同时，也不忘以个人的力量支持慈善事业。他们在慈善活动中身体力行，常以自己的私财投入慈善事业。前揭范仲淹用私财办义庄已可为证， 宋 钱公辅 《 义田记》：“ 范文正公 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羣族之人。” 。另如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绍兴知府史浩在创办绍兴府义田时，“捐己帑，置良田，岁取其赢，给助乡里贤士大夫之后贫无以丧葬嫁遣者附于学。”又如淳熙五年(1178)六月，吴兴(湖州)提举常平事张体仁“捐米五百石，付学添助收养。” dSI"yz 大量士绅、商贾，中有不少人也热衷于慈善事业。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就对南宋临安城的富士行善作了记述：“杭城富室多为外郡寄寓之人，数中有好善积德者，多是恤孤念苦，敬老怜贫。”每当杭州城外来的一些生意人“买卖不利，坐困不乐”时，富士们便“观其声色，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对“死无周身之具者，妻儿罔措，莫能支吾”的，“则给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终其事”;对冬日“或遇大雪，路无行径，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冻饿于道者”，则“沿门亲察其孤苦艰难，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寒冬之际，他们也常散“绵被絮袄给贫丐之人，使暖其体”。可见，市镇富士是宋代地区发展慈善事业的又一重要力量。 h]7_
N, 也许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是最适合时代的一种方式，毕竟政府不是万能的，将慈善事业放权与士民，成为政府行为的最好的补充，这无意中也成为宋代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c:Ua\$)u3, h>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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