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开国将军的身教故事

经历过战火考验的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大都克勤克俭，甘守清贫，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固守军人的职业操守。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他们就是这样的好老师。他们的政治素养、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对后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_dj<xPO  
~(tZW  
■“节约标兵” ■ z[DUktZl  
URDb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在苏北盐城举行皖南事变后重建军部大会。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担任3师师长兼政委。 ,@=qaU  
2,O-/A;tW*  
苏北地区由于受日伪的残酷“扫荡”和经济掠夺，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抗日军民的生活极度困难。在这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黄克诚带领官兵厉行节俭之风，靠发扬勇敢战斗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传统来支撑苏北抗日大局。 Wiqy".YY  
dhN[\Z%  
1942年秋，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驻在板湖孙西舍的3师师部也开荒种菜，黄克诚与官兵一样打起赤脚下田劳动。那段时间，战士们时常会看到全师上下十分敬重的老师长背着粪筐拾粪积肥。 =z]&E 78Y  
K,[g<7X5  
1943年初，3师供给部在赶制夏季服装时，出现了棉布不足的问题。黄克诚提议，改革制服样式，3师的军服上衣去掉翻领和两个口袋，裤子由宽大的中式裤腰改为西式小裤腰，军帽减掉翻沿，官兵不发绑腿布。这样积少成多，整个3师部队一下节约服装布料万余米。 2*
Uwp;0  
O`O{n_o^u  
新四军战士的军帽，沿用了国民党陆军军帽的式样。这种军帽，在后脑勺处有一道双层布箍，放下来前面部分可以拉到下巴。实际上，这种帽箍平时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是作为装饰性的线条。黄克诚早就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要把这道帽箍由双层改为单层。于是，在黄克诚建议下，军部军服厂立即把军帽的双层箍改成单层箍，为部队节省了成千上万尺布。 f- pt8  
:<=!v5 SK  
1943年底，当3师师部开展评选“节约标兵”活动时，师部上下不约而同地推选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为“节约标兵”。 0K'lr;  
~1pJQ)!zlq  
■ 两条家规 ■ @5H1Ni5/o@  
e_+`%A+-  
1949年10月下旬，黄克诚率领一批干部从天津南下湖南。此行，他是奉毛泽东的命令赴任湖南省委书记。跟着他的还有夫人唐棣华和1岁的小儿子黄晴。途经武汉时，黄克诚又去其岳母家接上了两个孩子——6岁的大女儿黄楠和5岁的大儿子黄煦。这一对儿女，是黄克诚1945年从苏北进军东北时寄放在岳母家里的。 4:8#&eF  
13.v5v,l  
那一刻，一向觉得为革命舍小家是理所当然、把小家的聚散看得平常的黄克诚也禁不住热泪盈眶。现在好了，解放了，一家五口终于可以团聚，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家了。 hi>Ii2T  
. ({aPtSt!  
一到湖南，黄克诚就对唐棣华说：“棣华，今后孩子们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条件比过去好了，但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级干部的家风影响着党风政风。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子女、对周围的人都会产生影响。从今天起我们家要定两条规矩：一、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二、不准向公家伸手要照顾。” yUQ;tTI  
GBvB0kC)c  
唐棣华立即表示坚决赞成。她明白，这样的规矩其实早在她嫁给黄克诚的时候就定下了。那时候条件艰苦感受不到，但自从进了天津，她就自觉地远离他作为天津首任市委书记的权力。她既是黄克诚的妻子、家属，也是他的部属、同志，无论多么严格的家规，她都会遵守。 VuwBnQ.2k  
Tk9*@
kqv  
黄克诚曾对子女严格规定：“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多年来，子女们一直自觉遵守这一家规。 Phl't~k  
k0?4vA  
有一次，黄克诚老家的侄子、侄女带着孩子们到北京看望他，受到热情接待，并乘班车游览了北京的很多名胜古迹。亲人们最后想游览的是八达岭，而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不方便。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问：是否动用一下小车？黄克诚果断地回答：“不行，可以坐火车，车费由我负担。” tnbaU%;|J  
L1`^~m|  
当时社会上盛行婚嫁讲排场、摆阔气之风，无论大小城市，谁结婚了，都是一长溜小车子。黄克诚的小儿子要结婚了，是否可以用一下小车呢？面对工作人员的请求，黄克诚严肃地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于是，小儿子真的用自行车把新娘接回来，全家人与工作人员一起吃顿饭，就算把一桩喜事办完了。这就是黄克诚的小儿子结婚时用单车接新娘的故事。 0/<}.Z]  
?L#C'Lz2+  
黄克诚的司机王秀全后来回忆说：“我给黄老开车已10年，只一次自作主张送他的掌上明珠——当时唯一的小孙子上学，却碰了壁。那天清晨，天下着大雨，院内外水流遍地。雷鸣电闪之中，我看到黄老的孙子黄健撑着雨伞，卷起裤腿去上学，心里不忍，便自作主张要送小孩一趟，却被他奶奶拦住了：‘不能破了这个家规。’她边说边撑伞，把孙子送到了公共汽车站。” cD8.rRyD  
?6B)Ek,'X?  
■ 黄克诚的“拒绝”■ %}P^B^O  
k+44ud.j  
1977年，黄克诚从山西回到北京，担任军委顾问。组织上考虑到他眼睛不好，上下楼不方便，便安排他住到南池子的一处平房小院里。房子是1949年建的，面积还可以，就是太旧了。管理人员申请了一笔维修房子的经费，准备将房子好好翻修一下。黄克诚一脸严肃地说：“不行，不行！不要大修，简单一些，哪里透风漏雨，就修哪里。我不设什么‘将军府’！”工作人员拗不过他，只好按他的意见办。后来因为从房顶上掉下一块朽木板，正好砸在床边，差点伤着正在休息的黄克诚，他这才同意翻修一下。但一听说这次翻修要用几万元钱，他又不同意了，只允许哪里坏了哪里修一下，只要下雨、化雪不漏水就行了。 ={b/s31H:  
y-}lz#N  
后勤管理部得知黄克诚既不愿换房住，又不同意彻底整修，便准备将临街的墙和门楼加高一些。黄克诚听说要花一两万元，又拒绝了：“修那个东西干什么？现在这个铁门虽然旧点，可是蛮结实嘛！门就是用来出出进进的，要装那么好那么高干吗？像这种装门面的东西咱们宁肯将就点也不要乱花钱！”管理部门只好将准备好的材料退回去。 .9> er  
YL&$cT]1  
黄克诚家里的暖气，是由烧煤取暖，热量不足。就是年轻人冬天坐在屋里还冻得直跺脚，更何况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后勤部门打算对暖气进行改装，换成由热力管道供暖，需要花3万元。大家知道黄克诚不会同意，便想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更换管道。可是管道地面刚挖开一半，黄克诚就回来了。他了解情况后死活不同意改造，并用拐杖猛戳地面说：“三万元钱？！你们怎么能因为我这么大手大脚？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把钱用到更紧要的地方去！我这里能烧煤取暖已经不错了，赶快停工！” it\{#rb=4  
bvn?wK  
直到黄克诚去世，他所住的房子也未大修。 E$/`7p8)  
!,Wd$UK  
1986年，黄克诚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开始拒绝治疗和用药。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不必为我浪费国家的钱财……”他还多次以马克思的女儿、女婿拉法格夫妇在晚年为不增加党的负担而自己结束生命为例，要求医生不要对他进行抢救。 7|T<dfQk  
=2bW"gs I  
301医院南楼临床部的医务人员沈友竹、吴卫平，在《忆黄克诚在病房的最后岁月》一文中深情地回忆： je.jui"  
(`4^|_gw  
对黄老的饮食起居及治疗用药、护理，我们都是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的。但是我们在履行职责中，却常常“遇到阻力”，原因是黄老对自己的疾病很不在乎。他老人家非常羡慕那种“猝死”，他认为那样第一自己可以少受罪，第二可以为国家节约医药费用。他常对我们说：“都80多岁的人了，又双目失明，不能为党工作了，死了又有什么遗憾？按全国男子平均寿命算，我已经是多占了，够本了。”在黄老身边工作过多年的我们，从未听到他抱怨什么。 -:m;ePK  
4QK([q  
不论是战争年代因为敢进忠言而降职，还是从1959年开始的众所周知的被贬和下冤狱，他老人家从不提起。听到的只是多年未为党工作而产生的遗憾。在病房常听到他对前来探望的老部下说：共产党人对名誉、地位、待遇要淡薄。他深情地说：“我今天受到党组织如此的待遇，心里很不安。” JiP]FJ;  
6}IOUWLB@  
黄老经常对我们部领导说：“我的病情你们是了解的，想根治是没有可能了。希望你们不要给我再用贵重药品了，将贵重药品用在别的病人身上吧！” 8iD_md_[  
kj
N9(&D  
1986年12月28日，84岁的黄克诚大将那颗历尽磨难、饱受创伤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李聚奎生于湖南涟源一个下中农家庭，从小务农。他曾读过一年多私塾，后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平等，他的心里充满困惑。1926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他开始听到有关革命的新鲜事，心里充满希望。当北伐军路过家乡时，22岁的李聚奎和同乡的4个伙伴，背着家里投奔了北伐军。为防止家人到部队找自己，他改名为李聚奎，走出了把握自己命运的第一步。 K8{j oh  
IoJkM-^H&)  
在北伐军中，他接触到了彭德怀、黄纯一等共产党员，很快接受了进步的思想。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1928年7月，他毅然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并在8月初与敌人激战时，火线入党，成为部队起义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Y6{89y  
W<yh{u&,  
起义胜利后，彭德怀、滕代远等决定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会师。当时军情紧迫，周围都是敌人，天天行军打仗，最多的一天打了8次仗。有不少人牺牲了，也有人因忍受不了艰苦条件，坚持不住而逃跑回家。更有甚者，拉着部分部队投敌叛变。起义部队原来有2500多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只剩下500多人。在此期间，部队转移到一个叫白沙的地方，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预谋叛变投敌的大队长雷振辉突然冲上来，伸手就夺彭德怀警卫员薛洪全手中的驳壳枪，企图射杀彭德怀。事发突然，人们都愣住了，彭德怀也没有躲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聚奎猛地向雷振辉扑去，雷振辉被狠狠地摔在地上。另一个大队长黄云桥反应过来，从侧面给了雷振辉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TF|GGYi  
)rz
4IfE  
后来，了解当年这件事情的老战友夸奖李聚奎反应快，从枪口下救回了彭大将军，李聚奎总是笑笑，从不多说什么。李聚奎跟同志们讲，为革命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比起牺牲的战友，自己是幸存者，还有什么好宣扬的。 {LJwW*?  
9+9}^B5@A  
李聚奎的女儿李卫雨，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l},*^Sn<5  
Q <^'v>~n  
父亲一生都是非常低调的，他从来不宣传自己，也不让别人宣传他。有一次，一位《解放军报》的记者来到家里对他说：“您是我军一位功高的老将军，我想了解一些您过去的战斗、工作情况，在军报上发表，好吗？”父亲回答道：“所有的功绩都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我只不过是一个幸存下来的老战士，个人功绩最好不提。”记者不死心，又问：“红军长征时，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您是红1师师长，是您亲自在江边指挥红1团打的一场漂亮仗，可是所有宣传材料上都没有提您的名字。您能给我讲讲当时的战斗情况吗？”父亲回答得更干脆：“那场战争体现的是革命军队的精神，很多年后，所有的名字都会淡化，只有那种豪气和勇敢，能够永远流传下去！”他不愿照相，免得别人拿来宣传他；他不愿给别人题词，实在无法推辞时，落款常是“老战士李聚奎”。 b.h~QyI/W  
kX\t0'=]  
李聚奎之子李生雨，在文中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 J7emoD[  
O~9 %!LAu  
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先烈，我原来认为这只不过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一句勉励之词，从来没深入想过他为什么老跟我们提起先烈。我是通过对红军西路军那段历史的了解，才真正感受到，在父亲内心深处怀有一个缠绕很紧的结，这就是“幸存者”情结。父亲是红军西路军将领中可数的幸存者之一，但他很少给我们讲西路军的事。 6YrkS;_HS  
.Q?cNSWU  
有一次在聊天中无意说到了西路军，他不吭声了，我突然发现他沉着个脸，眼圈发红，眼睛里含着泪水。我一下紧张起来，怕他犯病，赶紧走到他身边问：“爸，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他冲我摆摆手说：“你不要讲了，我心痛。”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这才知道，是我讲西路军让他老人家伤心了。 5)V J  
<X j:c2@  
我从此理解了父亲作为“幸存者”的那种沉重而复杂的情感——在荣誉和待遇面前他总会感到歉疚和不安，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他总是那么刚毅和坚定。“幸存者”三个字，是父亲对自己的基本定位，是对先烈的感恩，是对自己的诫勉，更是对责任的担当。 WDY,?  
(p68Qe%OuG  
在整理李聚奎遗物的时候，子女们发现了他日常记事用的一个小本子，其中一页上有三句话，是在1984年12月31日写的，这一天正是他80岁的生日。显然，这是李聚奎在自己80岁生日的时候默默写下的内心独白。这短短的三句话不仅是李聚奎将军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更是给后代留下的无价之宝： Lh"Je-x<<  
oj$D3  
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 /`D]m?  
u q:>
g  
~(
{aj|Y  
&B#HgWud  
`BMg\2Ud*
 

w@X<</`  
                        杨至成的6封家书 ]X Jpy-U  
jr*A1y*  
杨至成是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唯一的侗族上将，1903年11月30日生于贵州省三穗县。1967年2月3日，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杨至成因被批斗而引发心脏病逝世。杨至成一生戎马，身经百战，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从事军事后勤领导工作，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创始人，被誉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之父”。 '%V ;oJ"  
zkI\ji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馆藏了杨至成将军的6封家书。这6封家书虽尘封半个世纪，记述的也只是一些家庭小事，但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杨至成大公无私、清正廉明、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以及他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眷恋亲情的真实情感。 Jm\'
=#U#  
0^]E-Zf  
信件基本情况是：2012年7月下旬，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展陈调整进入紧张的布展阶段，保管部同志在整理文物过程中，发现珍藏有杨至成将军写给其侄子杨应林的6封信（其中一封是写给三穗县委的），时间是1964年，十分珍贵。1964年正是杨至成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副院长期间，三年后杨至成去世，信中所述内容可以说是其晚年家庭日常生活的缩影。杨至成的这6封家书分别为1964年1月4日、2月1日、2月6日、6月7日、10月6日和10月21日所写（以下依信件所写时间先后分别将上述6封信简称为信一、信二……信六）。所有信件系杨至成用毛笔亲笔书写，收信地址均为“贵州三穗县人委”；除信三是写给县委负责人外，其余收信人均为“杨应林”（其中信二为“杨科长应麟启”；信三另有“如本人外出，请交赵瑞芬老人”字样）；寄信地址为“北京九八一信箱”。除信五、信六的信笺纸没有函头外，其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三六部队公用笺”或“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公用笺”。6封信由物主杨应林本人捐赠于三穗县滚马乡，征集人杨精林（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原副馆长），信件于2001年8月2日入藏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收藏号为1804。  ,L\OhT  
7&:gvhw  
信件基本内容是： JE9|;A  
el.;T*Wn  
信一是杨至成收到从未谋面的侄子杨应林第一封信后的首封回信。信中杨至成对意外收到家书十分高兴，告诉侄子杨应林自己有四子二女，除最小的在家外，其余均在上学。信中透露1963年4月杨至成曾到过贵阳，原本打算携家人一起回家乡看看，惜因心脏病发作未能如愿，留下终生遗憾。信中杨至成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三穗家乡是好地方，有美丽的山，有清明的水，这是我常回忆不忘的。你把它详详细细地写上情况并家族中的情况告诉我。”此外，还在信中要侄子杨应林寻找一位政治可靠、没有家庭生活拖累的女保姆到北京为其操持家务，并表示可支付每月35元至41元工资。在信笺天头空白处，杨至成还要其代问候赵婶娘，并请县委照顾她。同时询问侄子杨应林多大年纪，有几个兄弟、孩子。 B~lrd#qC  
_,NL;66=[  
信二是杨至成收到杨应林回信后回复的信件。他对家乡解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十分高兴，并勉励侄子努力学习和工作，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十年来，变化很大，正如秋风扫落叶，把旧社会一切腐臭的东西扫得一干二净，新的繁荣正在成长，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势，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和工作，担负新社会建设的接班人。这是我对你们唯一要求。”同时，对县公安局推荐女保姆石玉珍的材料表示认可。信中叮嘱侄子杨应林记住他在北京的住址，陪同保姆从三穗坐车到长沙，再从长沙坐火车到北京。信中他特别要求侄子杨应林自带3个月粮票以及衣被等。如无路费可向他人借，以后再还。最后，杨至成还特别提到顺便捎带家乡榨辣椒、腌酸菜等特产让他解馋。 W*u Yb|0  
9X@y*;w<t  
信三是杨至成写给三穗县委的，主要是代为侄子杨应林请假，让其带保姆石玉珍到北京顺便探亲。 zbx,qctYo$  
]Tf.KUm  
信四是批评侄子杨应林以及县公安局推荐的保姆石玉珍办事不称职，指出保姆石玉珍做事偷懒、不勤勉，“她的生活完全不是农村人的行为。这样也不能做那样也不能吃。吵吵闹闹，弄得我在疗养中很不愉快”。家里养的鸡兔也不管，兔子丢了，鸡被野猫吃了。走的时候还私拿家里东西，“虽然是小事，可见这个人的私心也有些厉害了”。信中杨至成除批评侄子“以后对于帮人做的事情一定做好，免得给人添加麻烦”，还特别叮嘱侄子在三穗遇到石玉珍本人要告诫她注意保密，“不要她随便乱说，弄得影响不好”。 mDvZ1aj  
KZ`d3ad  
信五是专门为查实情而写的。信中透露赵婶娘来信说有人以杨至成名义派管理员到过她家，并说放有100元钱在县人委等语。因并无此事，杨至成担心有人冒用其名“做不好的事”，要杨应林至县人委核实清楚情况后，即回信给他。 {_ww1'|A  
EHcqj;@m  
信六是杨至成要杨应林劝说赵婶娘搬出县委，不要让县委长期照顾以免影响不好。值得注意的是，信末有“木界情况来信告知”。 ]$4k+)6  
%K;,qS'N_  
杨至成19岁背井离乡，走上革命道路后，跟随革命队伍转战南北，军令重任在身，身不由己，即便是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过黔东南，也没有机会回家乡看看。1963年4月他原本打算回三穗一趟，未曾料到突发心脏病，只得取消行程，空留遗憾。直到去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他一生戎马倥偬，多次负伤，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以致不得不到苏联治病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又不得不长期离岗疗养。 j?+FS`a!  
r=s,Ath  
1964年当时国家经济条件并不好，即便是开国上将之家，生活也很困难，甚至靠养鸡兔以贴补家庭日常生活，跟普通百姓家没有什么区别。杨至成对侄子杨应林及其他亲戚要求非常严格，信一、信二中他要求侄子要好好工作学习，做新社会建设接班人，杨家子子孙孙都应为革命作出贡献，这是分内的事，“更要鼓足干劲踏步前进赶上时代不落在后面，是所至嘱”，“这是我对你们唯一要求”。 oA"t`,3  
st|$Fu  
杨至成没有利用上将职权要求县委、县政府为侄子杨应林谋私利。联系上杨至成之前，杨应林已是县人事科科长，后来到桐林区公所（今桐林镇）当副区长。此后长期在县知青办当副主任，退休时仅是县老干部局局长职务。包括杨应林在内，家里的其他亲戚从没有沾过杨至成的光，没有得到过任何好处。其叔母赵瑞芬是杨至成最牵挂的一个亲人。因为她孤寡一人，无田无地，生活没有着落，又年事已高，故杨至成不得不写信让县委照顾一下。没有想到搬进县委不久，因为政治运动清查阶级成分，杨至成尊重县委意见，让赵婶娘搬出县委大院回木界老家居住，但又担心老人伤心难过，故在信六中特别要求杨应林，“对于赵婶娘要好好地做工作，不要发生意外，注意注意”。 [}9R9G>"  
u\ytiGO*  
这几封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党我军这样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大公无私、清正廉明、严于律己的高贵品质，而这些正是杨至成将军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_|wgw^.LJ]  
3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