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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美：割草
割草
刘玉美
割草，恐怕是每个农村男孩子都干过的活，而且也是干的最多的活。
那是一个靠工分才能吃饭的年代。“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俺家七口人，只有父母俩人能挣工分，所以年年都是“缺粮户”。虽然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可以吃到队里的最低标准口粮，但是家里人多粮少，那挨饿的日子还是免不了。安排一天三顿的糊口饭就成了父母最愁心的事儿。
母亲虽说上了些年纪，但心里还总是好强。为了多挣一些工分，她不惜自己的身体，没日没夜地劳作，经常参与男劳力或年轻姑娘们干的农活。但是，她毕竟干起活来赶不上人家的趟儿，有时跑腾得腿疼脚肿。每天收工回来，我会看见她解掉裹腿和袜子，需要用热水泡好一会儿脚才能勉强睡觉。
记得那一年的春天，队里往田里送粪。那时，架子车还很少，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那几辆最原始的牛车。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拉车不用牛却让社员们来拉，人干了“当牛做马”的差事。一辆牛车一般需要十几个棒劳力，两个人架辕，其余的人分列两边用绳子拉着车栏。
按队长吩咐，半劳力装车棒劳力拉车。不巧，有一辆车上人手不够，队长说：
“装车的人再去三个拉车。”
然而，一时间也没人应声。
“要不，我去吧。”母亲停下装车，给队长说。
“婶儿，你还是装车吧，你去跟不上他们的趟儿。”队长好心地劝母亲。
“不碍事，拉车不是能多挣几分嘛。”母亲不以为然地笑着说。
听母亲这样一说，队长也没有再说什么。就这样，母亲找了根绳子绑上了车栏。
由于拉车的都是棒劳力和年起人，车行在路上的时候并不需要多大劲儿，于是大家就发疯似地跑车，以争取多拉几趟，多记些工分。可一到地里，满满的一车刚从粪坑里挖出来的土粪，往往将车轮压得陷进土里好深，还要把粪送到地那头，足足有二里多远，那真是累人的死力活。
重车送粪时，母亲坚持着还稍微跟得上那些年轻人，但是空车回来时就不行了。为了照顾母亲架辕人说：
“婶儿，你坐车上歇歇脚吧，少跑会儿。”
每趟一去一回要跑六七里的路，就这样半晌活过去了，劳力们还有点气喘吁吁的，何况我母亲——一个“小脚女人”呢？她感觉腿肚筋跑得“嚯嚯”直跳，脚掌心也疼起来。
又一趟粪车装好，母亲二话没说又拉车出发了。
谁知道车刚到西场那边，他们又开始竞赛起来，两辆车并行抢道。路窄车宽，把拉车的人们挤到了路外边。这一来，脚下坑洼不平的，母亲的小脚真挺受不住，一不小心踩在一块大坷垃上崴了脚，哎呀一声摔倒了，刚好又有几根拉车的绳子缠在腿上，架辕的一看，赶紧喊：
“停住！停住！停住车！”
停着，停着，母亲被拖出了好几步远。
当大家解掉缠在母亲腿上的绳子把她扶起来时候，腿脚疼得已走不成路了，只好由两个劳力把她背了回家。
爹爹听说后，也从地里赶了回来。看了看母亲的伤，脚面脚脖有点发肿，小腿也被绳子揦了两道痕。他轻轻抚动一下受伤的地方，问：
“骨头有事没有？”
“没有，就是崴了脚脖，没啥大事儿。”母亲忍着回答。
我在一旁看着浑身沾满尘土、两眼噙泪的母亲，既心疼又难过，对爹爹说：
“我去卫生所让他们来看看。”
“去吧。”
等卫生员来家看了之后，说：
“没有啥大事，抹点药消消肿，再吃几天消炎药歇一段时间就好了。”
临走，卫生员留了一些外用药和内服的药。
那些日子里，看着躺在床上的母亲，我天天愁眉苦脸，除了干活就守在母亲身边。一次，我对她说：
“母，以后别再和他们争活了，身体累坏了可怎么办？”
“好。”
母亲看我不开心的样子，反而找话开导我：
“日子再苦，也就这几年，熬过去就好了。等你们都长大能挣工分了，家就不会再缺粮了。”
大约十多天过去了。母亲的伤才慢慢好完。
之后，就是这件事儿时时在刺痛着我。每想起母亲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来养育我们而与那些男人一起拉粪车的事情，我在家里就不敢再有丝毫的偷懒。
下学之后，我就和队里的五六个大孩子们一起天天给生产队割牛草。每次割草时我总是贪强，只嫌割得少，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好给家里多挣点工分。
一开始割草，我就背一个大篮子——我们叫“箩头”。那几个伙伴都是个大劲足，一箩头能装百十斤，背起来就走；而我身小力单，只能勉强背起六七十斤重的草。有时跪在地上，刚刚把篮子背起来，谁知篮子一翻个儿，绳系儿扯断了，草也散落一地。这样反复几次，绳系儿越断越短，最后背也背不成，心里懊恼极了。六七十斤重的草篮子，压在脊背上，走五六里路，只好走一会儿，找个有石头或高土堆的地方靠着篮子歇一会儿。一天下来，那箩头系儿把脊梁骨艮得生疼生疼的，直不起腰身来。幸运时，会遇到收工的大把式（牛饲养员），伯伯叔叔会让我把草篮子放在拖车上弄回牛屋。
母亲看我疲累的样子，会对我说：
“背不动，就少割点儿，队里又没有给你定任务。”
“就这，我的工分总是比他们少好多。”我说。
“挣不完的工分，慢慢来。”母亲找话宽慰我，“你不是体力小嘛。”
七月，一个大伏天。刚吃过早饭，就热得人们个个从上到下地淌汗。
我在院子里磨镰刀，听得门外的人们在说话：
“今儿这天，大清早起来就这么热。”
“中伏头上，咋不热哩。”
“焖热焖热，我看要下雨。”
“下点儿，才好哩。”
“……”
我一边磨着镰刀，一边琢磨着：“今天去哪儿割草呢？”
“美，天太热，今儿不去割草吧。”正在刷着锅碗的母亲对我说。
“不碍事，这几天多挣点儿咱这月的工分就够300分了。”我一边磨镰，一边应着母亲的话。
前几天，队里公布了上半月的工分，昨天晚上我又核算了一下家里的工分本，今天是29号，如果这三天再挣20分这月就够300分了，到了下一月分瓜分菜时就能多分好多呢。“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在靠工分吃饭的年代，这道理是实实在在的。
“那早些下地，早些回来，别沤到晌午头。”母亲在一旁交待我。
“嗯。知道了。”
磨好镰刀，我带了绳子，独自一人下地了。
离家五六里的西北地，有一大片秫秫（高粱）地，足有二十多亩，那里经常是割草的好地方。
一到地方，我就钻进秫秫棵里。七月的秫秫已经快成熟了，棵子长得有二米多高，沉甸甸的穗子压弯着。大概这块地少锄了两遍，里面的抓地龙（野草的名字）好深，仿佛要和秫秫竞争着生长似的。我割一会儿，收一会儿草堆，然后再割。就这样反复地在秫秫棵里来回跑腾着。
半晌的时候，天热得更厉害，日头撒起劲儿来，把大地炙烤得热烘烘的。不时的听到，那些从地头路过的光脚丫的汉子们嚷起来：
“今儿，土窝里走着可真烫脚呀！”
秫秫棵里焖得要死，我也不知道浑身流了多少汗，反正布衫和裤头全都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透不了一点气。更难忍的是渴得要命。跑地北头沟里喝点水吧，地程儿太长，在秫秫棵里剌來剌去也耽误时间，不如割够捆儿早点回去——我独自盘算着。
半晌过后，我觉得草割得不少了，就开始打捆准备回家。因为草深，打好的草捆立起来比我的个子要高好多，我又把草捆两边拧出两个草辫做抓手，把镰刀插进草捆里。先蹲下身子，让脊背贴着草捆弯下腰，让草捆斜压在后背上，而后咬着牙奋力地站起来，但是由于草捆太重，重心又偏下，怎么也背不起来。没把草捆背起来，草捆反而把我压在了下面翻不了身。这样反复试了几次都无济于事。
“扔掉点吧？”实在不忍心。
想找个人帮我递起来，四下看看田里，没有一个人影儿。
“七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这时，西北的天空突然起了乌云。不一会儿，那乌云便大片大片地卷来，雷声也隐隐约约地在天边滚动着，看来快要下雨了。这下子，我心里可毛了。
怎么办？不能再耽搁了。没办法，我只好把草拽掉了一部分，又重新捆紧，把草捆拖到附近的沟沿处，我下到土沟的半坡，弯下腰让草捆斜压在后背上，使重心与身体的接触点高一点，然后才奋力地站了起来。但是，沟坡是爬不上去了，我只好顺着沟坡走出去，好歹那沟里也没有水。
我还没有背过这么重的东西。走了二三里路，就觉得背上越来越重，压得直不起腰来；汗水也湿透了脊背，被秫秫叶剌痕的地方被汗水一浸，隐隐作疼，难受极了。有时，想歇一会儿吧，还怕草捆一放下再背不起来了；想到能多挣几分工分，我咬着牙顽强地支撑着。
乌云压上了头顶，雷声轰隆得越来越近。西北风裹着密密的雨滴打了下来。好不容易才走到了林场东边的红石桥上。腰累得实在受不了，就把草捆放在桥墩的石头上，直起腰身喘喘气，用小布衫擦了擦顺脖子的汗。
这时，突然一声炸雷，一道闪电，哗哗地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路上更泥泞了。我不敢再歇息，干脆把鞋子脱下塞在草捆里，连忙背起来赶路。风夹着雨，脚下泥泞滑溜，十分难走；没小心一个趔趄几乎摔倒，同时感觉脚也被什么东西划破了，隐隐作疼。但是，我也顾不得这些，还是咬着牙顽强地支撑着。
“离西场还有二里多路，不行先把草放在场棚子里，等住雨后再弄回家。”我心里盘算着。
“帐子雨”越下越大，四野迷蒙，没有一个人影儿，只有哗哗的雨声和路边沟里流水的声音。草淋了雨，背上显得更加沉重了；我浑身浇透了雨，感觉十分的乏力，走一段停下来，勉强直起腰身看看走到哪儿了，觉得这二里多路好远好远哪。
“美，咋不早些回来？”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吃力地直起腰身一看，是爹爹来接我了。他戴了一个雨淋子（用竹子和苇叶编制的雨具），下半身也被雨水打湿了。
“回来走到林场哪儿才下大了。”我这才放下草捆，对爹爹说。
“戴上雨淋子吧，我把草先放到场里等住雨了再说。”爹对我说。
说着，爹爹背起草捆，和我一起来到西场的棚子里避雨。
半个小时后，雨小多了。爹爹这才帮我把草弄到牛屋，交给了饲养员。
回到家里，我换了件干衣服，又打来一盆清水洗了洗脚，看看脚掌上划伤的口子有四五厘米长，幸好还不算太深，养了几天也就痊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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