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充分发挥法治保民生、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功能，营造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意见》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市场主体、产权保护、公平交易、市场秩序、民生保障、服务开放、高效解纷等七个方面，提出了三十一条意见。本期思与辨就该问题进行讨论。
■ 主持人：赵 鑫
■ 嘉 宾：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 兵（南开大学法学院司法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回应平等保护民营企业权益的现实需要
主持人：在举措方面，《意见》首先提出要完善市场主体司法保护机制，明确要求废除按照所有制类型区分市场主体和对民营企业不平等保护的司法裁判规则。如何理解这一举措？其意义何在？
李长安：公平公正是司法的核心要素。市场主体的司法裁判能否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关系到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建设。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所有权的不同而出现不同判决结果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对民营经济的不公平判决，这不但会损害民营经济的实际利益，还容易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现象。因此，此次明确要求废除按照所有制类型区分市场主体和对民营企业不平等保护的司法裁判规则，不但有助于杜绝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能够起到保护民营经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作用。
匡贤明：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以法治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稳定市场主体的制度预期，对于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意见》提出要完善市场主体司法保护机制，明确提出要求废除按照所有制类型区分市场主体和对民营企业不平等保护的司法裁判规则。其意义在于，宏观制度层面上，完善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司法体系，加速与国际规则的对接；中观层面上，有利于稳定非公经济的制度预期，进而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微观层面上，微观主体在申请司法裁判时，可以引用明确的条文保障自身权益。
陈兵：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司法保障民营企业的平等地位，是激发民营企业竞争活力，为民营企业营造平等、透明、法治、公平竞争环境的最后一道防线。废除按照所有制类型区分市场主体和对民营企业不平等保护的司法裁判规则，既是回应平等保护民营企业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激发市场活力、缓解疫情对经济冲击、促进消费的关键举措。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司法“保护墙”
主持人：《意见》主要关注市场主体、产权保护、公平交易、市场秩序、民生保障、服务开放、高效解纷七个方面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七个方面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问题众多，此次《意见》主要关注这七个方面，是出于哪些考虑？
匡贤明：这几个方面是市场经济体系核心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涉及我国在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以涉外司法保障为例，《意见》提出，健全涉外司法保障机制，推动建设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其中明确要求加强涉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司法保障。目前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已经列入立法议程，这是我国对标全球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一个重大探索。除此之外，现在各方高度关注自由贸易港的仲裁体系建设，如果在这方面能有重大突破，将对市场主体、产权保护、公平交易、市场秩序、民生保障、服务开放、高效解纷等方面都带来积极影响。
陈兵：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但疫情所带来的次生灾害，即对市场经济基础包括社会生产结构以及人们心理的破坏可能超过原生灾害，如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下降、投资信心不足、社会资源闲置等，所有这些都可能造成经济发展的长期不振。《意见》主要关注这七个方面，主要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目标，以保障民生为根本，以改善营商环境为途径，稳定市场预期，树立企业信心，力图妥善应对疫情防控原生灾害和次生灾害的挑战。
李长安：司法公平公正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司法公正涉及到的最主要部分就包括上述七个方面，而这七个方面又构成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司法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强调对上述七个方面的司法公正和司法保护，等于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了一道司法的“保护墙”，是法制建设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的具体体现。此外，此次《意见》关注的这七个方面，也是现阶段司法保障不充分或司法不公最容易发生的领域，出台这七个方面的具体举措，有助于补齐短板，堵塞漏洞，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司法保护机制。
强化了对新经济新业态新型权益的保护
主持人：《意见》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
陈兵：《意见》强调，加强对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首先对数字货币属于新型权益保护的范围予以肯定，这有利于改变以往司法实践中对于数字货币保护不明、标准不一的模糊状态，对于促进数字货币权益保护有重要意义。其次，《意见》强调虚拟财产保护，扩大了财产保护范围，回应了现实需要。最后肯定了数据的发展趋势和存在价值。疫情影响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线上业务的普及使数据应用，不论是在质上还是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跃迁。数据价值的提升使得数据权益保护面临更大的挑战与不确定性。此次《意见》强调数据权益保护，不仅能给予司法实践中数据权益纠纷的解决以价值指引，还能有助于提升数据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利用价值。
李长安：此次《意见》除了对民营经济的司法保护外，对国有经济的司法保护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意见》提出，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权责不清、约束不够、缺乏制衡、活力不足等问题，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服务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推动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市场主体救治退出机制、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的司法保障意见。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要求进一步明晰国有产权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依法妥善审理因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法定代表人违规担保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依法追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的法律责任，促进国有企业健全完善内部监督制度和内控机制。如此，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得到更好完善，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也将更加有力。
匡贤明：第一，在市场退出方面，提出了健全市场主体司法救治退出机制的任务，有利于加快“僵尸企业”的市场出清。第二，在农村集体产权方面，随着农村集体清产核资的基本结束，庞大的农村集体资产进入市场后也面临如何有效保护的挑战。《意见》服务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出了加强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司法保障的重大任务，有利于依法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第三，对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纠纷，《意见》提出要注意把握互联网交易合同订立的特殊规则，依法认定互联网交易中电子合同、预约合同、格式合同的成立生效要件。同时，对于新经济与民生结合的新业态，《意见》要求加大对“互联网+”领域涉及的产品质量、旅游消费、教育培训、通讯服务等消费纠纷案件的审判力度。这对我国新经济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