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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朱辉《求阴影面积》:胡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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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20-08-11  

朱辉《求阴影面积》:胡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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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Um,ku  
据说给小说主人公起名字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红楼梦》里的男男女女,也有人会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孔乙己,晚近的如《废都》里的庄之蝶等等,都为作品的艺术效果增色不少。在小说《求阴影面积》里,作者朱辉给主人公取名为“杜若”,不知是否刻意为之,却难免让人浮想联翩:但凡读过《楚辞》的读者都知道,屈原惯以“香草”来象征高洁之士和他们内心的高贵品质,而“杜若”正是其诗中反复出现的香草意象之一。无论是《湘君》里的“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还是《湘夫人》里的“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更不必说《山鬼》中最著名的那句“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杜若”总是和完美的“君子”形象一同出现,寄托着古人最为淳朴的美好心愿;而在南朝诗人沈约的心目中,“杜若”更是与逸居山林、不肯取媚于世俗的隐士们联系在一起,被盛赞为“生在穷绝地,岂与世相亲”,因此足以“芳幽人”(《咏杜若》)。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强大基因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中,被命名为“杜若”的那个小说主人公,也许天生就背负着作家非同寻常的人格理想,抑或是无比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h|w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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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阴影面积》里,主人公杜若呈现给读者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颇具隐逸之风的样貌——用其自我评价来说,就是“身为男人,他目标不明确,意志欠坚定,随遇而安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四字,说起来简单,想要做到却难上加难。孟子曾说,“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朱熹将这段话阐释为“言圣人之心,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所性分定故也。”也就是说,倘若一个人能做到“随遇而安”,那么他差不多就是“圣人”了。作为一个“搞社科的”大学老师,杜若想必晓得这四个字的由来和分量。可是,他在作出这个评语时“心中颇为自得,觉得既中肯又亲切,恨不得写到年终小结上”,却只是因为自己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而且“并没有为挣钱花费太多的心思”,这显然是对“随遇而安”的一种犬儒式的曲解,一种试图与时下那些“钻墙打洞地刻意挣钱”的中产阶级划清界限的自我美化。“性格”加“时势”使然,杜若有了钱,而且还“比较多”,足够他在汽车普及率远未达到百分之三十的时候拿出十几万来买一辆私家车,足够作为支撑他一再炒房的资本。在他看来,能够在达到这一切成就的同时仍然保持“不喜争斗、好说话”的性格,以及“按自己的兴趣生活”的态度不变,就是他胜过一般“成功人士”之处——一方面享受着富足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又占据了精神生活的高度,鱼与熊掌兼得,比起那些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之徒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K%j&/T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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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杜若真的是一个像他的名字所寓意的那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散淡高洁之士吗?他常说的那句话、以及常回忆的那段与邮票有关的往事出卖了他。“要不是那把火,我现在至少一百万”,进而发展为“五百万”“八百万”,不断上涨的数字,还有“一伸一伸好似划拳”的手势,都使他内心深处那份对财富的饥渴昭然若揭,并且伴随着一种“先前(有可能)比你阔得多”的怅惘之情。比起失去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的阿Q来,杜若显然要幸运得多,尽管一把大火烧掉了价值数百万的庚申年猴票,他随身携带的那一点劫后余生的幸存品却足以在他“猜拳一样地追忆当年的损失”的同时成为炒房事业的“第一桶金”。所谓“猜拳”,并非只是宴席上酒徒间助兴的手段或童年时代幼稚的嬉闹,而是一种不无勾心斗角意味的策略游戏,其中蕴涵着人与人之间最原始、残酷的算计。《空城计》里诸葛亮悠悠唱出“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但这“散淡”仅仅是自称而已,事实是,在卧龙岗上他既算计着天下也算计着自己的前途,“三顾茅庐”就是他和刘备之间一场精彩绝伦的“猜拳”。这种“算计”或“计算”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孟子评价舜时所说的“若将终身”“若固有之”固然是对这种天性的超越,但只有极少数“圣人”才能做到。而当这种天性发展到现代都市生活阶段,便高度呈现出齐美尔(Georg Simmel)在《货币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ney)中所说的“可计算性”特征:货币经济主宰的社会将所有事情都量化、化约成一系列因果联系,只能用知性来理解而无法用情感来把握。因此,我们在《求阴影面积》中看到杜若和他的老婆围绕着“车子”所进行的一系列计算:堵车导致开车比步行还慢;步行消耗脂肪而开车消耗汽油和停车费;开车回老婆娘家过年可以赚足面子,“比小车的表面积要大得多”……而随着杜若有了“外室”(“住在郊区的朋友”)又开车撞了老头、小舅子觊觎这辆肇事车计划用它拉客、“外室”发现自己怀孕,“因”不断产生“果”,“果”又立即成为新的“因”,一个似乎永无止境的因果链条在杜若的生活中绵延,计算的范围也由此不断扩大,最终必将溢出人的计算能力而堕入万劫不复的混乱境地。 -kj< 1~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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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代都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高度的“可计算性”,被朱辉凝练地归结到了小说的题目中。“求阴影面积”,本是一道几何计算题,但与阳光下的汽车影子不同,当它指的是“心理阴影”的面积,便永远得不出确切的答案。时间、油耗、房价甚至和“小三”分手的费用都可以用冰冷的数字予以明确的量化,而一旦涉及心灵,它的无边法力便瞬间失效。因此,现代社会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尽量与心灵撇清关系,力争与心灵无涉而达到“无情”,这势必会导致出现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中所反复强调的“厌倦态度”(blasé attitude,或译“腻烦态度”)、“冷漠”以及“矜持”(reserve)的心理状态。非常尴尬的是,无论“厌倦”“冷漠”还是“矜持”,往往都会以一种散淡高洁、“随遇而安”的迷惑性面目示人,所谓“惆怅而独悲”,其实不过是“心为形役”的一种掩饰而已。恰如《求阴影面积》里对杜若和他那个“郊区的朋友”之间关系的辛辣揶揄——“他身边的许多朋友都有这样一个女朋友,他也不能免俗。……他们就这样保持着关系。”“不能免俗”四字,正是中产阶级的虚伪所在。在欲望的海洋里,他们已经偏离航向太久、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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