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近些年来,“打工文学”给人一种销声匿迹的感觉,对此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打工文学”是社会变革和文学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终究会消失;另一种认为,“打工文学”的概念在延伸,它的内涵和外延在扩大,只是“打工”这个专指的概念含义被淡化了。 itc\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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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冬妩:“打工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与文学自身的原因,对它的发生、发展、提升乃至演变都应该有更多的辨析。“打工文学”不仅是文学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不仅包含作家的自我意识觉醒,也包含某种社会意识的形成和扩展。“打工文学”有其产生的根据、特征与种种不同的精神向度,它对于生活经验的表述暴露出多方面的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打工文学”与当年涌现的知青文学一样,是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随着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制度设置而出现,并相应变化历史建构,其本身就是中国经验的一个复杂表述。 YZtd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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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关乎几亿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它既与城乡中国的社会变迁相关,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密切关联。相对于乡土中国前所未有的各种外在生存矛盾和内在精神变迁,“打工文学”对它的呈现只是冰山一角。面对当下复杂的城乡经验,“打工文学”对后乡土中国的书写,也许只是一个开始。“打工文学”有着继续生成的可能性。中国还会有更多优秀的“打工文学”作家诞生。 $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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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评价“打工文学”在广东文学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_}0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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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冬妩:在广东当代文学史中,“打工文学”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章节,对它的记录并不单薄。“打工文学”是当代最具冲击性和辨识性的一种粤派文学类型,它的发生与发展,无疑是广东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说过,广东省拿10次茅盾文学奖的意义,都比不上广东出了“打工文学”。广东“打工文学”的整体崛起,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最近几十年来,“打工文学”思潮之所以最早在广东形成,与广东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沿是相适应的。文学总是从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形式,文学的形式随社会和历史语境的不同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