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发展的较长顺境中,在不少共产党国家遭遇的种种曲折和挫折中,一些人开始感到,共产党国家这些历史进程中的坎坷,仿佛再次印证了西方这种貌似真理的话语霸权的“合理性”。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中国共产党自身改革建设所带来的巨大成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局面开始发生悄然变化,以至于西方战略学家开始调适他们对“中国威胁论”的解读。他们声称将来对西方国家来说,真正的“中国威胁论”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更多的可能是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价值观。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在《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建》一书中对西方国家一些政治学者提出忠告,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治理挑战,其特殊性和复杂程度已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与知识的范畴。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应对人口相当于2.6倍的欧洲这样一个巨型国家的有效治理挑战。西方政治学者不要自我膨胀,以为当前西方主流政治学有能力指导中国如何构建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一句话,再试图用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的概念、框架和逻辑来解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治理,已经显得越来越不合适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治理经验已经有足够的积淀和准备,促使中国政党理论研究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境界一样独辟蹊径,大胆实现“政党”这一元概念的突破与创新。然后以此为支点,探索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独特功能定位的使命型政党的内在规定性,阐释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命运一体的特征,廓清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从功能定位到组织体系、结构形式和活动方式的不同。最后从党与国家民族命运一体的本质特征出发,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并善于从这种良性互动中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学理框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说清楚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走过的苦难辉煌历程。 <`r>h
\Uq(Zga4)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因此,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肩负着拯救和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她代表的不是中国社会部分阶层的利益,而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她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与西方政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迥异,其承载的功能使命也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展开的组织架构和活动方式更是反差巨大。因此,一些人简单地用西方政党的功能逻辑标准来评判中国政党制度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必须把政党制度置于各自国家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场景中,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Ai3*QX
I,vJbvvl!
我们发现,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越来越大,随着一个个生动的中国故事的传播,随着一个个中国共产党发展治理成就的出现,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开始尝试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视野来研究和解读近现代中国。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迈斯纳评价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共产党人与其说是一批共产主义者,毋宁说他们首先是一批近代中国维新事业的继承者。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中共中央党校访问座谈时,就曾经对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同志感叹过,同样是共产党执政,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成效与苏联东欧共产党反差这么大。她发现中国共产党治理自己的国家是有一套独特的中国式的办法的,这套办法是应该被尊重的。默克尔总理年轻时期在东德工作生活过很长时间,后来又到西德工作生活,切身经历过东西德两种社会制度。有这样阅历的西方政要说出这样的感慨绝不是偶然的,她是有感而发。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她属于西方阵营,但能够感受到她对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敬重,因为中国共产党与她感受到的苏联东欧共产党不一样。因此,不能简单地拿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演变逻辑来认识和对待中国共产党。2017年11月,笔者带领中央党校学者代表团去美国访问期间惊喜地发现,美国著名大学(包括当时参加交流的斯坦福大学、乔治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著名智库(包括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亚洲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重点,有很多已经聚焦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要研究清楚当代中国,就必须研究清楚中国共产党;要研究清楚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按照西方的逻辑去解读,就必须研究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布鲁金斯基金会的几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提出,要研究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必须研究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党建,他们在发言中一直用汉语拼音强调“党建”。乔治城大学副校长提出,美国学者要加大与中国党建学者的交流。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对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来说,中国的党建研究是中国的独特学问,是能够说明中国共产党成功秘诀的学问,而不是模仿美国的学问。这些言论尽管不一定特别准确,但是至少表明,他们从一个侧面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不仅与西方政党不同,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很不同。而且他们认为,这些不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之处,而且更是其优势所在。换作我们的话说就是,这种独特优势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所结成的命运一体的特征。 c`w}|d]mC
~=l;=7 T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一体特征,不是自封的,不是一厢情愿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国家民主富强真实历史的写照。自世界政党政治以来,曾经在一个国家民族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党有不少,但大多数要么昙花一现,要么时过境迁。即便是对一个民族曾经起过决定性影响的党,比如苏联共产党,可以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同体共命很难成立。中国共产党不一样,在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最为独特的一个大党,其特殊的品格和精神铸就了党与中华民族命运一体的特征。从中国共产党孕育诞生一直到今天,中华民族的命运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只有党的建设取得成就,党才能够做到始终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学理逻辑必然是,首先在理论上廓清党要领导人民做什么事情,如何做好这些事情,以及要做好这些事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通过自身建设建成这样一个党。 m&&m,6``P
{_p_%;
我们常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不仅是历史的结论所在,也是历史的逻辑使然,更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说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国的事情,一件是党的事情。把中国的事情和中国党的事情在理论上阐释清楚很不容易,在实践中做成功更不容易,但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成功了。 B[?Ng}<g`
A$0fKko
首先,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完成了第一件事情,即近现代中国遇到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通过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事情?什么是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不同?与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与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有什么不同?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如何遵循这种规律把中国革命这件事情办成功?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什么中国要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办好中国的事情?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件事情办成功?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华民族独有的大智慧大气魄,成功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些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历史性课题,并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成功地回答和解决了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命运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为中国人民高度认同和拥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Pu$Tk|
;iL#7NG-R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做成功了第二件事情,即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第一件事情搞懂弄通以后,同时给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独特、复杂和艰难的课题。这些课题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同样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办好中国革命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政党?如此艰巨复杂的中国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既然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那么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才名正言顺,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怎么可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非常棘手但又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个理论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悖论,即中国共产党费尽千辛万苦探索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规律,但在理论上却失去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局,中国共产党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为了得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否定已探索的正确结果,即对中国革命性质坚持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判断,而否定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但这种不实事求是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做的。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使中国共产党不仅建设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同时建设成了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办法就是通过“重视从思想上建党”,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既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纯洁性特质,同时又具备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最广泛代表性的品格。通过党的建设实现了两个先锋队的统一,党就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也就是说,领导中国革命的资格不是看一个政党的名字,也不是看一个政党理论上名义上的阶级基础性质,而是看一个政党在革命实践中其阶层利益的代表性,是要看一个政党能否通过自己的领导行为和奋斗实践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支持,看一个政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水平和能力。破除名相,注重实践。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明智慧,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后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慧。这一智慧运用到了中国革命中,孕育出了伟大的实事求是党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理论能力和领导能力,印证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功,也证明了必须紧紧围绕中国革命进行党的建设,必须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建设良性互动中把握党的建设的内在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