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是古代文学研究界最受人敬仰的泰斗,虽然去世已经二十年,但他的著作从未离开过我的案头。最近张伯伟教授所编《程千帆古诗讲录》,又将先生的诸位入室弟子听先生在南大讲诗的课堂笔记整理面世,这无疑是对当今诗歌教学的一大贡献。拜读之后,令我最感惊奇的是,先生1942年所写的《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以及八十年代初所授三门诗选课,今天读来仍然新鲜,仿佛直接指向当下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蔽塞。 F5)`F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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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已经八十年了,尽管曾经历过赏析热、美学热等重视文学艺术的研究热潮,但研究界重资料考据轻文本词章的学风依然存在。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地下材料大量出现以及数据资料的普及等原因以外,词章研究本身少有重大进展恐怕是问题的关键。也正因如此,待懂词章的老辈逐渐离世之后,虽然一套套新理论层出不穷,但无论是刊物上的研究论文还是中文系的课堂教学,对词章的精彩讲析却愈益少见,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说:“今但以不能之知而言词章,故于紧要处全无理会。”(《程千帆古诗讲录》第3页)以至于许多古代文学硕士、博士们讲不清一首诗或一篇文章好在哪里,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所以我认为千帆先生的这本《古诗讲录》,不仅仅可以让许多无缘亲聆先生音旨的学者满足“讽味遗言”的渴求,更可以促使今人对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终极目标作一番深思。 )&6gj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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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帆先生在每门课开讲之前、讲述之中和最后一课,都要反复强调做人与治学的关系,核心在于教导学生做什么样的学者。1980年9月到1981年1月的《古诗讲录》第一讲标题就是“做人和为学”。1979年2月到1980年1月的《历代诗选》以及1979年9月到1980年1月的《唐宋诗讲录》的最后一课也专门讲“做人做学问的基本想法”。在做人方面,先生多次要求学生“做一个真实的人,不是圆滑的”(同上,第119页)。要“能明辨是非”,因为“民族处于交叉路口”,要“反对封建传统,破除迷信”。提出对于专业,“要把生命投进去,就能使社会更完善”(同上,第119页)。总而言之,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真诚的“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应该对社会和民族怀有责任感,能在任何环境中都坚守正义,把生命投入专业。联系先生的生平遭际和行迹,可以深深体会到这些话确是先生终身坚持践行的肺腑之言。 EQ%o oA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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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出于这种历尽劫波而依然执着的学术使命感,先生从做学问的根本目的着眼,指出“凡是学古代的、外国的东西,绝对不能忘记今天,要考虑到你的读者,心中有没有一个现代中国,是大不一样的”(同上,第174页)。意思是说,学习和研究古代,为的是现代中国的振兴,目的不仅仅是“给人以知识,用学问帮助人,最好的是引导人正确地去思想,启发他内心的觉悟”(同上,第174页),这就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的终极目标。 wA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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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一终极目标,先生对学者应有的勤奋和谦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勤奋就是要将专业“长期保持下去,变成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做人要谦虚,“这是一辈子的事情,需要长期的养成,在任何情况下,骄傲都不能成为资本,只有谦虚才能吸收更多的东西。谦虚就会实事求是,不会先有结论,后去找材料”(同上,第174页)。在先生心目中,勤奋和谦虚不仅是做人的标准,更是学术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Z*r#d$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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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能启发读者的思想来自作品文本,思想的内涵既包括作家的道德情怀,也包含艺术给人的审美感悟。因而先生非常重视作品的仔细阅读,并指示了不少读诗的门径。而想进入这些门径,则有两个前提:首先,要大量阅读作品,他认为“作品读的太少,就不会有两只知音的耳朵”(同上,第3页),因此“反反复复阅读诗,是最笨而又最聪明的办法”(同上,第275页)。其次,“分析作品一定要具体,不要抽象”(同上,第279页)。“一是面对作品把作品搞懂”,二是“诗歌要欣赏它,有时候要达到沉迷的程度”(同上,第251页)。 ,dC.|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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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目前的古典文学论文中,分析诗歌空洞抽象,隔靴搔痒,甚至不着边际的现象十分常见,所以先生多次强调具体分析的重要。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具体分析作品无非是传统的赏析,事实上将文学研究与作品赏析等同看待,至今仍是流行的偏见,这也是文学研究不受重视的原因之一。然而程先生的意思是将作品的具体分析视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只有从阅读作品出发,才能通过自己的研究加深对史、论及作品的理解。他的论文就都是在作品的具体分析中提炼出观点,因而能跳出前人理论的窠臼,在八九十年代的古典文学论坛上令人耳目一新。同样,先生的讲诗也立足于从具体的作品分析中发现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的问题。由于已有的诗学理论和史学知识远远比不上作品本身的丰富,所以要想发现问题,就必须具有解读作品的独到眼光。 7_~ 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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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读诗,才能读出每首诗的特点,培养独特的眼光呢?从先生选诗讲诗的方法中,处处都可见出先生以金针度人的苦心。三门诗选课的共同特点是:讲一首诗从不拘限于此诗,而是举出许多相关诗例和诗论,帮助学生在透彻理解诗意的同时,更看到前人诗论的得失。先生自谓此法是“以诗论诗”。具体做法大致有两种。一是以本人的诗证本人的诗。例如讲杜甫“同谷七歌”时,联系他早年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说明怎样理解第七首中的含意,同时提醒学生“读大家的诗,读一篇要考虑整个集子前后诗的关系”(同上,第274页)。又如选讲谢翱的《效孟郊体》时,先生指出这是宋诗中的精品,而历来选家却很少注意(同上,第207页)。在讲解过程中,先生还以谢翱《重过杭州故宫》其二和其三作为辅证,说明“三首诗都是写诗人在秋天的一种空虚、迷惘而有追求的感情”。孟郊诗在历代诗话中好评较少,《效孟郊体》首二句“闲庭生柏影,荇藻交行路”又明显来自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一般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是学孟郊。然而先生因为能精准地把握住孟郊以秋景表现心理情绪的独特方式和某些特有句法,所以不但能看出谢诗中“孟郊体”的具体表现,更能从谢翱并未标明“孟郊体”的其他两首诗中看到三首诗学孟郊的一致性。这种独到的眼光,只有对孟郊和谢翱的全部诗作了然于心的学者才能具备。 H'AN o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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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将多首同题或同类的诗作放在一起,在比较之下见出思路变化和水平高低。例如讲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没有表现离别的悲伤,这种“翻案基于对生活有独特的认识”,然后接连举出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如何翻宋玉《九辩》的案;苏轼[浣溪沙]“休将白发唱黄鸡”如何翻白居易《醉歌·示伎人商玲珑》的案,由此说明“任何一个文学家都是根据自己对生活的体验来表现人生”(同上,第31页)。又如讲杜甫、岑参、高适、储光羲的一组登慈恩寺塔诗(同上,第287页),不但通过比较这几位诗人的不同创作角度,道出杜甫诗在思想艺术上高于众作的原因,还联系刘长卿、章八元、梅尧臣、王安石、苏轼等几首登高俯瞰的诗,在《岁寒堂诗话》和《介存斋论词杂著》等评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如何看前人诗歌“用意之工有深浅”,并联系苏轼的个性,说明为什么前人说他的诗词“苦不经意”“失之易也”,最后令人信服地指出:“研究文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比较,分析要具体,判断要准确。”(同上,第288页)《古诗讲录》这门课更是将题材和主题相近的诗歌分成十类,帮助学生通过精选的例诗对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的不同艺术表现进行系统比较,这样做的用心正如先生所说:“要记得许多诗,要经常用各种诗的意境、情节、技巧相互比较,你就丰富了。”(同上,第197页)这两种“以诗论诗”的方法都从不同角度为学生做出了具体分析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