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1918大流感时期设立的集中隔离安置区。 资料图片
1918大流感，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大流感由甲型H1N1病毒引发，与2009年的H1N1流感同源。这场流感持续时间为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往复三波，近5000万人死于此次感染及其引发的并发症。1918大流感，成为继黑死病后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之一。
历史上的每一次疫病，均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冲击，也让人们的心理长时间处于应激状态。1918大流感结束后，多数民众陷入强烈的抑郁和疲劳感之中，这种情况并非局限于疫情严重地区，而是几乎蔓延全球，并在疫情后对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动的恢复产生了明显的负面作用。这一现象今天被称作病毒后疲劳症或病毒后综合征。对1918大流感过后人们社会心态的变化进行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下人们的心态调适提供些许反思和借鉴。
1918大流感引发民众对公共卫生系统的严重不满，并在这种不满中开始要求对卫生系统进行改革。灾难过后，世界各国政府也对疫病心生惧意，认识到国际社会协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各方呼吁的背景下，1920年，英法主导下的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特别添设了国际卫生组织作为其附属机构，针对疫病扩散等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予以管控防治，为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18大流感彻底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待疫病的态度，引发疫情的原因是人类在短时间内难以准确认知、更难完全消灭的，只有保持足够警惕，及时公开发布疫情状况，强化与其他地区的沟通联系，构筑国际化的公共卫生管控体系，才能将疫病的危害降到最低。
另外，疫病过后，不少人变成了寡妇、孤儿及病残人士，各地民众呼吁建立福利社会，让所有人的身心都得到应有的照顾和保护。这种心态的转变，一方面源于大流感中贫困人口的患病率和死亡率远高于富人，另一方面大流感在人体所引发的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致使健康的年轻人死亡率比其他人更高。人们开始意识到，无论贫富还是体质强弱，都应该获得一种更强大、更全面的社会力量保护，没有人可以对大流感免疫，全民动员、全民保健和免费医疗才可能对抗未来新的疫情的冲击。归根结底，流行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个人问题。
1918大流感造成大量劳工短缺，迫使世界各地开始允许女性加入就业大军。而且，大流感期间，死亡病例的年龄大多在20至40岁之间，其中男性人数居多。其结果是，在许多国家，缺乏年轻男性继续经营家庭生意、管理农场、接受职业和贸易培训、结婚和抚养子女。缺乏适龄男性，还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女性无法找到合适的伴侣，迫使人们开始重视性别平等问题。到1920年，全球女性就业人口比例大幅上升，其中美国女性就业人数甚至占美国就业人口比例的21%，也正是在这一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赋予美国女性投票权。可以说，1918大流感促使人们逐渐改变对女性的态度，人们对待性别的心态发生质的变化，许多国家的女性权益也因此有所改善。
1918大流感流行之际，正值一战时期，战时的敌对心态在污名化其他国家和群体方面被利用到了极致。回顾历史，我们看到，1918大流感还被冠以许多其他别称，其中多数基于国籍或种族：“西班牙女士病”“法国流感病”“那不勒斯士兵病”“紫死病”“战争瘟疫”“佛兰德斯感冒”“柯尔克孜病”“黑人病”“匈奴流感”“德国瘟疫”“布尔什维克病”“土耳其-德国细菌犯罪企业病”等。污名化表面上是由于战时宣传中冲突各方均希望对方为疫情的暴发和流行负责，本质上是源于人们对疫情的极度恐惧，对疫病这一未知事物的不安。疫情开始直至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疫情暴发的原因、如何免于感染、感染后能否幸存、疫情还会持续多久、疫情是否会再次到来、媒体和政府等声音是否可信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疑惑。恐惧和谣言比病毒传播得更为迅速，由此带来的冲突和混乱进一步加剧了疫情的蔓延。在这种心态影响下，即便是大流感过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还处于对国际和国内政策的幻想破灭，以及对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不信任中。
1918大流感给人类带来了一场大规模的卫生灾难，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悲剧。全球各国在应对这场流行病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有些国家的初衷并非应对疫情而是一战或利益，因此防控效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与此同时，1918大流感也是人类应对重大传染病防治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后，全民医疗保障和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得以广泛建立。而正是公共卫生领域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进步，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应对日后全球性流行疾病奠定了坚实基础。时至今日，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各国应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展开科学防疫，及时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和联防联控，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此外，还要以史为鉴，积极疏导民众情绪，引导民众正确理性看待疫情，稳定社会心态，从而有效应对疫情防控。
（作者：李润虎，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