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先生负责后方总部工作时，我偕同王平叔、黄艮庸到达广州（1926年6月尾），意在体察了解这里是否果有民族生命的新生机，自己初无意参加当时的国民革命军运动。乃不料任潮先生未征求我同意遽然电南京国民政府发表我和伍先生、徐景唐三人为广东省政府委员。伍、徐就职，我没有就职。徐且就任军事厅厅长，伍先生则兼领全省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所长事。那时在国共合作之下，各县地方有民团组织，主其事者大抵为豪绅；又有农团组织，则出于中共所发起领导。再则广州市曾经有过商团的组织。当局乃创为地方武装团体一名称，混括一切在内，不使其偏左偏右。在此养成所中，调集各县青年干部来省，经短期培养后返回各县地方建立和维持新的地方治安秩序，而以伍先生主其事。伍先生引导我参观，要我讲话。我适怀抱“乡治”的思想主张，自愿为十次的连续讲演，题为《乡治十讲》（共分十个小题目），惜今无存稿。 P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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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秋冬间粤局突然发生一连串大变化，打破了伍先生维持后方支援前方革命军的理想。此即汪精卫、陈公博居首的左派八个党中央委员驾临广州，而先之以张发奎、黄琪翔率军回粤。张、黄原属李公部下，但此时却归属汪派。一时谣言繁兴，人心惶惶不安。不久汪偕李以赴沪参加党中央全会而离粤的次晨，张黄就以打倒黄绍竑为名而行反李夺权之实。正在陈公博等占据省政府和政治分会之际，出乎张黄意料之外，张黄所部的叶剑英一团人揭举中国共产党红旗举行武装暴动，打开监狱，冲破省市各厅各局，焚掠市区，沿途多所杀伤，全市骤陷于“赤色恐怖”之中，伍先生所在总司令部自然成为攻击目标；当时伍先生如何应付，我适僻处在离省城六十里的新造细墟（黄艮庸家），一切不知。事变后，见到伍先生，但知其平安离去，不知详情。实则逢此关键时刻，最见平日学问功夫，惜我自己不用功，那时竟不晓得向伍先生请教。今日想起伍先生行常说的一句笑话；他说：“俗有‘投机分子’，那便是机会总投向我来。”伍先生身处危局而安然度过，其偶然乎，抑非尽偶然乎？ Hnaq+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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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局非久得到平靖，仍归任潮先生主持，伍先生的职守一如其前。所不同者，此时任公见得党内派系纷争莫知所从，不免失望于（国民）党，而转念求他自己如何尽力大局之道。他一向尊重蒋的领导，而蒋此时却猜忌他，举措诸多乖悖。例如张发奎应为军纪所不容而竟率其残部归蒋，蒋为之补充，且令其驻军南京对岸之浦口。左派八个中委曾经监察委员会弹劾受到处分，暂停其出席中央会议之权，而蒋辄许他们照常出席（唯汪已出国）。于是蒋李之间亦即南京与广州之间，俨然分家对立。李公既要自己谋求尽力大局之道，乃始有味乎我初抵广州见面所谈的话，邀我从乡间进省，就宿其总部内，每夜听我细谈中国大局前途的分析料度和主张。他似乎颇有领会。由此我乃开始在他的政治生活中有时参加些意见。我的这些行动，伍先生当时似不谓然，但他未出一言阻止。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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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国大局而言，1928年卒得以完成北伐者，端赖李对蒋之弃嫌合作。而此事则由吴敬恒、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四元老写亲笔信，特派曾养甫持来广州见李，敦劝李去南京一行。于是李入京会蒋，并重新就职总参谋长。粤局乃随（国民）党内一时和睦亦得粗安。为进而谋建设，在两广政治分会内增设一建设委员会，任潮为主席而我代理其事。我原想在广东试行乡治之主张，即受任不辞。顾不料大局变化不得尽如人意。（后详） 4x3`dv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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