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廉《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书》是我非常喜爱的一本书，以书信方式娓娓讲述曾国藩本人在治学、治家方面的思想和观点，涉及家事、工作、生活等多个层面。其中，《曾国藩家书》也体现了一名“中兴名臣”诸多廉洁观点和廉洁意识，尤其是他“功名一地，自古难居”的自我养廉、居安思危思想和做法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 清道光十五年五月，作为京官的曾国藩在写给他父母的信中，首先表达自己为九弟在县试中考得第9名好成绩的欣喜之情，但在结尾有专门的叮嘱父母：“万不可入署说公事。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认为知县严丽生平时的官声不好，自己九弟虽然学习有了些进步，但当地政府公器私用，因为自己是京官的缘故，才把九弟的考试名次“卖人情式” 的放到了前面。按照人情事故，曾国藩理应写信向严丽生表示感谢，以便于今后“互通有无”，加深感情、办事方便。但曾国藩却因为这件事情感到了“廉洁”危机，不但“不愿谢”，还要求家人不要去官衙私下谈公事，和官员扯上关系，以免干扰或者影响“政府决策”，“为官长所鄙薄”；即便自己家里确实有事情，也情愿吃点亏，更不能与别人打官司，以免让当地的官员和老百姓怀疑自家仗势欺人。为什么“不愿谢”，就是曾国藩良好的廉政防范意识在提醒他，不能和品行不正的同僚打交道。一旦不能远离负能量的官员，很可能自己、家人在与这些官员的交往中，会逐渐丧失道德底线，倚势凌人、以权欺人；即便没有这些念头和行为，也免不了别人那样想。既然如此，还不如学学“让它三尺又何妨”的做法，宁愿一时吃亏，也不玷辱自己家族的名声。时隔17年后，已是湖广总督的曾国藩再次用书信告诫自己的家人，“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保价之道也。”要求家族中的子侄远离“骄奢和放荡”，做到“家中一切，有关系衙门者，以不与闻为妙。” 清道光23年，曾国藩初露棱角，他给自己的四弟、六弟、九弟交流的交友之道。他说：“择友则慎之又慎。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并且还引用韩昌黎“善不无与，吾强与之附；不善不吾恶，吾强与之拒。”与兄弟们共勉，告诫自己的弟弟们“善良的人不依附我，我就主动地去接近并依附他；邪恶的人不厌恶我，我也要自觉主动地强制性的拒绝并远离他。” 道光25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对于这次升官，曾国藩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日夜恐惧修省”，他认为自己的德行不足以担当这么高的职务，请弟弟们“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要求家人哪怕远在千里之外，也要通过书信经常提醒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规劝自己及时改正缺点和过错，以避免自己得意忘形，倒台垮台。同时，他也劝诫弟弟们在老家时刻心存敬畏之心，不因为自己当了大官就欺负别人，以免福气溜了。不到两年，37岁的曾国藩再次被提升为内阁学士，是清朝立朝以来的第一人。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火箭式提拔”沾沾自喜，兴高采烈，而是“顾影扪心、实深渐悚”，反思自己“德薄才劣，何以堪此”，从政10年就做到了二品京官，但是自己的资质确实比不上同朝的其他官员，因此内心“尤深愧仄”，感到自己特别愧对皇帝的厚爱，觉得是自己抢了同僚的位置。现在一些干部对于自己提拔，觉得理所当然，理当如此；而对于同事提拔，总觉得是人家抢了自己的位置，用了不正当或者不光彩的手段，耿耿于怀、愤愤不平。这些真的比不上曾国藩这种胸怀和境界。 曾国藩尤其重视进德修业。道光28年八月底，曾国藩给四位弟弟写了一封信，重点说了进德修业。他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为什么这么讲，曾国藩认为进德，就是修养合乎道德观念的品德；修业，就是提高学习的能力和本领。这两件事情不需要人家同意或者不同意，完全就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在进德修业上能够进步一尺，那就是自己得到了一尺；如果只得到一寸，那也是自己得到的一寸，别人抢不走、夺不去。日积月累，持续经年，德行和学问都会从质变到量变，做到明是非、晓荣辱、知进退。 道光27年6月，曾国藩在书信中深刻反思了“占便宜”的问题。他说，自己从考取举人以来来往的人家，大约一半都是老朋友，这种来往也是需要经常的打扰别人，欠了非常多的人情债。在首都当官还看不出弊端，但一旦当了地方官，就需要利用手中的权力“还债”。对此，他内心感到十分不安和遗憾。不安的是“从前施情与我者，皆钓饵也；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遗憾的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困难，或多或少都“求”过朋友。他反思给予自己恩惠的“朋友”就像钓鱼的诱饵一样，只要吃了，就要回报。不答应过去帮你的朋友要求吧，会显得自己忘恩负义；答应了吧，也许那些过去的朋友会得寸进尺，即便回报十倍百倍恐怕也难以满足人家利用自己权利谋利的欲望。通过这件事情的反思，他要求自己“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在家庭教育上，曾国藩“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他认为：别人不喜欢你，讨厌你，是因为目中无人，说话办事不讲规矩，无所顾忌；家庭败落，是因为思想和生活“奢”；个人失败，是因为失去了进取之心，总想着占便宜。因此，曾国藩强调，“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处下手。能令鬼服神钦，则自然识日进，气自刚；否则不觉坠入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道光三十年春，因为庙山上的金叔拿了腾七一笔钱，曾国藩给弟弟们信中提到了“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处下手”。他信中信中所指的“此处下手”就是当官要做到不该自己拿的，坚决不拿，这样才能做到光明磊落，神钦鬼服，成为大家都信服的有德之人。一个人一旦形成高尚的品德，就会产生较高的威信；威信一旦确立，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即“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没有必要贪爱一时的小便宜，做到“情义宜厚，用度宜俭”。 “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作为一代名臣，曾国藩“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不贪财、不念权，把权力场当做提升自身品德修养的“试金石”，最终为世人留下了廉洁为官、廉洁从政的一封封家书。（罗庭万）[ 此帖被woshiluotingwan在2021-01-25 09:21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