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乐观的希望”

曾艳兵 `/$yC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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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也一样，人心就更是如此了。如今那些简单的乐观主义者，正如那些简单的悲观主义者一样，已经越来越少了。人们总是在乐观中透露着悲观，在悲观中仍然保留着一些乐观。按理说，纯粹的悲观主义者与纯粹的乐观主义者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是无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正如彻底的乐观主义者一定会在现实中尝到悲观的滋味一样。所以我们说，有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和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甚至有些人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们大概可以称之为悲观而又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或者乐观而又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更有甚者，有人会拒绝这类悲观或者乐观的概念，因为语言概念并非生活本身，它们并非像手和手套一样可以完全吻合，天衣无缝。语言的局限总是难以呈现生活或现实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这一类人看来，我们只是活着而已，并没有什么悲观和乐观之分。 ++=t|Z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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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初出现并暴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没有人想到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并且会如此广泛地在全世界传播；没有想到疫情在发达的国家也会如此蔓延，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猖獗，以致“死亡毁坏了这许多人”，“叹息，短促而稀少”，“伦敦桥塌下来了”……我们曾经希望疫情很快就会过去，一切都会迅速重回正轨，就像“太阳照常升起”一样，但是我们有些失望。有时候眼看胜利在望，但很快又冒出新的病例，借用一句俗话，就是“按倒葫芦起来瓢”。在武汉和湖北的疫情得到控制，病例清零之时，域外疫情大面积暴发。于是，域外输入病例增多，间或又冒出少许新增本土病例，局部疫情暴发的可能性突然增大，于是，希望变成失望。我们共同经历了这样的内心煎熬：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然而，当我们一次次经历了希望和失望后，我们并没有变得无望，更没有从此变得绝望，只是我们的希望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也就是说不敢再有奢望。我们不得不感叹：不是人类还不够聪明和坚韧，而是病毒太狡猾和善变了。在这种时候，我们即便还有希望，但却不那么乐观了。这就是所谓“不乐观的希望”。 Z3X/S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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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比较文学教授丹穆若什在疫情期间撰写了《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美国疫情暴发，哈佛大学自创始以来第一次在学期中间停课，丹穆若什教授取消了年内所有的旅行，将自己隔离在布鲁克林家中读书写作。后来他开始在哈佛大学网页上每天发布一篇文章，每天讨论一篇世界文学经典，丹穆若什教授预期在八十天内完成一次世界文学之旅，如同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主人公所做的那样。据该书的中译者宋明炜介绍，该书“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这里也谈到了希望，但我以为这种希望比较渺茫，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读到《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想来不会太多，即便读过此书的人，是否真的因为读书而燃起希望，亦未可知。倒是在第七周的第四天，丹穆若什论及一位当代作家埃米尔·哈比比（Emile Habibi，1921— ）的作品《悲情乐观主义者赛义德的秘密生活》，其中“悲情的乐观主义”，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v0W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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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的乐观主义者”这个词是哈比比独创的。哈比比生活在以色列，但他是阿拉伯人，所以他既是以色列作家，又是巴勒斯坦作家。一個生活在这个地方的阿拉伯人，很难做到天真的乐观，但却有可能变成绝对的悲观。1921年哈比比出生于海法一个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家庭。他当过记者，担任以色列国家议会议员，并且长达二十年之久。在20世纪90年代他同时获得巴解组织和以色列颁发的文学奖。他因此而受到质疑，但他的回答是：“奖与奖之间的对话，胜过石头和子弹之间的对话。” （丹穆若什《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第七周第四天，以色列/巴勒斯坦埃米尔·哈比比《悲情乐观主义者赛义德的秘密生活》）这个回答无可挑剔。1974年他出版了代表作《悲情乐观主义者赛义德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Saeed）。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反英雄，一个典型的阿拉伯骗子。哈比比采用了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Candide）的故事框架来讲述他的故事。 W?is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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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人》写于1755年。这一年11月，里斯本发生大地震，死了三万人。卢梭将灾难归咎于人类自己：假使我们住在野外，不住在城里，就不会死那么多人；假使我们住在露天，不是住在屋里，就不会给屋子压死。今天面对新冠病毒疫情，我们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假使我们分散地住在野外，“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感染新冠肺炎；假使我们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没有飞机、火车、轮船、汽车之类，就不会将病毒从一个地方迅速地带到另一个地方，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疫情的全球流行。当年伏尔泰回击卢梭，写了《老实人》（又译《赣第德》）。赣第德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这个词的意思是“老实人”。老实人的经历表明，世界并不像小说中的家庭教师邦葛罗斯（Dr. Pangloss，这个名字由两个希腊字拼在一起，意思是“全是废话”）所说的那样：“事无大小，皆系定数；万物自必有最好归属。”人们通常认为，邦葛罗斯就是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原型。莱布尼兹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然而，实际上这个世界恐怕并非是最好的一个，这个世界原本可以变得更好。重要的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再也无法回到从前的不文明社会了。 rV;X1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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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比比结合 mutashaim（ 悲情乐观主义者）和mutafail（ 乐观主义者）两词，生造出al-mutashail这个词，这个词可以创造性翻译成“悲情乐观主义者”（pessoptimist，其实就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赛义德全家人都是“悲情乐观主义者”，这个名字对于他们的丰富人生而言，可谓实至名归。他们既对现实不满，又享受现实生活；他们既反对独裁者，又为他们服务。他们在情感上不能做到始终如一，在政治上更是常常变节附逆。他们的老婆们都好给男人戴绿帽子，男人们则都为中东地区的独裁者们效力，这中间也包括以色列政府。对现实的失望，并不妨碍他们的享乐；对未来的憧憬，并不能消除对现实的不满。 pD;'uEF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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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希望与失望总是纠缠在一起的，正如悲观和乐观如影相随一样。“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事物的正面和反面其实是同一事物。1859年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他的著名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如此写道： 3Run.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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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前面有各样事物，人们前面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狄更斯《双城记》，罗稷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eFJ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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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时代的估价具有二重性和矛盾性。一百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狄更斯对那个时代评价似乎也部分地适用于今天。当然，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最好的时候，也不是最坏的时候；但是，这绝对是智慧的年代，同时又是愚蠢的年代。高科技的发展，令世界变得日新月异；但人类社会各种匪夷所思的事件和行为也时有发生。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又是一个令人不断失望的时代，希望与失望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人们面前各种新事物应接不暇，但是人们面前的真实性和确定性却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人在乎是登天堂还是下地狱，因为几乎没有人相信还有天堂和地狱，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人间。天外有天，宇宙之外还是宇宙，宇宙之外一无所有。 |e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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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评论家伊格尔顿出版了《不乐观的希望》（Hope without Optimism）一书，这个书名的意思是说：有希望，但不乐观。这里，伊格尔顿借用了卡夫卡的表达方式。当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问卡夫卡：“还有希望吗？”卡夫卡说：“哦，很有希望，很大希望，但不是对我们来说。”伊格尔顿随后解释道：“卡夫卡的意思很隐晦，但是有很多人认为他指上帝在倒霉的时候创造了宇宙，当时他因消化不良而情绪低落，很容易地，可能确实如此容易地创造了其他宇宙，在别处造了无数宇宙，那里希望明显还在。所以我猜想从那个角度看还是有某种希望的。” [特里·伊格尔顿、约翰·查德《“只有死亡才能让我停止”：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英语文学研究》（第三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页]这段对话的译文或许有些问题，其原文见于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撰写的《卡夫卡传》。布罗德在传记中写道：1920年2月28日，卡夫卡曾经对他说：“我们是上帝头脑中涌现的虚无主义思想。”布罗德随后便引证了诺斯替教关于世界的恶创造者德米乌尔根关于世界是上帝的原罪的学说。卡夫卡说，“不对，我相信，我们不是上帝急剧的堕落，而是他的一次恶劣情绪，一个糟糕的日子。”布罗德问：“那就是说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存在着希望碑？”卡夫卡微笑着说：“许多希望——对上帝——无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对于我们。”（马克斯·布罗德《卡夫卡传》，叶廷芳、黎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u7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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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的英译文如下： 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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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is another conversation I noted down that I had with him on February 28，1920. He said： “We are nihilistic thoughts that came into Gods head.” I quoted in support the doctrine of the Gnostics concerning the Demiurge， the evil creator of the world， the doctrine of the world as a sin of Gods. “No，” said Kafka， “I believe we are not such a radical relapse of Gods， only one of his bad moods. He had a bad day.” “So there would be hope outside our world·”He smiled， “Plenty of hope—for God—no end of hope—only not for us.” （Brod， Max. Franz Kafka： A Biography. Trans. G. Humphreys Roberts and Richard Winston.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95. p75.） a^w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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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是有的，但与我们无关；上帝是有的，也与我们无关。无限多的希望，但是却在这个世界之外。这种说法甚至在古希腊神话中也能找到依据。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是一位“先觉者”，“他机敏而睿智”。（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普罗米修斯从奥林波斯山上盗走了火，藏在芦苇管里带到了人间，并教会人类用火。于是，宙斯命令赫淮斯托斯制造了一個美丽的女人潘多拉（Pandora），派她去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厄庇墨透斯（Epimetheus，“后觉者”）那里。厄庇墨透斯不听哥哥的警告，收下了潘多拉，她出于好奇打开了宙斯送给厄庇墨透斯的匣子，从此给人间带来了灾难、疾病、瘟疫等人类前所未闻的东西，而当她有所觉悟，情急之中关闭匣子时，也就将希望永远锁在了箱底。古希腊神话告诉我们：希望不能说没有，但却没有留在人间；瘟疫却在世间传播，皆因为人类自身的贪得无厌。 5A^$!q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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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根据卡夫卡的意思，这个世界是上帝情绪不好时的创造物，是上帝在糟糕日子里的产物。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上帝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上帝也有糟糕的日子？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这个上帝就显得非常可疑了，也就是说，这个上帝恐怕并非真正是上帝。如果说，这个上帝是可疑的，那么，有关上帝的产物——希望也就是可疑的。因此，人类并非没有希望，只是这个希望也许并不那么乐观。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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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以没有希望地生活，因为那是一种苟且地活着，是一种没有色彩的生活。没有希望，乃至于绝望，也就是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如果这种绝望变得决绝，生命便可以随时结束。因此，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加缪说，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判断人生是否值得经历的问题。哲学唯一严肃的问题就是自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领域，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范畴——都是次要的，不过是些游戏而已；首先应该做的是回答问题。”在加缪看来，还从未见过为本体论原因而去死的人。“地球或太阳哪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从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总而言之，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是，我却看到：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生命不值得再继续下去，因而就结束了生命；我还看到另外一些人，他们荒唐地为着那些所谓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理想和幻想而死（被人称之为生活的理由同时也就是死的充分理由）。因而我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是诸问题中最急需回答的问题。”（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页）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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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荒谬的，哲学或者文学均是人类试图超越荒谬所作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这失败，并且敢于正视这失败，所以，人类便得以战胜他的失败。这正如西西弗的劳役（西西弗生前是科林斯王，据说他诡计多端，许多神明，包括宙斯都上过他的当，他也因此而受到惩罚），他“搬运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土的双手。经过被渺渺空间和永恒的时间限制的努力之后，目的就达到了。西西弗于是看到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 （加缪《西西弗的神话》第157页，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这种清醒的心智构成了他的痛苦，同时也使他赢得了胜利。 "%^T~Z(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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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的哲学被称为“荒谬哲学”。他认为，“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流放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 （《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页。又见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页）固然，世界是荒诞的、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却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人能够忍受身体的饥饿感，却不能忍受无意义感。因此，没有清晰的价值观念就会陷入极度的痛苦，用我们的话说，即绝望的痛苦。”（古茨塔夫·勒内·毫克《绝望与信心——论20世纪末的文学和艺术》，李永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希望、失望，乃至于无望和绝望，但是，因为人类不可以在绝望中生存，于是不得不重新回到希望。 L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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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卡夫卡去世半年以后，1925年1月1日鲁迅写了一篇散文，名为《希望》。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解释道：“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鲁迅不忍于青年之消沉，写作《希望》以便激发青年的希望。鲁迅说：“我的心分外地寂寞。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面对身前身后、无边无际的暗夜，希望之盾又能抵挡什么呢？抵挡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于是，鲁迅放下了希望之盾，他听到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希望”之歌： A6-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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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是什么？是娼妓： bp"@v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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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pYXusS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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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_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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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青春——她就抛弃你。 w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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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可以拥有希望，同样谁也有可能被希望所抛弃。最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希望》，《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卷第181-182页。）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绝望是虚妄的，所以并不存在；希望也是虚妄的，所以也不存在。绝望是虚妄的，所以还有希望；希望是虚妄的，所以我们依然会绝望。没有彻底的绝望，正如没有彻底的希望，一切皆为虚妄。绝望与希望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都不是必然存在或必须存在的。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也就是这个意思。“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我不知道，那些年轻读者在读过鲁迅这篇文章之后，是增添了更多信念和希望，還是更加感到消沉和绝望？他们更多的是“不绝望的乐观”，还是“不乐观的希望”？“不乐观的希望”，或者这就是我们今天还可以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