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说,自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立以来,任何对古典文学的阐释都是一种现代阐释,江弱水先生的新著《古典诗的现代性》则是最新的一次实践。本书的特出地方在于,作者对这种阐释的“现代性”抱有明确的自觉,运用西方现代主义提供的试纸和标尺,江先生对中国古典诗做了一次大胆的实验,从中“检测”出一个中国古典诗自身的“现代性”传统。我们佩服江先生的勇敢和敏锐,他对南朝文学、唐诗和宋词的解读每每别具只眼,能道常人所不能道,故而胜义纷披,令人应接不暇。就具体文本的分析、比参而言,江先生的努力无疑是卓有成效的,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别样而新鲜动人的古典诗图卷。 D]]wJQU2
江先生显然意识到“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含混和充满歧异,他的基本策略是将“现代性”去时间化和去历史化,避免“时间所造成的干扰”(第4页),将其凝固为某种抽象的诗学品质,亦即“颓加荡”、“讹而新”、“断续性”和“互文性”四种要素,作为他的“工作性定义”(working definition)(《后序一》黄维樑语),这且不论。然而,他引波德莱尔、福柯和钱锺书等人来证成其说,却不免引人生疑。当波德莱尔说“每个古代画家都有一种现代性”时,并不是说有一种抽象和恒定的现代性为古今画家所共享,而是说每个古代画家都在对当时独特生活的描绘中表现出自身的现代性。同样,当福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的时候,他发挥的也是波德莱尔的论述,现代性“态度”“使人得以把握现时中的‘英雄’的东西”(《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534页)。在西方语境中,“现代性”和时间意识密不可分,无论对“现代性”的理解如何歧异丛生,这种时间意识却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把它抽去,“现代性”在多大程度上还能成立便成了一个大问题。 xwf-kwF8^
钱锺书是江先生服膺的学者,《谈艺录》开篇论“诗分唐宋”,明言“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江先生引来作为立说的根据。其实,1933年钱锺书为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作书评,就曾假设“‘近代’这个名词,不仅含有时代的意思,而是指一种风格,像所谓‘唐诗’,‘宋诗’一样,不是chronologically modern,而是critically ‘modernistic’”(《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4年,第318页),似乎与江先生的意思更为接近。但是钱锺书随即又认为,此书用原名《冰雪小品》比“《近代散文钞》来得妥当,至少可以不用‘近代’那种招惹是非的名词”(同上,第320页),可见他态度之谨慎。晚年钱锺书更是批评论艺者每拘于名目而忽略情实,诸如“性灵”、“复古”等分派之名,“唐诗”、“宋诗”等断代之名,在他看来,“无一非悬门之牛首耳”(《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99年,第537页)。论者常引用钱锺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语,却似乎没有注意到钱锺书只是就具体文体或修辞问题言之,极少标举概念,他只是朴素地指出“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谈中国诗》,《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67页),同为诗既已足矣,似乎没有再界分町畦树立樊篱的必要。 dPwyiV0
除了“现代性”这一概念,本书对“现代主义”概念的使用也大有可议之处,江先生基本上视两者为同义词,并未加以清晰的区别和界定。一般而言,“现代性”涉及社会历史诸多层面,涵盖面较“现代主义”这一文艺批评术语要广,即使纯粹从美学和形式的层面上,所谓“美学现代性”的内涵也比“现代主义”丰富,起源亦较早。混淆两者的后果之一,是对“浪漫主义”的不恰当的估计。在论及周邦彦擅长运用小说化和戏剧化手法时,江先生认为“这也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现代主义诗人是反浪漫主义的,而浪漫派的写法就是第一人称为突出标志的强烈的自我表现和情绪宣泄”(第213页),说现代主义反浪漫主义大抵不差,但是说现代性反浪漫主义就有问题了。难道浪漫主义不是一种现代性?事实上,浪漫主义乃是现代性的先声,当西方文学从被普遍永恒的价值标准主宰的古典主义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正是对一切新奇独特的事物都充满热情并由此生发出自我表达的渴望的浪漫主义扮演了先锋的角色。所以卡林内斯库认为司汤达的浪漫主义是“波德莱尔现代性理论的雏形”(《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5页),波德莱尔自己也明确表示:“谁说浪漫主义,谁就是说现代艺术”,“浪漫主义是美的最新近、最现时的表现”(《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18页)。 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