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陈独秀的革命春节

1920年，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过了个不寻常的春节。

　　陈独秀回京入险地

　　1920年2月8日，陈独秀从武汉回到北京。当时，陈独秀是经同乡和好友保释出狱的，擅自离京、回京自然要引起警察当局的注意，迅即派警员到陈独秀的北池子寓所查看，并布置暗探监视其行踪。

　　北京《中一区警察署呈报警察总监视察受豫戒命令者陈独秀月记表》记有：“查于二月九日下午一时余，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声言至缎库胡同胡适宅拜访，是日并未回家。”

　　陈独秀见出门就有警员盘问，担心再次被捕，在9日下午一时许离家到了胡适家后，就不准备再回住处。

　　胡适考虑到警方熟知他们的关系，会有前来搜查的可能，便商量转住到李大钊家。李大钊因妻子赵纫兰临近分娩需人照料，在暑假时已把家人送回唐山乐亭县大黑坨村，住房已经退租，胡适只好把陈独秀送到了刘文典家。

　　果然不出胡适所料，当夜，马叙伦就得知警方要查找陈独秀下落进行逮捕的消息，打电话给住在刘文典家附近的沈士远，要他通知陈独秀立即转移，于是，陈独秀就又住到了王星拱家。

　　李大钊秘送陈独秀

　　警方要逮捕陈独秀确为事实，如何保护陈独秀的安全，便是当下刻不容缓的大事。李大钊遂与胡适、马叙伦、刘文典、罗章龙、沈士远、王星拱等商量，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

　　1920年2月12日，正是阴历“小年”，李大钊选定这天为行动日期，雇好了一辆骡车，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打扮成商人模样，如同商号经理出外讨债，身边还放着一些账本，趁着晨光悄悄出发，离开了北京城，经廊坊直往天津。

　　高一涵的《李大钊同志略传》写道：“时陈独秀先生为北大文科学长，是年因散布《北京市民宣言》反对安福系事被捕，系狱三月。出狱后潜离京赴上海，由上海至武昌讲演，折回北京。甫至京二小时，即被警察追踪而至，陈逃至北大教授王星拱宅，与守常偕乘驴车由通州至乐平。守常割去胡须，戴上瓜皮小帽，手携旱烟袋，盘膝坐车上，独秀着王宅厨役油背心，望之俨然两商人也。沿途因守常操北音，故无人盘问而安然脱险矣。独秀脱离北大后，即往沪，从事中国共产党之组织，守常最先加入。”

　　《胡适口述自传》、马叙伦的《石屋余渖》、罗章龙的《椿园载记》都讲述了李大钊秘密送陈独秀逃离北京的这件事情，具体情节各有不同。其余几位当事人：刘文典（叔雅）、沈士远、王星拱三位北京大学教授，则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

　　另一位非当事人蒋梦麟在《谈中国新文艺运动》所记为：“一天，我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我知道了这消息，便和一个学生跑到他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为什么坐骡车要李大钊同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他会说河北乡下话，路径又熟，容易逃出去。记得他们逃到山里的小村子后，李大钊曾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因为他们住在乡下的一个古庙里，晚上点了很小的油灯，所以有青灯如豆之语。”

　　可见，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夜间乘骡车走出北京之后，还曾在途中一个古庙里过夜，次日白天继续行程，到达天津应是次日。

　　先商议建党再过节

　　护送陈独秀安全地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后，李大钊并没有回唐山乐亭县家乡全家团聚过春节，而是在天津会见了共产国际驻天津的联络员柏烈伟。

　　和李大钊一起去会见柏烈伟的有黄凌霜、章志、胡维宪、姜般若、尉克水，主要是商谈建立一个统一目标的、团结的社会主义同盟组织的可能性和实现途径，大约有一个小时。

　　当事人之一、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回忆：“陈独秀走后，李大钊同志住在河北大马路日纬路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即天津原来的旧俄租界）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我与姜先生及山西同志搭京浦车去上海转福建漳州从事新文化工作。”

　　李大钊没有返京，而是回了唐山乐亭县故乡，和家人一起过了庚申年的春节，还见到了襁褓中的二女儿李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