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在法国考上了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与徐悲鸿同校,专攻油画。她在留学近九个年头后回国,一度确实也在老师刘海粟及同学徐悲鸿执办的美院当过教授,并且出版画册,举办展览。即便如此,人们并没有停止对她的攻击和诋毁。在她举办的一次画展上,展出了一幅优秀人体习作《人力壮士》,某一天被人贴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GSoZ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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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对于曾经有过所谓“污点”的人,人们表面上再尊敬,骨子里仍然很有优越感,仿佛是因为他们的包容,那些人才能摆脱身上的污点获得重生。可是潘玉良这个人呢,好像完全不把在妓院待过当成“污点”,她理直气壮地画人体,理直气壮地当教授,理直气壮地办画展,一点也不瑟缩,一点也不收敛,这就惹怒了当时的社会主流。 ffXyc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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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潘赞化的大夫人也看不过眼,跑到上海来将她叫回家,无比威严地宣布:“不要以为你在外面当了教授,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大的,你永远是小的!” 6<,d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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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险恶逼仄的环境容不下她,那就走吧,去一个更远更大、没有流言的地方。1937年,42岁的潘玉良再次去国离乡,潘赞化依旧送她到黄浦江码头,他将蔡锷送给他的怀表送给爱人作为临别纪念。这一去就是40年,直至老死,她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O*b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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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0年间,她和潘赞化一直隔岸相望,从来没有中断过联系。潘赞化常常给她寄宣纸,还托人给她带去国内的物品,有一段时期,潘玉良特别想回国,潘赞化去信暗示国内风雨交加,不宜归来。如果她执意回国,估计躲不开那个年代的风风雨雨。 X.K<4N0A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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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多年后,潘玉良给潘赞化写下的一首相思之诗。当时中法尚未建交,潘赞化过世两年后,潘玉良才从大使馆的人口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 3lLMu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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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为何潘玉良不回国呢?我觉得不是她不爱潘赞化,而是她更爱绘画。她不是那种可以用生命去恋爱的女人,却是可以用生命去画画的女人。她坚持留在巴黎,是因为这里开放包容的环境更适合她创作,有传闻称她和徐悲鸿创作理念不同,而当时徐悲鸿在国内是权威人物,她不愿意回国去听他的那一套。 ._w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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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时,潘玉良自称“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她终日待在一个窄小的阁楼里,全心投入画画。由于不善经营,她日子过得很苦,身体又不好,以至于老年靠一点救济金过日子。 H_!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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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之后,她比年轻时更加不好看了,有人说她唱京剧中的黑头连妆都不用化,一个女性朋友去探访她,她披着大衣站在窗口迎接,看在人眼里活像一只大猩猩。 Nfe>3u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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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她的生命中出现了第二个男人。他叫王守义,是早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开了一家中餐馆。文化水平不高的王守义,却立誓要将所挣的钱财来资助留学生中的艺术家们。他一直资助潘玉良,潘玉良有空的时候,也会去他的餐馆坐坐,唱一段京剧。 b 6t}{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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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男人,给了潘玉良在异国他乡唯一的一点温暖。他不仅仅是在生活上照顾她,还帮她接洽画商,保管画作,至今我们所见到的几千件潘玉良画作,都是他不惜重金、费尽千辛万苦从法国运回中国的。为了这份恩情,潘玉良为王守义做了一个雕塑,至死都摆放在她的卧室里。 vB37M@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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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潘玉良来说,一个潘赞化,一个王守义,都是那个渡她的人。潘赞化成就了她,王守义则守护着她。身为女子,潘玉良不幸生得不好看,又不幸生于恶浊之世,浊浪滔天中,幸而有他们用温情撑起的一叶小舟,送她一程又一程。 mDGn:o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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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终身都以潘赞化的妾室自居,虽然晚期和王守义同居过也是如此。在异乡漂泊了40年后,潘玉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临终前向守在她旁边的王守义交代了三个遗言:第一,死后为她换上一套旗袍,因为她是中国人;第二,将她一直带在身边的镶有她跟潘赞化结婚照的项链和潘赞化送给她的临别礼物怀表交给潘家后代;第三,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P X;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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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义不负所托,倾力完成了她的遗愿。就在她去世之后不久,他也因恶疾去世,朋友们把他葬进了潘玉良所在的墓穴,这两个异乡人,总算在去世后可以相伴抵御漂泊在外的孤寂。 _UE)*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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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影中的浪漫故事相比,潘玉良的真实人生,总是透露着一股凄凉和苦涩。很多人提起这位民国最知名的女画家来,不免为她感到唏嘘。以世俗的观念来看,她生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没有美貌,没什么朋友,没有钱,最后连健康都失去了。她的后半生,多半和贫病两个字纠缠在一起。 hqk}ak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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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只不过缘于她热爱画画。如果她不选择画画,或者画风不那么大胆的话,她原本可以留在国内,生活在爱人的羽翼之下,过着安稳的生活。如果可以重来,她还会这么选择吗? iyVB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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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看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之后才明白,潘玉良和毛姆笔下的思特里克兰德是一类人,思特里克兰德原本是个证券经纪人,家庭美满,生活安定,有一天却忽然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最后自我放逐去了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别人质问他为何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这样折腾,他回答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 Et"?8\"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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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梦想击中的人其实是没得选择的,思特里克兰德如此,潘玉良也是如此。她唯有迎着梦想一步步走上去,哪怕厄运与之相随,哪怕通往的只是虚无。做为一个女人,潘玉良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作为一个艺术家,她却是幸运的—她发掘了自己的天赋,并把这天赋发挥到了极致。任她如何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那都是她甘愿承受的一部分,在一生追求的事业上,她始终走在一条向上的路上。 Sx*oo{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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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后留下来的画作有四千多张,生前画过的作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在与爱人分离的日子里,在巴黎狭小的阁楼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她每天都投入地画着,将自己整个生命融入了眼前的人体和花卉中。她画得最多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女体,这些女体丰硕饱满到了极致,宛如地母一样健壮,和她本人一样,谈不上美,可满身充沛的生命力仿佛要破纸而出。 04J}UE]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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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杭州曾经举办过一次潘玉良的画展,主题名叫“彼岸”,我觉得这仿佛是对潘玉良一生的隐喻:此岸是现实人生,风雨飘摇,却有着俗世的幸福;彼岸是艺术圣境,高蹈出尘,却又寂寞清冷。我们这些抵达不了彼岸的人,只能遥望着那端的她,轻叹一声:高处不胜寒哪! 5!C_X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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