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9[i 梁方仲(1908-1970)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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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位根在广东的梁姓学人,“冥冥之中”一直牵引我的关注。其中一位是二十八岁就出任
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的梁宗岱,另外一位是著名的社会
经济史学家、明清史学家梁方仲,而且,他们二位的私谊,也非同寻常。说根在广东,固然因为他们依祖籍都是广东人,都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在广东工作,特别是都曾经是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还因为他们最后都在广州走完人生的历程。在我看来,这“中大双梁”,都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大师级学者。
#[yZP9 所以,当知道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了梁承邺先生的《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我不仅马上买来收藏,而且好长一段时间手不释卷。
RAAu3QKu 承邺兄可以说是我的“算盘发小”。我们小学毕业于同一个校园的附小,不过因为我在这个校园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小学毕业在外面读中学了,所以我对这位学长,好长时间是只闻其名,并没有足以留下记忆的交往。直到差不多三十年后的1981年秋,我到位于
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访学两年,回国以前,应邀到位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康乃尔大学做一个演讲,其时正在这所大学访学的承邺兄,热情地带我参观校园,对路遇的同胞学人介绍说:“这是我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承邺兄是植物学家,康乃尔大学,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学重镇。时光流逝。到我拜读承邺兄的大作并且动笔这篇书评的时候,时间又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NNn sq@?6 k5o{mWI b 梁承邺:《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 }^]TUe@a 这么说起来,我个人与这“中大双梁”,也是有过共处一个校园的经历的,不过当时我只是小学生中学生,他们却是我父辈的大师,不敢谬托干系。唯一可以说的,是我和他们都曾经在中山大学供职,他们是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前辈楷模。这倒也真是我“冥冥之中”一直想多知道梁方仲先生和梁宗岱先生的道理。还可一提的是,二十世纪末年,则柯与内人梁美灵颇得梁方仲先生当年的助手汤明檖和夫人黄锦瑶的厚爱。这也在那“冥冥之中”增加了一点份量。
pfF2!`7pI 梁方仲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于明代财政
制度有很多创见,被国内外史学界包括
日本和美国史学界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承邺兄倾注多年心力撰写这部父亲《实录》,特点是首先倚重文字资料,大量是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书面资料,包括已经发表的论文、专著、报告,还有朋辈的日记和回忆文章,也利用不少家藏文书档案,其次才是事实回忆和师长访谈。评论不多,发挥则绝少。从而比较可信地给我们展现了梁方仲先生的人生、风貌和学术成就。
!G~`5?CvE 人生和治学
hd~0qK 梁方仲先生祖籍广东番禺,1908年7月在北京一个仕宦书香世家出生,三岁的时候因辛亥革命全家随父南返广州。庭训、私塾和家庭教师的严格训练,为他打好了国学根基。少年时代,他就不避幼稚,与长辈学人酬唱诗词。他的英文很好,十一岁前后,便完成过一篇自署“美国迈德兰原著番禺梁方仲翻译”的习作《鲁兰小传》,凡一万六千字。
bguTWI8bk 的确,他从小就很有主见,要走自己的路。父亲给他取名嘉官,号方仲,但是他自己从来不用“嘉官”,只以“方仲”行世,以至于几乎没有人知道本来“嘉官”才是他的“正名”。面对家庭只读四书五经和古文、不许进洋学堂的陋规,他和弟弟嘉彬向祖父和父母表示坚决要回北京读新式学堂。好在几经恳求抗争,终获批准。
f/UIpswrZ' 1922年初夏,梁方仲就这样回到北京,先读汇文小学三年级,来年春假后跳级考入英国人办的萃文中学,暑假以后转读美国人办的崇实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为抗议美国人校长干涉学生反帝
活动甚至动手打学生,他愤而退学转读天津南开中学。1926年,他以高中一年级的学历,考入清华大学。就这样,在短短四年之内,他在北京天津完成了小学中学阶段的新式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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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WuOz4^i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方仲与其家庭成员合影 lOu&4Kq{g 考清华他报读的是农学系。不料一年以后因学生人数不足农学系遭裁撤,于是他转读西洋文学系,第三年又改读经济学系。虽几经转读,他依然在四年内本科顺利毕业。其时正值清华大学撤销仅修中国学术文化的“国学研究院”,开办现代意义的大学研究(生)院,梁方仲得老师哈佛博士陈岱孙教授和耶鲁博士陈锦涛教授的鼓励,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一届的研究生。在研究院,他主修财政学,选定明代田赋史作为毕业论文主题。
[VY265)g 清华研究院毕业以后,梁方仲得先期到所的清华同窗汤象龙的帮助,选择去了社会公益型的科研机构北平社会调查所,该所不久即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为陶孟和。至抗日战争爆发的三年半时间里,梁方仲完成了以《一条鞭法》为代表的一系列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著述,并且与吴晗、汤象龙发起成立了“史学研究会”,罗尔纲、夏鼐等均参与其中,“站在友谊的立场交换各人的研究心得”。罗尔纲曾经回忆道:“在大学里除了同学外,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朋友。自从入史学研究会,遇到了这几位富于热情,有学养,讲友谊的朋友,我才懂得切磋鼓励的乐趣……”
!1[ZfTX^a U}^`R,C 1934年,梁方仲(左二)与谷霁光(左三)、罗尔纲(左四)、汤象龙(右一)、吴晗(右三)等在北京成立史学研究会。 -AZ\u\xCB 1937年初夏,梁方仲按计划赴日本交流考察,其时,他的《一条鞭法》已经被翻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其他一些著述也被日本学者引用。这次访问开展得很好,收获很大,未料“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决定中止访问,与早已在东京帝国大学读研的弟弟嘉彬和在东京政法大学留学的未婚妻陈瑛材一起,上船回国。梁方仲陈瑛材9月在广州成亲以后,就到长沙向迁湘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报到,研究所后来又迁桂林,最后落脚昆明。
`*w!S8} m; 昆明时期,是梁方仲相当高产的一个时期,特别是1939年7月至1940年4月差不多九个月时间里,他离开昆明,单身奔走四川、陕西、甘肃、内蒙古,进行农村土地经济调查,并且在延安逗留近两个月,会见了不少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要和各方面知名人士。调查回来,所长陶孟和组织学界朋友和他座谈,与会者包括张奚若、金岳霖、梁思成、陈岱孙、伍启元、周炳琳、陈振汉、丁佶、谷春帆等人。
*r].EBJ\ 1940年底,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等重量级学术机构,先后迁移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直至抗战胜利才陆续回迁离开。这是这些学术机构在八年抗战时期的黄金时段,从而小小李庄,也被称为战时后方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其他三个则是陪都重庆、四川省省会成都和云南省省会昆明,都比小小李庄大得太多。居留李庄的差不多四年时间,也是梁方仲先生生活比较安定、研究突飞猛进的四年,这期间完成的诸多论著,有些被美国太平洋学会组织翻译成英文,在哈佛大学发行。
:?f^D,w_B 1943年,梁方仲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同时获奖的一共十人,包括陈寅恪、汤用彤、闻一多、邵循正、陈梦家等,都是我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成就不凡的学者。这笔奖学金的使用,不附带任何条件。
)2: ,E 1944年,中央研究院派遣社会科学所梁方仲和历史语言所丁声树、全汉昇去美国考察研究。当时国民
政府规定,所有出国人员都必须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进团的第一天首先要在专人指导下填写履历表。其中“已入党(指国民党)否”栏,如果未入,即被要求填上“申请入党”字样。在所有受训的学员中,只有包括他们三位在内的五位学员,坚持空白不填。后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遵照院总干事叶企孙的指示,出面解释他们三人都是只做学问的“书呆子”,从来无意党派和政治,再搬出美方已经发出邀请等理由,并且向多个部门疏通,这样拖了好几个月,他们才艰难得到护照。
4v;KtD;M 1944年秋,梁方仲赴美,他先到加州,遍访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著名学府和其他研究机构,还到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工厂农场搜集资料,然后到东部新英格兰地区,受聘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任研究员两年。其间,他还抽空访问位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位于芝加哥的芝加哥大学,以及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由于此前梁方仲的发表记录已经很好,一位后来大名鼎鼎的美国学者也曾经表示要到我国来在中央研究院跟他做研究。
]Pf!wv 1946年9月至1947年5月,梁方仲离美赴英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其他学术机构。其间在1946年11-12月,还应招到巴黎担负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的技术助理工作。赴英访问归来以后,梁方仲一度代理社会研究所所务,协助病中的陶孟和所长争取到哈佛大学博士陈振汉和张培刚兼任社会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初,中央研究院已经开始筹划撤离大陆,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面,搬迁和反搬迁的较量相当激烈。因为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反迁台态度坚决,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曾经提请梁方仲先把社会研究所迁到西南,梁以尊重自己的老师和上司为由,表示还是留在南京为宜。
iKA}??5e Z@6xu;O 1948年,梁方仲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办公室工作。 E<r<ObeRv` 1949年1月,梁方仲回到广州侍候生病的父母。其间,在私立岭南大学陈序经校长和已经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清华校友王力教授和冯秉铨教授的热诚邀请之下,梁方仲加盟学术方面有远大抱负、政治上与国民政府比较疏远的广州岭南大学,执教经济商学系,兼任系主任,并且创办岭南大学经济研究所。同期加盟岭南大学的还有陈寅恪、姜立夫等学界领袖人物和十余位医学界精英。在这时局大变的关口,国民政府专门派员动员他迁台,他不为所动。香港大学开出比岭南大学高很多的薪酬延揽他到该校执教,他婉言谢却。至于是否北返中央研究院和后来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倒着实让他犹豫再三,最后他还是留在了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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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社会
KU 98"b5 从1949年加盟岭南大学到1952年2月内地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是梁方仲先生继抗战爆发前的五年之后又一著述出版高潮。按照“院系调整”的裁撤重建,以中山大学的文科理科和岭南大学的文科理科为主,组建了新的中山大学,使用广州康乐原岭南大学旧址。按照“院系调整”的规划,新的中山大学不再设置经济学系,于是梁方仲先生被安排在历史系。其时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领域人才济济,有“八大教授”之说,即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董家遵、何竹淇、曾纪经和杨荣国。历史系在其他领域的实力也很强,如陈序经、戴裔煊、朱杰勤、陈锡祺、王德辉等。“院系调整”以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和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朋友,都曾经极力邀请梁方仲先生回到北方工作,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历史二所)的朋友,也有邀请他北返的意思,但他最终还是留在广州。
(65|QA JlhI3`X;/ 1952至1953年间,梁方仲(左二)与刘节(左一)、岑仲勉(左五)、王力(右五)、金应熙(右四)、许崇清(右三)、容庚(右二)、陈锡祺(右一)在中山大学合影。 uh&Qdy!I 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梁方仲认真听了两年四个学期陈寅恪先生的课,以补当年在清华未修陈课之憾。虽然自己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但是在听陈课的时候,他仍依照一向读书听课的习惯,认真做笔记,一如当年在哈佛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那样,当场记下来的文稿就已经十分工整。时任岭南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的周连宽先生,是图书馆学专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任上海市图书馆馆长。周先生对古籍十分熟悉,但是因为没有留洋经历,学校原来对他重视不够。梁方仲深知周连宽的价值,又知道体力视力都极差的陈寅恪先生经常需要得力人手帮助查搜史料,遂征得双方同意,复得学校支持,玉成自1954年开始,周连宽先生半天在图书馆工作、半天帮陈寅恪先生搜集整理资料,前后达十年之久之美事。
cNiNLwc 1956年前后,是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山大学校园气氛最为宽松的一段时间。其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上来,周总理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有关部门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这一年,中山大学为少数顶尖教授配备学术助手,应梁方仲先生的要求,聘任了1950年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岭南大学的汤明檖先生为他的助手。汤明檖外文比较好,懂英文法文,酷爱文史,会写诗词。另外还配备了两位辅助人员帮助梁方仲抄写和计算。着眼于梯队建设和培养青年人才,梁方仲还安排中大历史系毕业留校进修的李龙潜,以及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时在科学院广州分院工作来中大进修的张维熊,进入自己的工作团队。汤明檖和两位辅助人员的直接任务,是协助他编撰《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两位进修人员则跟着他
学习注释《明史·食货志》。
[,Fu2j] 除了按部就班分工的工作以外,从1956年10月到1957年秋末,梁方仲还曾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每星期五将五位一起招到家里研讨学习心得。年轻人非常得益于这种手把手的团队工作。在这种讨论班形式切磋的基础上,梁方仲还具体指导汤明檖和李龙潜、张维熊写出学术水平比较高、争鸣色彩鲜明的论文《对邓拓同志〈从万历到乾隆〉一文的商榷和补充——并试论处理和运用实地调查材料的方法》,发表在1958年第一期的《历史研究》上。教学方面,不几年以后,汤明檖就接替梁方仲独立开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这门重头课程。
Ob@HzXH 其间,外语系谢文通教授的杜诗英译,请他审核,中文系容庚教授的《简化字意见书》,请他修改。他就是这样一位眼界开阔、热心交流的读书人。
n7(/ml+Q_ 1950年8月,梁方仲随岭南大学一个小组赴京考察课程改革。1956年7月他到北京参加教育部主持的综合性大学语言文学和历史两个专业十八种教材的教学大纲审定。每次访京,他都会去看望陶孟和、陈岱孙、叶企孙等老师和前辈。1956年这次,他发现陶孟和看起来工作仍然积极,谈吐间对于社会学被取消和一些机构与人员的工作作风,已经表露情绪,与以往的乐观形象形成对照。他还发觉前几年在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都十分重要并且活力非凡的叶企孙,处境已经恶化。
?#Y1E~N 梁方仲先生生活态度积极。“反右”斗争期间,他照常观看文体表演。除了学校周末的广场电影以外,他还和家人到越秀山体育场看中苏足球友谊赛,到广州体育馆看沈阳和上海的篮球比赛,在学校礼堂观摩全国冠军杨官璘的象棋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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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l<K “反右”以后,梁方仲仍然按照“读书、研究、授业、交友”的一贯作风行事,三天两头与学界朋友一起吃饭。无奈其时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整风”和“反右”中得以比较“逍遥”的梁方仲,在1958年春天开始的“红专大辩论”中,终于被当成“白专”的典型遭到狠批,个人被贴大字报超过两千张,批判他“错误思想”的大小座谈会开过两百五十多次,全系停课三天专门开会批判他,先后有六十多位师生发言,占历史系师生总数的四分之一。“红专大辩论”初期还不那么厉害的时候,《中山大学周报》的头版文章曾经提到梁方仲有“三怕”“三重”的“错误”,那就是怕开会,怕听报告和怕参加政治运动,重学术过于政治,重业务修养过于政治“品质”,重个人交情过于政治立场。这倒是比较恰如其分的一种概括,可惜本身不为时势所容。
K-4o_:F J>Bc-%.Q 梁方仲先生一家1959年在中山大学东北区七号寓所前合影,前坐者为梁母黎淑婉,后排自左至右为梁夫人陈瑛材、梁方仲、女梁承烈、子梁承邺。 *IIuG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