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的记忆

寒冷的记忆
□樊胜利

2018年的正月十五快到了，冬天即将过去，可北京还是没有下雪的迹象，难道今年是个无雪的冬天吗？那茫茫白雪像厚厚的盔甲把大地万物掩埋的景象，只能出现在梦里吗？49年前那个奇冷的冬天，铺天盖地的大雪，把北大荒雕刻成雪的世界。雪成为冬天寒冷的帮凶，经常在梦里出现。对雪刻骨的铭记，却渐渐地变成了对雪的盼望和记忆。

1969年的冬天，天气异常的寒冷。这一年是个大涝年，洮儿河水破堤，下游的边昭公社遭受了严重的水灾，民房被淹，村子周边一片汪洋，上冻后变成了大冰场，寸草不见，集体户的这些知青们不得不考虑明年的柴火问题。

听村民讲，离村子七八十里远的长岭县姜家店那边柴草较好。于是队里派了两驾马车装上行李、一袋子玉米面和搂草用的大耙犁向姜家店出发了。刚下过大雪，雪足有半尺多厚，早起出发，直到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才到了姜家店。说叫姜家店，其实这离姜家店镇至少还有十四五里路。土坨子较多，地貌高低起伏，雪没边昭那边下的大，但也是白茫茫的一片。远远望去，在坨子的不远处有个破房子，走近一看，房顶、四壁完整，没窗户和门，进屋有个破灶台——是座瓜窝棚。大伙决定就在此安营扎寨，有的去砍柴，有的去找水。不知是谁喊：“这有口井！”我们跑过去一看，真是一口井。小哥儿几个这下乐坏了，只要有水我们就能在这待下去。这口井还真深，两根行李绳接在一起拴上小水桶，十分费力地打上小半桶水，水没多少，杂草、树叶倒不少，不一会儿就冻成了大冰块。我们把砍来的树枝架起来，用干草点上火，放上铁锅，大家围在一起边烤火取暖，边把水中杂物捞出，过滤出清水，每人灌满一缸子，大口大口喝起来，真的太渴了。

窝棚里的锅台整整大出铁锅一大圈，苏文找来几根粗树枝搭在锅台上，把锅架上去点着火，玉米面和上水，摊在铁锅里烙起了糊饼，哥儿几个手抓着半生不熟还沾着杂草的糊饼就往嘴里塞。没吃几口，“噗”的一声，整个铁锅掉到了灶膛里，着实把哥儿几个吓了一大跳，原来架在锅底的树枝被烧断了。只得从头垒灶台。窗户和门还得堵，不然夜里人会被冻死的。我们在窝棚周围找来一些破土坯、大土疙瘩和些干草连抹带堵，尽管还是透风，窗户总算是堵上了。门没有怎么办？我急中生智把毯子用木枝插在门框上，有风时，再用大土块压上。

我们轮流当炊事员，其他人每天托着沉重的大耙犁一干就是一天。饿了吃口大饼子，渴了就抓把雪吃。最难忍的是手和脚，手套和棉鞋是从北京带来的，刨粪、刨冻土、干农活基本破损得差不多了，大家手脚都有多处冻疮，我的脚后跟冻裂后，后跟筋都快露出来了，腰弯大点就疼得不行。耳朵都冻得又红又肿，疼痒难忍，只能硬挺着。

经过6天的辛勤劳动，一座座草垛像古堡似的布满了附近的沟沟壑壑。按预定时间，村里派车接我们来了，大家打好了行李心情格外激动，不知是谁一脚把垒好的窗户踹开。草装了满满两大车，行李和耙犁等实在装不下了，人还得留下三个。姚新民、苏文和我主动要求留下等车。天渐渐黑了下来，接我们的大车来不了了，只得在这再过一夜了。我们把行李摞在窗台上挡风，砍了一些树杈烧成碳，放在脸盆里，苏文的棉胶鞋和鞋垫放在火盆边上烤。三个人紧紧挨在一起，戴着不怎么御寒的栽绒帽，钻进了冰冷的被窝里，寒风不停地吹，吹透了被子，还要往骨头里钻似的。不一会儿，三个人脸上都挂满了白霜，鼻孔和嘴角处都凝结了冰碴，三个人谁也不认识谁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嘈杂声将我们惊醒，刺眼的手电筒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扬叉、镐头的撞击声吓得人心惊肉跳，到底是做梦还是遇上了土匪？惊恐的同时，只见一把扬叉朝火盆飞来，“着了着了！”苏文的棉胶鞋和鞋垫被挑飞了，被人踩了几脚后火才被踩灭。惊魂未定，一个操着浓浓山东口音的人问：“你们是哪的？”我们异口同声：“北京知青。”“到这干什么？”“搂羊草烧柴用。”“噢，倒不像是坏人。”“我们是军马场的，全国统一行动零点查夜。”“有人说你们住这好几天了，行动挺可疑。”随后，“纠察队员”们在屋里踱了几步，找不到什么破绽，再瞧瞧我们三人的寒酸样。其中一个带头说：“我们走吧。”随后，他们走出窝棚，骑上马，“哒哒哒”地扬长而去。经这么一折腾，谁也睡不着了，基本是半迷糊半清醒地一直熬到了天亮。

在农村看钟点就是看日头，一年四季是日头一露白出工，日头一落山收工。太阳已升得老高，估计到晌午了，大车怎么还没来，弄不好又得在这熬上一夜？哥儿仨心里打起鼓来。我说：“不行，傻等不是办法，不然我先回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姚新民是集体户户长，大小事基本是他说了算。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那就辛苦你了，记着要按来时的路线走，千万别走丢，如能碰到接我们的车最好，一块跟车回来。”苏文递给我一把镰刀，说：“遇到狼的话，可当武器用。”姚新民从大锅里拿出一个玉米饼子塞给我，说：“饿时吃。”我拿了根草绳系在腰上，镰刀往上一别，玉米饼插进半敞半露的棉袄里。说是棉袄，其实扣子早掉没了，平时就用草绳系着，背心、秋衣也已穿烂了。

说来也怪，中午还晴着，一会儿就飘起了雪花。凭着来时的记忆，前站大致是在西北方向，只要顶着西北风走大方向就不会错。另外，还可以按车轱辘留下的印迹往前走。可没走多远，大车压过的印迹越来越看不清，风越刮越大，车辙印干脆就找不到了。顶风走已是惟一选择，大风呼啸着、夹着雪花打在脸上、钻进半敞口的棉袄里，粘在身上，真是冰冷刺骨。我踏着快没膝盖的雪，每走几步都要歇一下、喘口气，就这样不知走了多远。心里一直默念着，只要顶风走就不会错！感到有些饿了，顺手从怀里掏出玉米饼咬两口，再抓把雪塞到嘴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就这样我一直坚持着往前走，嘴里一直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天渐渐暗了下来，前方一片灰白，看不见任何参照物，只是凭着感觉和信念义无反顾地往前走。我心里明白，绝对不能停下来，如停下来，必被冻死无疑。天完全黑下来了，我迈着那沉重的双脚，十分费力，一直不停地往前走。

我顶着凛冽西北风艰难地向前走。这时大风仍在呼啸，我把镰刀紧紧攥在手里为自己壮胆。也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前方好像有一堵墙，用手摸的确是墙，顺着墙走了一圈，旁边还有几个被白雪覆盖着的坟头。噢！想起来了，这儿原来是个牛圈，我放牛、放羊时来过这儿，这里是废弃多年的破牛圈，按牛圈和坟头的方位，当时我所在位置已到了前站村东北方向大约四五里的地方，于是我调头又朝西南方向走去。终于见到了呼闪着的煤油灯光，我大步流星地向村里跑去，到家已是半夜11点多了。我才知道，由于通往姜家店方向的路积雪太厚，马车过不去。第二天，队里选了最好的车把式，挑一驾最棒的马车，避开积雪厚的近路，绕地势较高的七撮公社走远路将姚新民、苏文他们俩接了回来。

可我回到村里，什么也吃不下，躺在炕上发了3天高烧。高烧刚退就和姚新民、苏文等几个知青一起登上了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火车。那时，中共九大刚刚结束，阶级斗争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全国都在备战备荒，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艰苦的农村锻炼成长。

时间过去快50年了，那北大荒极其寒冷的冬天，一直贮存在脑海。这段故事只是我们插队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却至今难忘。虽然那时生活十分艰苦，人却乐观向上，对前途充满了信心。这些难得的经历，无疑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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