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抗战

来源：光明日报

抗战时期，香港不仅是重要的地区商业中心，也是中国对外联系的关键窗口，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价值。然而，在当时的英国殖民者眼中，香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37年抗战爆发后，英国对香港的防卫漠不关心。1938年4月，“英国皇家防卫委员会”甚至建议将香港的防卫力量削减一半，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表示要将香港的防卫力量削减至一个“适当的程度”。直到1941年岁末，日军已迫近香港，英国当局才象征性地下令增调两营加拿大步兵防御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香港人民不仅毫无自由和尊严，而且陷入深重的灾难。日本军政府制定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规例，并以犯例为借口，随意打骂、囚禁甚至杀害香港居民。香港居民如果不向站岗的日军鞠躬行礼，轻则遭受掌掴，重则招致杀身之祸。他们还强征慰安妇，仅1942年8月就在湾仔等地强征房屋设立500间慰安所，罪行之残暴令人发指。在广州“南石头惩戒场”，十余万被关入的香港难民成为日军波字8604部队细菌战的试验品。许多香港同胞被诱骗到外地当劳工，遭受了非人的压榨和虐待。据《香港行医》记载，当时在九龙开办医院的华人医生李树芬“至少治疗了1万名强奸受害者，很多人被刺刀捅倒在大街上”。英国人约翰·斯特瑞克在《日占时期》中回忆，他曾目睹“有些人被用绳索穿过手臂上用刺刀戳出的洞穿在一起，被推入港口的海里”“三串像珍珠串一样的华人……其中一人精疲力竭地倒下，拉倒了另一个人，他们就这样相继死去”。

　　在日军的铁蹄蹂躏下，繁华的“东方之珠”香港，陷入无尽的黑暗。

　　疾风识劲草，板荡见忠贞。在香港沦陷的至暗时刻，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国际宣传及武装斗争等工作，领导港九独立大队顽强地在港坚持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成为香港抗战中坚持最久、团结最广、影响最大的政治力量。

　　1941年12月9日，即日军入侵香港的第二天，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就遵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抽调党员骨干挺进香港，组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当时，侵占香港的日军主要由陆军第38师团、海军第二遣华大队及第23军飞行队等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组成，仅陆军部队就有步兵、炮兵、装甲兵等共1.5万人。而挺进香港的党员骨干，最初仅有配备了少量手枪和步枪的50余人。为了把光明带到波涛彼岸，他们在夜色中分3个方向冒险潜入香港。

　　游击队骨干抵达香港后，迅速展开工作，发动群众。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山村建立抗日据点；抢运驻港英军遗弃的武器装备，壮大抗日力量；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领导下开展“省港大营救”，保护转运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国民党高级官员家属等在港爱国人士及英、印、荷、比等多国侨民近千人。1942年2月，为加强港九地区敌后游击战争，在港游击队统编为港九独立大队，隶属东江纵队。

　　通过不懈奋斗，截至1943年夏，港九独立大队以星火燎原之势在西贡、沙头角、元朗、大屿山、上水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人数增至约800人，下辖5个地区中队、1个海上中队、2个长枪中队和1个直属中队，并在各中队中设立了党支部。1944年8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以《东江纵队威震港澳》的大字标题，报道了东江纵队1944年上半年的战绩：“与日伪军进行较大的战斗148次，攻克日伪军据点10个，破坏公路377里，铁路70里，桥梁12座，毙伤日军440人，伪军560余人，俘伪军764人，伪军反正144人。东江纵队像一把钢刀插入华南敌后，威震港澳。”

　　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已成为当时唯一控制香港的军事力量。

　　凝心聚力，共御外侮

　　自日军侵华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以组建抗日团体、开办工人夜校、参加群团组织等方式在香港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凝聚港人抗战意志。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迅即派遣张文彬、廖承志等人急赴香港，先后建立中共香港市委、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等组织与机构，使香港地区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发展，为后续香港抗战积蓄了力量。

　　中共香港市委先后建立工人、学生、知青、街坊等47个支部，深入进行抗战宣传教育工作，促进香港市民觉醒，团结香港各界民众参与抗战救亡运动。

　　中共香港文化工委建立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等多个文化进步团体，组织夏衍、茅盾等在港百余名文化名人开展抗日文化创作，培养和团结了大批进步人士。

　　中共香港海员工委及外围香港海员团体着力发动海员抗日救国，动员约1.6万名海员停止为日本船只做工，并组织大部分人员回乡继续参加抗日活动，其中1万多名香港海员因抗日牺牲。

　　中国共产党筹划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广泛开展群众统战工作，组织义卖、义演等活动募集抗日物资，激发港民抗战热情。1941年7月发起的“一碗饭运动”，呼吁每人用“一碗饭”的费用支援抗日斗争。香港各界踊跃参与，很多饭店挂出“欢迎来吃救国饭”的标语横幅，店内张贴抗战军人英勇杀敌图片。许多香港市民把参加相关活动“作为一生最光荣、最有纪念意义的活动”。据当时的《华商报》报道，一个小摊贩平时连买火柴都要掂量再三，却毫不犹豫地用辛苦赚得的10元钱买了5张“一碗饭运动”餐券，并高兴地说，“我们一家算是尽了中国人应尽的一份责任，良心上感到安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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