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心韵 | 2014-10-29 13:51 |
老父亲的“四不” 父亲的一生，是极其平凡的，平凡得就像一头牛。但要将这头“牛”真实地描绘下来，就我眼下的文字功底，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充其量只能表其形而难于传其神。 一，不贪天功 一场罕见的洪水，使整个公社的农作物面积绝大多数被淹，粮食减产已成定局。可偏偏我们那个大队非但没有减产，粮食增幅竟超过历史最高年份。 记者现场采访时任大队书记的父亲，记者问：“袁书记，向你提一个问题：大灾之年，别的地方都减产，你们大队为何还增产？请问你是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发动群众战天斗地夺丰收的？” 我父亲不假思索地说：“什么战天斗地夺丰收，那全是因为我们这里——地势不高也不低，洪水运潮泥。没花一分钱，得到千吨肥。”站在一旁的公社书记急了，一个劲儿向我父亲眨眼睛，示意他不能这样讲，并接过话茬说：“主要是靠人的主观能动性，俗话说‘灿烂的精神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物质之果。’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我们这位大队书记组织社员在农民夜校认真学习发扬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精神，绝对战胜不了这场洪灾。你说对吧，袁书记？”说着又眨巴眨巴眼睛，示意我父亲顺着他的话题往下说。 可我父亲就像一头牛犊似的，有人牵着“鼻子”他还是不肯上路，仍然实话实说：“那些天我们可急坏了，哪还有闲功夫组织社员在夜校学习，一门心思只盼着洪水早一天退去。”停了一会儿，“你别说，这老天爷还真善解人意，第三天洪水就退下去了。有一句古话‘易涨易退山区水’，所以，我们大队捡到一个丰收年。”记者无奈地说：“各位领导，我这篇稿子根本没办法写。因为，我不知道该赞颂人，还是该表扬天？” 记者走后，公社书记把我父亲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老袁啊老袁，叫我怎么说你！你这人真是稀泥扶不上墙，这么好的机会（指提拔前的舆论宣传）你都错过了，真是的。”父亲认真地说：“一次侥幸的增产，有什么值得好宣传的。如果我不实事求是，而是一个劲儿吹捧自己，如何如何领导有方，战胜了洪灾夺得了高产，那才是贪天功归己有呢。再说，大多数地方都减产，难道人家就没有战天斗地，他们就不知道组织社员在夜校学习，人家的思想就结不出丰硕之果，这能说得过去吗？”公社书记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真是一头牛！” 二，不夺民食 有一年，上级粮食清仓核算工作组进驻我们大队，找到我父亲，问：“袁书记，你们大队卖粮的情况很不理想，与兄弟大队相比，差得远着呢！你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我父亲点上一袋烟，慢条斯理地说：“完全可以，但是我想请教各位领导，是要我实事求是地说呢，还是要按照你们要我说的说？”工作组长很不高兴地问：“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会叫你虚报浮夸不成！” 我父亲严肃地说：“既然这样，那我就把全年粮食入库及卖粮情况向各位领导作简要汇报：我们大队一共5个生产队，283户，人口1184人，土地面积1500亩。其中水田面积800亩，800亩中有400亩是低洼冷水田，有240亩是高排田，平均亩产600斤，合计48万斤，加上700亩红薯，麦荞21万斤，再加上其它杂粮11万斤，总共80余万斤，全年口粮约40万斤。截止月底全大队实卖公购粮，余粮45万斤。也就是说，仓里除了还有二三个口粮外，几乎再卖不岀一斤粮食。但实际上现在已经超卖将近6万多斤，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能不能到各生产队去清仓盘点？”工作组同志打断我父亲的话说。我父亲问：“有这个必要吗？”工作组同志说：“很有必要。”父亲很平静地：“看来你们是不相信我这个当大队书记的。按理说公社，县里谁都晓得我这个人的脾气，从来不会说假话。” 工作组长说：“是真话还是假话，等我们几个下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那好吧，你们就去看吧，要不要我一同去？”父亲征求他们的意见。 工作组长说：“算了，你忙你的事情去吧。”突然又说：“啊，对了，差点忘了一件事情，来的时侯县领导让我们通知你下午两点半赶到县委党校去参加一个学习班。”看了看表说：“还有两个多小时，你赶紧去吧。” 我父亲知道工作组是有意支开他。匆匆赶到县委党校之后才知道，县里正组织几个没有“完成”卖余粮任务的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的紧急会议。会议要求一个个表态发言——回去后如何完成任务。不表态的不能回去。父亲正想在县多待几天呢。可是刚到不久公社就追来了电话，要我父亲必须马上赶回去，我父亲说：“不行啊，这里有规定：‘没有表态的不能回去’”“啪！”把电话放下了。还没有转过身子电话铃又响了，父亲头也不回走进会议室。刚坐下，一位县领导把我父亲叫了出来，严肃地说：“老袁，你好大胆子，竟敢与县里派下去的工作组对着干！” 我父亲明知故问：“这是说哪儿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那位领导说：“你心里明白得很，我问你，你来的时候是不是把所有生产队粮仓的钥匙都带走了？啊！”我父亲说：“没有，我只是带走了其中的一把钥匙。再说，我来县里的时候工作组并没有叫我留下钥匙。” 那位领导说：“他们哪会料到你还有这一手” 我父亲说：“我当时问过工作组长，要不要我一同到生产队去？他们说不要，这能怪我吗？” 那位县领导意味深地长说：“老袁啊老袁，在严肃的政治面前，你可不要耍什么花招，这可是原则问题，搞不好你会犯错误的，知道吗？” 我父亲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因为怕犯错误，所以才牢牢地掌握着粮仓的钥匙，这可是社员群众的命根子。” 那位领导生气地说：“你更要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负责任，懂吗！”然后关切地对我父亲说：“快回去吧，我让人开车送你回去。” 我父亲担心那些生产队长顶不住上级的压力，擅自开仓把社员的口粮当余粮给卖了。因此，每座粮仓都设两把锁。一把钥匙由各生产队保管，另一把钥匙由我父亲掌握着，缺一把钥匙也打不开粮仓，平时用封条封着。 工作组之所以有目的地进驻该大队，是因为有人向上级反映我父亲搞“瞒产私分”。后经他们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证明纯属子虚乌有，我父亲所汇报的情况也完全属实。后来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父亲受到县委表彰，从此名声大震，还任命为公社党委委员。 三，不容私情 一天半夜时分，大哥从生产队的晒谷场地挑了一担稻谷回家，第二天清晨被父亲发现了，觉得不对劲，就问我大哥：“这谷子是从哪儿来的？”大哥吱吱唔唔地说：“在，在老姨那里借的。”父亲“啊”了一声就出去了。大约一袋烟功夫又回来了，板起脸孔问我大哥：“你真是从你老姨那里借来的吗？”大哥说“这还有假，不信你可以去问嘛。”父亲几乎两眼冒火：“我刚才已经问过了，根本没有这回事。你跟我老老实实地在家待着，我再去问问其他人。”父亲径直跑到仓库保管员家里，见他后廊房里也有一担稻谷，父亲什么也没有说，气冲冲回到家，把我叫起来说：“小山子，你去把小队保管员叫到我们家来。”我望着父亲阴沉的脸，快步跑到保管员家，对他说：“堆叔，我父亲有事叫你到我家去。”堆叔问：“小山子，你知道是什么事吗？”我说：“我不知道。” 堆叔紧随身后到了我家，父亲冷冰冰地说：“堆仔，你坐吧。” 堆叔瞧着我厅堂里的谷子，早已魂不守舍，却故装镇定地问：“袁书记找我有什么事吗？”父亲从箩里抓起一把谷子问堆叔：“你能说清楚这谷子是从那儿来的吗？”堆叔结结巴巴地说：“这，这我哪知道，要问他自己。”说着看了看我大哥的脸。父亲问：“今天是几号？”堆叔说：“今天是27号吧。”父亲又问：“口粮谷是在几号出？”堆叔答道：“一般是每月的中旬。”父亲“啊”了一声：“那么这担谷子就不是口粮谷，对吧？”堆叔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只好说：“我也说不清楚。” 我父亲说：“哼！你当然说不清楚，但是我能说清楚。”歇了一口气接着说：“这是你们几个生产队干部合伙从尚末进仓的晒场上偷偷地挑回家的，对吧？”堆叔和我大哥低着头，连正眼瞧我父亲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父亲问：“你们俩说，这事该怎么办吧？”堆叔和我大哥同时说：“把它挑回去总可以吧？”声音小得连他们自己都听不清。 父亲说：“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这叫监守自盗，你们懂吗！” 堆叔怯怯地说：“那你说怎么办？” 父亲说：“你的错误你自己看着办，至于我那个当民兵营长的儿子，我自有办法”。 第二天，父亲做了一块小木板，用墨笔在上面写了两行字“我是老鼠守粮仓，别人莫学我的样。”要大哥把它挂在胸前，手持铜锣边敲边念这木板上的字，到全大队走一圈。大哥的脾气一向很犟，跟父亲顶牛说：“游街就游街，怕什么！我做儿子的难堪，你当父亲的脸上也不并不光彩。” 后来经大队其他干部和村里乡亲们的苦苦劝阻，才免强答应在全体社员大会上作深刻检查，父亲痛心疾首地说：“是我这个当大队书记的教子无方，一生的清白险些断送在自己儿子手上，我建议撤销他的民兵连长职务。” 还有一次，大队砖瓦厂的一块做砖瓦用的特制麻条石被人撬了去，致使砖瓦厂停工了几天，做砖瓦的师傅找到大队，正巧我父亲在大队当班，我父亲说这事我一定认真查一查。 第二天中午，我舅舅请我父亲吃饭，父亲一到门口就发现他妻弟的门口的水圳上架着一块长三米宽一米的麻条石。故意用脚踩了踩，再蹲下身子仔细观察，见是最近几天才架上去的。心想，这块麻条石莫不就是昨天那个做砖师傅反映被人撬掉的那块？于是就问妻弟：“这块麻条石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放在这缺口上，就跟天生的一样，真是太实用了。” 我舅舅得意的说：“是我从河里捞上来的，不知道费了我多大功夫。这些年我换了好几次竹杠和木头，就是不顶事，总算找到这块合适的麻条石。” 父亲又蹲下身子，用手在两旁摸了摸说：“唉，按理说在河里捞上来的，应该长青苔才是啊，好像不是从河里捞上来的。” 舅舅忙打岔说：“嗨，姐夫吃饭吧，一块石头有什么好琢磨的，管它河里的还是山里的，只要合用就是好的。” 吃完饭，父亲对妻弟说：“这块麻条石可不可以卖给我？” 我舅舅说：“你要它有什么用？你家大门口又不是水圳，不缺这石桥。” 父亲说“我是不缺，可是大队砖瓦厂正缺少这么一块做砖瓦用的麻条石。”说着用眼瞟了他妻弟一下，只见我舅舅的脸色有些显得不自然。断断续续地说“砖瓦厂的麻条石┅┅关我什么事” 父亲善意地跟他妻弟商量说“艮生，我看这样吧，如果你是从大队砖瓦厂搬来的，现在就把它送回去，大队对这件事既往不咎，如果你真的是从河里捞上来的，大队出钱买过来，你再想办法用别的什么东西代替这块垫脚石，你看行不行？” 舅舅说“说的轻巧，费了好大功夫才谋到这样一块石板当桥。对不起，我既不卖也不送。” 父亲说：“既然没有商量的余地，那就拉倒”说完就匆匆走回大队部，骑上自行车径直朝砖瓦厂去，不一会儿功夫就把做砖瓦师傅带到我舅舅大门口，跳下车问那师傅“你看这块麻条石合不合用？” 那师傅顿时眼晴一亮，兴奋地对我父亲说：“就是这块，没错。”然后用手擦了擦上面的泥巴说：“你来看，这上还有我刻的一个‘浙’字呢。”父亲笑了笑说“莫非你打算将来把它带到浙江去不成？”师傅说“不，不，我只是为了做一个记号而已。” 父亲说：“既然找到了，还不叫几个人用架子车把它装回去。”说着父亲就在旁边推来一辆板车，还叫了两个社员“来，你们帮忙搬一下，送到大队砖瓦厂去，工钱由大队付。”舅舅一看急了，几乎是从屋里跳出来，站在麻条石上怒吼着：“你们哪个敢动手搬！” 父亲上去一把将我舅拉了下来“下来吧你！”舅舅跌跌撞撞倒在我父亲身上，父亲顺手一把抱紧他，同时招呼几个社员：“你们赶紧搬上车，拉走啊！还楞着干什么？” 舅舅拼命地挣扎，口中骂个不停：“你这个六亲不认的狗官，桌上吃饭，桌下就咬人的狗官！” 父亲说：“你骂吧，骂吧，只要你觉得骂了能解气，你尽管骂。”舅舅眼看着搬石头的人已经走远了，浑身乏力地坐在地上。其实他知道自己理亏，但仍嘴不饶人，气急败坏地说“我知道你厉害，我斗不过你，但是，总有一天你会跪倒在我脚下的时候。” 还别说，果真被我舅舅说中了。第二年冬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弹片”自然而然地击中了该大队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批判台上，父亲（被强迫）跪着，我舅舅站着双手叉腰，甭提有多神气。父亲头上那顶一米多高（用竹篾和纸糊的）高帽子，四周写满了显赫的罪名：什么“漏划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伪保长”“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等等等。 四，不耗公费 父亲年轻时，一人种了三十多亩地，最远的有十几里路。繁重的劳作给他单薄的身体埋下了诸多的病根，加上劣质烟的熏染，哮喘病伴随着他一生，六十岁从公社信用社退休在家，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仍放不下修桥补路的善事，七十岁之后身体就更不行了，天气好的时候，也只能在村口的枯井旁古樟下小坐一会儿，望望行人，听听鸟叫。我在县城工作，家里不时传信来说父亲又不行了。我们兄弟几个常劝他到县医院住院治疗，反正是公费报销，父亲总说：“退休十多年，没有为国家做一点贡献，而各级领导逢年过节都来慰问看望，哪一次不得花费百十块钱，心里真是过不去。” 有几次实在是病得不行了，我请车回去想强行把父亲送到县或市医院去，而且问过医生说，像他这种病，到县市医院用些好药，是可以缓解和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可父亲就是执意不肯。还说，“我都七十多岁的人了，何苦还赖着不走，人活到这个岁上，就像灯盏里的油，只能越点越少，该到吹灯拨蜡的时候了，没有必要再浪费公家的钱，人总是有一死的┅┅”他说的是那样的轻松和坦然。 一九九四年九月四日凌晨一点钟，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可我总觉得父亲并没有死。 其实，早在十年前，他就为自己置好了棺木，后来又让我在县城为他买了一块青石，他自己亲手在碑石两旁各刻上了一行字“心如白云常自在，意欲流水任东西”。每次回家，我都到父亲的墓前默默地念诵着这两行诗，虽然似懂非懂，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作为父亲的墓志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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