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的故事
好久没来一次的外婆到我家来了，我们可高兴了。母亲叹一口气，哎，没啥好东西招待外婆。她揭开家里那个装着“贵重物品”的柜子，从藏在最里边的篮子里，拣出两个鸡蛋，想一想，又拣出两个，临关柜子的时候，又放了一个回去。三个鸡蛋打在碗里，加上切得细细的葱花，搅拌均匀，在滚热的油锅里快速铲上两铲子，一份黄灿灿、香喷喷的炒鸡蛋就出锅了。
我们几兄妹知道，这是家里招待贵客的唯一一道“硬菜”。硬菜特意摆在外婆的座位前，母亲不停地“劝菜”。
“来，老大、老二，还有幺孙女，你们也吃。”外婆一边说，一边给我们夹菜。
“不要，不要。外婆，我们不吃。”三兄妹都客气着。母亲在旁边盯着我们：“不要不懂规矩!”
口里说着“不要”，在母亲“不懂规矩”的半真半假的责骂声里，我们愉快地伸过碗去，接过外婆夹给我们的硬菜，真香呀!小小地咬一口，刨下一大口饭。一碗饭吃完了，少少的一点炒鸡蛋总会还剩下那么一点点，最后再香一下我们的馋嘴。后来读书，读到什么齿颊留香，一下就想起那香喷喷的炒鸡蛋来了。
关于那三个鸡蛋的事，还没有完呢。母亲打蛋的时候，我们把蛋壳拣过来，在灶前的灰槽里刨出一个个的窝，把那蛋壳“坐”在温热的柴灰里。等我们吃完饭，那蛋壳里些些微微的一点蛋液流下去，已经凝固了。把这一丁点凝固的蛋白也挖来吃掉，这三个鸡蛋才算彻底被我们消灭光。
那时我还是一个几岁的孩子。“文革”结束了，但体制机制还保持着历史的惯性，“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尚未改变。童年的记忆里，只剩下两个字，一是“穷”，二是“饿”。家里喂了十来只老母鸡，那鸡蛋可宝贵了，母亲每天都留意着，专门放在柜子里的一个竹篮里。每次放进去的时候，都把前面的数一数，好像我们会偷吃似的（心里真的好想偷吃一回啊，但谁让我们家教好、守规矩呢）。凑够二三十个，便提到街上去卖，换得一点盐巴钱。那小小的鸡蛋，几乎是农民平时零用钱的唯一来源，农民戏称为“鸡屁股银行”。
母亲常说：“老人过生一碗饭，小孩过生一个蛋。”每年生日的时候，母亲总会单独给我们煮一个蛋。早上一起床，那个圆圆的、滚热的鸡蛋就到了我们手里，握在手心里，满满的都是温暖。从早上就揣在裤包里，到天黑还舍不得吃。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日子才一天天好起来。饭是能吃得饱了，吃鸡蛋的理由也多了起来，过生日不用说了，那是正份，该吃；过个节，难得嘛，营养一下，吃；考试考好了，奖励一下，吃；甚至，没有理由，今天高兴了，母亲说“摊个鸡蛋饼吧”，于是，又有鸡蛋吃了。
到今天，鸡蛋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了。挑食的女儿回家来，给她做早饭，手里握着一个鸡蛋，却想不好怎么做：煎鸡蛋，太油，她不爱吃；荷包蛋吧，汤汤水水的，她也不喜欢；煮鸡蛋吧，她居然只吃蛋白，不吃蛋黄！批评她两句，反倒还振振有词：“谁让你们出生早了!”同时还不忘提醒我们两句：“老爸，少吃点鸡蛋，当心胆固醇高了。”
写着这样一篇小小的文章，感叹着建国七十年的大时代带给芸芸众生实实在在的幸福。只是，当年给我们夹菜的外婆、假意责骂我们的母亲，都已去世了。安徽省蒙城县供电公司(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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