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结成的伴侣
从1957年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到反右派斗争；从“大跃进”到1960年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经历了较大的起伏。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中，既总结了初步的经验，也有着值得记取的教训。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变革时期，我和我的爱人翟晓云，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组建了家庭。这是我人生经历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页。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要在几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1958年的夏秋之际，又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个当时被称为通往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的“新事物”。这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被称为“三面红旗”，成为当时指引各项工作的灯塔，
体现“大跃进”时代新生事物的，在军机关首先是下放干部。1957年底，上级传达了下放干部的指示。12月28日，干部部党小组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下放干部的意义，每个人都要表明个人的态度和决心。
我当然坚定地表示了要求下放的决心。1958年2月5日，军机关举行大会，欢迎军区机关下放干部来部队；2月10日，军召开欢送本部下放干部大会。我们干部部下放的毛德厚、李书芬，则于25日由我们部开欢送会后下到部队；3月30日，军机关欢送去北大荒的同志。3月30日，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在青岛海军东海饭店召开下放干部座谈会，军干部部高材部长带我军下放干部代表参加会议。军工区施工科参谋宁国军，在下放中积极锻炼自己，并在施工中发明了“钻机滑板”的事迹，在会上引起轰动。4月13日，军召开下放干部座谈会，一时搞得很热烈。当然，真正涉及到的人只是少数，而且数月后，大都返回了原单位。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及其危害性。根据上级的指示，军机关开展了反对浪费、反对保守，横扫“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的“双反”运动。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写大字报，可以是给领导提意见，也可以就部队建设提出某些建议。当时有个说法，一个机关写的大字报超过了一万张，那么，这个单位群众的意见就算提“透”了。
3月的中、下旬，军机关掀起了写大字报的高潮，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为了完成“任务”，为了“争先”，曾经连续几天，每晚写到深夜。本来已经没有什么话要说了，还要搜肠刮肚，苦思冥索。记得通信处写的一张大字报提出，要组织机关干部学外语，于是另有同志提出机关干部不宜组织学外语，可以自学外语。就这么一来一往，围绕一个没有现实意义的命题来辩论，只为的是增加大字报张数。
一天晚上，我们干部部的同志正在苦于没有什么可写的时，助理员宁文德抬头看见副部长王德高，于是说：“王副部长，我给你提一条吧！”王副部长极其高兴地说：“好哇！”不管内容是什么，只要干部部又多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好。在这次大字报高潮中，我们干部部处于领先地位，我个人共写了177张。3月22日，根据群众工作处的安排，我和几位同志还曾到青岛市木器社“支援”写大字报。应当说，这次大字报高潮，虽有形式主义的东西，也确实反映了群众的一些意见，有利于领导改进作风。特别是整个过程，是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保持了稳定，增进了上下团结。在此基础上，军党委明确表示了积极改进的措施，机关支部也进行了整顿。
在“双反”运动的同时，掀起了“除四害”、讲卫生的高潮。当时认为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是对人民健康危害最大的“四害”，必须除之。为此，就要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军地协同行动，各单位召开誓师大会。青岛市提出了“苦战七昼夜，大干一个月，达到六洁六无”的口号。军首长亲自动员，要求苦战五昼夜，达到六洁六无。军机关各部门间、各宿舍区之间互相挑战。我们干部部向其他各部提出的挑战是要达到“三净、三洁、六面光，八不、消灭八个死角”。
这样，在1958年的春天，又出现了一个打扫卫生的高潮。而且是昼夜连续突击，其认真程度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窗明几净，而且连水磨石的走廊地面、楼梯都用肥皂水洗净。更能证明各级领导重视的是，中央、省、市和军区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都下来反复进行检查，因而我们也就反复打扫卫生。除四害、讲卫生成了“大跃进”的一种表现，似乎也在为“大跃进”创造一个洁净的环境。
遵照总政治部和济南军区的指示，后来在1960年5月至7月，又开展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这次主要是各级组成工作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清查。军机关进行了教育，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大跃进”中出现的“新事物”是很多的。报纸上不断报道某地农业生产中，由于体现了“大跃进”的精神，所以亩产小麦、亩产水稻达到不可想象的多少斤，以致于小孩子站在上面都不倒伏。由于头一年的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所以人们就用“放卫星”来形容事物之高、之多、之快，因而人们就把这种农业上出现的高产叫做“放卫星”。由于是报纸上正式报道的消息，所以也就不得不相信，思想上还觉得很受鼓舞，似乎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在工业战线上，适应“大跃进”的形势，中央提出了钢的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为了保证这个数字的完成，采取了发动群众的办法，于是又出现了全民大炼钢铁的局面，当时管这叫做“保钢铁元帅升帐”。既然如此重要，军队当然也不能例外。六十七军和各师都垒起了土炉子炼铁，军的土炉子在炮兵基干团。我们干部部的高部长，可能是被分管这件事，经常到各工地去。遇到阴天下雨，总是给下边打电话，询问土炉子的情况怎么样。这样一件今天看起来似乎是笑话的事情，在当时的确是认为很鼓舞人心的。
1958年7月16日，我的日记上这样写道：“我们自己的试验性的炼铁炉今天流出了第一炉铁水。这说明，我们的试验成功了。我们将为祖国的钢铁工业贡献更大的力量。”9月8日，遵照首长指示，还给“八一钢铁厂”写了慰问信。至于究竟这些土炉子炼出了多少铁，这些铁能不能用，就不清楚了。
为了支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我们军机关干部经常到地方参加劳动。我们曾数次到大港帮助卸车，帮助装矿石，一干就是一天。11月5日，我们机关干部带上行李到青岛郊区，参加修建月子口水库的劳动。我们的具体任务是推沙子，曾有一天我和李水清军长用同一个小推车，我在后边推，李军长在前边拉。大家满怀支援大跃进的心情，热火朝天地干了两天才回营。为此，每人还获得了一枚修建月子口水库纪念章。
“大跃进”中的一个必然的思想，就是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也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建设上。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反教条主义。1958年9月17日，六十七军在青岛政协礼堂召开党代表大会，团以上干部参加，各师（旅）、军直各编一个代表团。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更高地举起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把我军建设更快更好地推向前进。”
军机关干部是以列席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听了几场报告。我们干部部则是在机关研究处理会议上涉及干部工作的问题，并了解有关干部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有的师、团干部以“单纯军事观点”遭到了批评。会议一直持续到10月14日结束。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接着召开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主要听取各师干部部长汇报在军党代表大会期间干部的表现和反映出的问题，研究了下一步干部部门应做的工作。
会后，部里指定由我写出向军区的报告。由于没有全程参加军党代表大会，只是会后听了各师干部部长的汇报，许多情况并不了解，而且部里也没很好研究，所以正如当年在日记中所说的：“这是我自写文字材料以来，至今最为作难的一次。”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对这次“反教条主义”的大背景不甚清楚。好在，通过找来会议的有关材料、军首长的讲话等，还是较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写报告的任务。至于这一次“反教条主义”的正确性、必要性如何，应该做出怎样的评价，更是若干年后由上头做出结论的事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确有许多在当时当地说来是完全正确的事，日后又成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事。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只能是中央怎么说就怎么办。其实，这也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各行各业、各项工作、各个部门，都在努力地使自己能够跟上形势，做出贡献。军干部部也一直在探索干部工作如何“跃进”的问题。我作为管综合性工作的秘书，更是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经过探索，认为干部工作不能企图通过突破编制大量提拔干部，或者是离开需要大批处理干部来体现跃进；干部工作的“跃进”，只能体现在掌握政策更稳妥上，体现在对干部的了解更深入上，体现在使用干部更准确上，体现在室内建设更加科学上，体现在做干部工作的人素质更高上。围绕着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从1958年4月1日起，开始研究军干部部的跃进规划，几经研究修改，直至下半年才基本定稿。
这年的年底，从12月3日至19日，组织了全军干部部门的评比。我随同副部长王德高，先后到二○一师和二○○师进行考核了解，而后又以五天时间在军召开评比会议。通过评比，对全军干部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样的评比，在干部工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一年，我个人的工作，也都是围绕着“大跃进”的主题，在上级的领导下进行的，应该说是比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在6月2日至7日和8月3日至5日，曾两次到唐山七十六速中，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也标志着个人独立工作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大跃进”确实振奋起了人们的精神，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意气风发”。人们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使人们受到极大的鼓舞。随着新事物的出现，各种新的词汇也不断涌现出来，人们很欣喜地在传诵着。军机关的一位处长，恰于此时喜得双胞胎贵子，就取名“超英”和“赶美”，人们引为笑谈。其实，那时之所以觉得鼓舞人心、形势逼人，主要还是觉得社会主义的步子加快了，共产主义也不是很遥远的事了。当然，这样的认识主要还是学习上级指示精神的结果。
1958年10月13日，军机关的同志曾到市政协礼堂，听谭震林同志在济南的一个讲话录音。在这个讲话中，谈到当年的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是肯定的，也许是一万亿斤；谈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涉及到实行供给制、人民公社、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等问题。其中还谈到军队实行的军衔制问题，说“什么少将、中将、上将，豆瓣酱，……”。而在195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还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直到多年后，中央明确指出，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再回头看那时的“共产主义已不遥远”的认识与实际相差是多么大，又是多么幼稚。而在“大跃进”中，我们的确是这样想和这样走过来的。
这个时期，家中的情况是，父亲逝世后，哥哥们均已分家另过，各自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二哥因为眼残，没有生活来源，议定由兄弟们承担其生活费用。实际上，直到二哥进入“盲聋哑人加工厂”上班为止，主要是我负责他的生活费用，有时还买些衣物寄给他，我为尽到了作为弟弟的应尽的责任而感到心安。大哥去河南平顶山煤矿筹备处工作后，继有了长女徐贤德、次女徐惠德，又有了第三个女儿徐宝德（1957年7月生）。三哥被释放后被劳改单位留用，做会计工作，继其长女徐贤良，又有了长子徐惠良（1955年生）、次子徐欣良（1957年5月生）。后来，在1964年1月，又有了最小的女儿徐存良。四哥仍在唐山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他的家已由东越河村搬到市内增盛里市政府第二宿舍二排一号，继其长女徐秀敏，又有了长子徐永健（1959年4月生），他的第二个女儿徐秀芝，则是后来于1965年生。姐姐仍在唐山市解放路百货商店第三门市部工作，她的家于1958年下半年，由长春街搬到了槐树街行政干部学校，继长女王美娜之后，在1961年2月9日和1965年5月有了二女儿王丽娜和三女儿王欣娜，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也是我起的。哥哥、姐姐们的生活都较清贫，但都过得稳定和谐。但愿在社会大变动的情况下，不要发生什么事情。
正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1958年5月27日，农历戊戌年四月初九，星期二，我和我的爱人翟晓云在我家——河北省唐山市东矿区林西桥西街新华里3号结婚，组成新的小家庭。从此，在我们的生活历程中有了新的开始。历经漫长、甜美时光的考验，证明这是一桩机缘天定、美满无瑕的婚姻。当然，在婚前的形成过程中，也曾渡过一些微澜。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约是在进入1957年后，我开始对个人的婚姻问题有所考虑。难能可贵的是，我对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持严肃、慎重的态度。在日记中，我这样告诫自己：“生活是一种平凡而又高超复杂的艺术。这是一个最为广阔的花园，也是极为荒芜的旷野。会生活的人必须是一个全能的匠人和工艺师，一个理智的拓荒者。爱情是一曲难写的歌曲，或者把它写成幸福的狂想曲，但也许就写成一段悲乐。这就需要人们反复推敲而谱就。”“爱情生活是甜蜜而幸福的，因而它是那样具有诱人的魅力；然而它又是严肃的，特别是它集中地体现了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高尚与低下。因而需要人们正确地去理解它和处理它。”
经过反复思考，确定在坚持条件的基础上，要在故乡唐山去找理想的对象。但几经家人努力，都因我不在唐山工作而难以促成。在此情况下，我暗暗地鼓励自己：“一个革命者，当他意识到他所从事的事业是人民最需要的事情的时候，他永远是自豪的。他自己知道这内在的美的崇高与伟大。对伟大祖国和本职工作的热爱，就是最崇高的爱情，日以继夜的工作就是最甜美的爱情生活。”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爱情观吧！
天随人愿，机缘巧合。不需苦求，原来理想的“对象”，其实就在身边。我爱人翟晓云的家，是我家的北邻——新华里2号。当时，她在唐山市古冶邮电局做话务员工作。1936年6月4日，农历丙子年四月十五日，诞生于唐山市林西，初中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她的母亲徐锦棠，据老人讲，在上数7辈之前与我家是一家子，因此，我应称他母亲为二姐。
在我的父亲在世时，我的二哥曾向父亲建议，如能将晓云介绍给慧儒岂不很好。父亲表示，这当然是很好的事，只是不知女方家中是否同意，而未提出。父亲逝世后，二哥通过住在我家同院的袁表婶向女方家提出此事。她家初则觉得这样属于：“骨血倒流”（意即徐家的女儿嫁出去，其下代女儿又嫁回徐家），恐有犯“忌”，因而暂搁起来。恰于1957年6月，我在二○○师去唐山市七十六速成中学送学员时，于6月4日回到林西家中看望二哥。当晚，晓云的奶奶到家中一坐，谈话中极力探询我的个人问题解决的情况；次日清晨，晓云的父亲在上班前的短暂时间内，到家里来专门来“看望”我，虽只几句谈话，明显使人感到是在审视我个人的具体情况。很快，晓云的母亲又通过袁表婶向我二哥表示了“同意”的意见。由于我已定当日返回唐山市内，并需在七十六速中完成工作任务后迅速返部队。所以，未及与女方见面即离开，但我答应，此事可以考虑。
回到部队不久，由二哥寄来了晓云的照片。初睹芳容，我感到十分满意。此后，二哥又在信中不断地介绍了晓云及其家中的有关情况，姐姐也来信表示支持。这样，在我调到军干部部工作后，于1957年8月20日，给晓云发出第一封信。而于8月26日，收到了她在未收到我的信之前写的第一封信。我们都明确地表达了愿意建立“关系”的热情。此后我们书信不断，相互了解不断加深。但直至这时，我们还仍然没有见过面。9月21日，在领导的照顾下，让我回唐山与女方见面。恰在此前，晓云的工作已由古冶邮电局调到了林西邮电局。我于22日晨抵唐山，先到了姐姐家。23日，在姐姐陪同下，冒雨乘车到林西家中。我因事临时到外边去了一趟，回到家中，见晓云在其母亲陪同下，已在我家西屋等候。她穿灰色上衣内穿短袖衫的衣领外翻，造成一种风度。深蓝色裤子，黑皮鞋。面庞白净，齐耳短发，显得格外秀美。
我承认，初见的瞬间，她的魅力已经征服了我，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的交谈。下午，我们到林西的小公园完成了第一次散步。晚上，我们到开滦第二俱乐部，看了相识后的第一部电影——长夜的秘密。就这样，我在林西家中呆了七天，也和她相处了七天。我们当然谈到了相互的印象，都表达了对对方“满意”的印象。我送给她一本相册，在扉页上写道：“我们的初会所共同留下的印象是极佳的，我们都希望把它留在记忆的最深处，并把它放到最珍贵的位置上去。这个小相册就算是这种标志吧，让它随时唤起我们最甜蜜的回忆，并督促我们去珍爱与巩固我们的友情，直至开出最美好的花朵。”9月29日，由林西返回唐山姐姐家，30日登车返青岛。
这初次的相会，使我逐步深化着对晓云和她的家庭的认识。虽然只是七天时间的相处，然而我发觉在她身上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可贵的方面。她在政治上追求进步，是一名共青团员，并已被党组织列为发展对象；她性格爽朗，心扉尽敞，内心世界清澈见底；她心地善良，用纯真的眼光看人、看世界，也用一颗真情的心去对待世事；她无私忘我，甘愿为他人做出贡献，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她朴实无华，既保持应有的青春魅力，又不事奢华；她勤恳耐劳，不怕吃苦，家务、外事倾力去做，没有骄、娇二气。她阅历简单，基本没有受到旧社会风气的污染。1945年9月，进入林西开滦女子小学读书，1951年9月，升入唐山培仁女子中学，1954年初中毕业后，当年8月31日考入唐山邮电局做话务员工作，1956年，调到古冶邮电局工作。她喜好运动，曾是唐山市和河北省邮电女篮、女排代表队的主要成员。
她有一个虽生活水平不高却温馨和睦的家。这当然与她的父母，尤其是她的善于持家的母亲有关。她的母亲徐锦棠，1916年9月27日生，原籍与我家相同，是同一个徐姓。端庄沉稳，举止文雅，很善言词。与她同时代的妇女，一般都是裹着一副小脚，而她却是一双天足，据说幼时也曾裹过脚，由于其父开明，怜其痛楚，裹了几天就放开了，外表看上去完全是一位现代妇女的形象。略识文字，精明强干，一个九口之家，里里外外，操持得井井有条。她的父亲翟宗耀，1917年7月29日生，原籍河南省夏邑县。早年就在开滦林西矿工作，时在林西矿干部文化学校任教员。热情开放，聪敏机智，虽原文化基础仅为高小毕业，但肯于学习，追求上进，因而实际文化水平较高，有一手很好的文笔。她的祖母王氏仍健在，耳聪目明，有一手很好的针线活，是一位慈善精明的老人。翟晓云在姐妹中排行老大。二妹翟晓平，1943年4月生，时在唐山市五三中学上学；三妹翟晓玉，1946年6月生，正在林西上小学；四妹翟晓雷，1949年5月生，刚步入小学；五妹翟晓兰，1952年1月生，尚年幼；弟翟晓石，1955年4月生，刚刚会跑。她之所以与其妹妹弟弟年龄相差较大，与其母生育较多，在她之上之下的孩子均夭折有关。正因为妹妹、弟弟尚在上学或年幼，所以，是她和她的父亲承担着家庭的经济来源，而且她的工资还高于父亲。她在家中的地位和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从唐山返回青岛后，我于10月3日正式向直工科提出此事，以便组织上的调查了解。我们之间自然是书信往来不断，相互了解在加深，双方感情自然也在增浓。她在11月6日的来信中写道：“我们的感情是在迅速地、正常地发展着和深入着，你所说的和我的想法和看法是一样的，请你放心。”情况表明，一切顺利。11月10日，直工科助理员武英告诉我，调查材料已得到回复，没什么问题，可以正式建立关系了。事也凑巧，11月13日，部里确定让我到唐山七十六速中，挑选入步兵学校学习的学员，并明确表示，可以结合回家一次。当晚从青岛登车，次日晚到唐山，住于姐姐家中。15日和16日上午在七十六速中开始工作，将有关名单、档案准备好。在等待步校招生组之际，于16日下午及17日到林西。
这次同晓云会面，“过去那种羞涩之感在我们之间已不存在”。我们尽情地在林西幼时生活过的故地边游玩，边追忆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看电影，看乒乓球赛，尽情地抒发心中的喜悦之情。我们直率地谈到了下一步的打算，基本观点一致，只是婚期有待商定。17日中午，在她家中吃了顿意义重大的丰盛午饭。一切都表明，我们的关系已经确定下来，而且得到双方家长的热情赞同和支持。作为一个信物，我送给了她一只进口手表，被她欣喜地接受。当天下午，按预定日程返回唐山，她一直送我到古冶车站，在暮色苍茫之际依依惜别。18日至21日上午，在七十六速中同步校招生组一起，组织对拟入步校学员的文化测验，介绍有关情况，移交学员档案。招生组十分满意，从而圆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本拟于21日下午即登程返部，但由沈阳开往青岛的列车没赶上，于是又回到林西，同她再见一次面。22日上午从古冶乘车，于次日直返青岛。
这次与她相会，实际上具有“订婚”的性质。在她12月2日的来信中，做了真诚大胆的表露：“我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时，精神特别紧张。不知怎么回事，谈话时更不知从何说起。现在可以说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真像是你所说的达到了畅所欲言的地步。可以说，你和我这个界限已经完全没有了。这也说明，我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在这几天的接触当中，我更体会到你在各方面都是忠诚的，我很喜欢这样的人。我的心是永恒的，永远的爱你，请你相信我。”
事情的发展总不会径情直遂，最不愿发生的事偏要发生。12月9日的晚上，正当我在馆陶路宿舍给晓云写信时，住在隔壁房间的军衔奖励科科长王文全，约我到他的房间去，帮他解一道算术题。解完算术题后，王科长意味深长地问我最近和“对象”发展得怎么样。我答复，发展顺利，因为直工科已告诉我，经调查没有问题，可以发展下去。王科长以略带神秘的口吻说，又有些新情况，第二封回函到了，可能还有些问题。听到这个消息不啻晴天霹雳，我难以接受。王科长继之告诉我，要沉得住气，这件事最终还是首长说了算。他还用他同爱人姚志成确立恋爱关系的经过暗示我，首长对此类问题的处理是看得高的，是大度的，让我继续同“对象”发展关系。
事后了解得知，直工科将调查函发往唐山市东矿区委后，东矿区委又分别给晓云父亲所在单位开滦林西矿干部文化学校和林西矿有关部门发信，请该二单位直复部队。前者即11月的复函称，晓云父亲工作、思想表现均好，历史疑点已查清没有问题，并在肃反中“提升”为积极分子。后者即林西矿有关部门，12月的复函则称历史疑点尚未查清。直工科据此又提出了不同意保持关系的意见。心情懊丧之中，于12月13日，给干部部领导写了封信，力陈我可以同女方保持关系和结婚的意见。此信经王文全科长转交给王德高副部长。
12月19日，王副部长和我谈话，表示可以和女方继续保持和发展关系，结婚问题待与部长再商量。应当说，领导上的意见已经明朗化了，但心中总还有一丝的不安。这就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一方面我们之间的感情与日俱增，并已开始商量婚期问题，1958年1月2日，她在来信中已明确表示，婚期何时均可，以五月为好；另一方面领导上还没有把板拍到底。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月，1958年3月24日，我正式向干部部领导提出请求准予结婚的报告。不久，在机关打扫卫生时，我和部长高材一起擦玻璃。高部长主动告诉我说：“你找的对象条件挺不错嘛！听说你们要结婚，批准你们结婚。至于她父亲的事，不等于她个人的事嘛。何况也仅是怀疑，而且那第一封回函不是说已经查清没问题了吗！”
领导上热诚的关怀、明朗的态度、高超的政策观念，使我感到十分温暖，十分感激。4月14日，王副部长又正式告诉我，同意我们近期结婚，马上即可办理手续。我迅速填写好结婚申请报告，附上双方体检表送到承办部门。5月7日，王文全科长将已经批准的结婚报告交给了我。在当时，对于军队干部结婚来说，组织批准比到地方政府登记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肯定了我同晓云之间夫妻关系的合法性。而经10个多月的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有了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令人十分欣喜的。至于结婚的地点，我们商定还是在故乡唐山为好。有关准备工作，家中早已在进行中了。
1958年5月22日晚23点56分，我乘坐青岛开往沈阳的列车，开始了结婚之旅。23日晚，抵唐山住于姐姐家里，24日晨，乘车到达林西家中，见作为新房的我家的西屋已收拾得焕然一新。25、26日，我们进一步做了些准备工作。这期间，为“改口”的迟早引起了岳母的不悦。我原以为在未结婚之前仍应以原身份相称，故仍称岳母为二姐。岳母的不悦，很快经由二哥传到我耳边：“慧儒真不懂事，怎么还叫我二姐？”我立即幡然悔过，爽朗地改口叫“妈”，岳母由气而乐。这也算幸福交响乐中的一个插曲吧！
5月27日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关于这一天，为保持其当时当地的情调和语汇，就把这一天的日记抄录下来吧：
“今天的一天，在我的一生中虽不能说是最有意义的一天，但它终究是值得我和她永远深记、永远追忆、永远值得怀恋的一天，因为今天——1958年5月27日、农历戊戌年四月初九，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早晨起得比较早。天气依然是那样的晴朗，扑面而来的热流，告诉人们已是渐进于初夏季节，但一向喜好夏季的我却正是喜欢这样的气候。起床后即开始幸福的劳动——收拾已很陈旧的‘新房’，一切按照‘爱国卫生运动’的标准，倒也达到了窗明几净。迎门的墙上是两个镜框，左侧是我带来的由干部部所送、宁文德拟词、申盛芝手书的贺联镜框，内容是：‘跃进声中喜气洋，青年伉俪系成双，工作学习相鼓励，光荣榜上竞谁强。’右侧则是她所在单位——古冶邮电局送的图画镜框。屋子的北墙还悬有同院住的张锡珍老师送的由石膏做成的彩匾——‘五一颂’，从而构成了一种喜庆的气氛。这与箱子上摆的古老的毯瓶、茶罐形成两个时代的对比，却也并不显得不协调，倒也成相映争辉的兴致。用了一个多小时，完成了这个进一步加工的任务。
早饭后，同晓云去区人委进行结婚登记，一切顺利。彩色结婚证书被交到我们手里，如果按照法律的时刻来说，从现在起我们已是合法的夫妻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们之间都觉得陪伴自己走在一旁的已不再是令人拘谨的‘朋友’，而是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回到我们自己的房屋，我们又共同做了迎接亲朋好友的准备工作。一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其中，‘登记结婚’就是今天我们婚礼的主要组成部分。
中午在晓云家吃饭，这实际是一场婚宴。岳母做了一桌丰盛可口的饭菜。我们俩和她的一家以及我的二哥参加。参加婚宴的都是家人，但觉得这顿饭格外香甜，意义非常。饭后，我们回到我家的新房，静待原定要来的她所在的邮电局的同事们，却因故未能前来。这样，我们在宁静而又充满热力的氛围中度过了新婚之日的下午。
晚饭按照新婚惯例，在她家吃饺子，并吃了面条。饭后，岳父站在饭桌前对我们做了叮嘱，中心思想是在政治上不要犯错误，要追求进步；岳母则谆嘱两人要和睦相处，以‘我和你爸爸这辈子没红过脸’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回到自己的新房后，家人和邻里街坊前来祝贺，我们俩忙于送糖果、端茶水，倒也很热闹，至10时许尽皆散去。”
这篇不加修饰、直言记叙的日记虽然显得平淡，然而它终究真实地记录了我们人生里程中不平凡的一天。正是这一天，是我们没有举行仪式却胜于仪式的结婚的日子。这一天开辟了我们共同生活的新的里程。
结婚的一天过去，拜亲、贺喜的仪程并没有结束。28日，我们乘汽车到唐山市内游玩，具有“旅行”之寓意。当然，主题是拜会延续母爱、施恩于我的姐姐。此时，姐姐家已搬到长春街。到家后，受到了姐姐的盛情款待。当日返回林西。29日，晓云就开始上班，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5月31日、6月1日，三嫂、四哥嫂以及他们的孩子贤良、惠良、秀敏相继来家贺喜，我们难得有一次团圆。6月2日至7日，按照部里事前给安排的任务，到唐山七十六速中进行有关情况的调查了解。回到林西后又住了10天，于6月19日动身返部，20日回到青岛。此后开始了我们长达7年的聚短分长的生活。
新婚的欢乐代替不了政治运动带来的苦恼。就在这次回故里结婚中，听到了一个十分震惊、十分意外、也十分不解的消息。二哥告诉我，大哥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因为替工人说话，贴了大字报。领导上让他做检查，他坚持不检查，喝“硝镪水”自杀。当时虽经抢救过来，并已能自己去医院取药，但在许昌医院做手术时死去。大哥死后，大嫂因生活无着，将刚刚出生不久的三女儿宝德送给了一位姓赵的同事，带着大女儿贤德、二女儿惠德于1958年4月回到林西家中。住了几天，又带着两个女儿到其娘家唐山郊区的马各庄去了。
大哥问题的具体情况不得其详，但在当时情况下，很显然，是属于右派的问题。然而，这样一位工人出身，解放后1951年第一批入党，原在开滦赵各庄矿劳动工薪科工作，又作为建矿骨干被抽调到河南平顶山煤矿筹备处并在肃反办公室工作的人，怎么可能会突然变得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唯一可以思索的是，大哥是个“直筒子”，遇事好“放炮”，缺乏慎重思索。难道问题真的出在这里？当然，无论如何，凭借我的政治觉悟，使我不能对当地党组织有任何怀疑，只能“正确对待”。因此，我回到机关立即以文字向干部部领导做了报告，表明了个人的态度。我十分庆幸，六十七军党委、首长一直坚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我十分信任，给我提供了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
“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继续向前涌动，不可阻挡地进入了1959年。这年的元旦是在青岛军机关度过的。机关放了两天假，由于原来家属随军的同志刚刚经过动员家属还乡，几位刚结婚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家属也没有来队。这样，我们干部部的助理员、秘书就都是单身。因此，就形成了集体过元旦的局面。吃饭时，每人买些好菜，凑在一块儿，再喝几口酒，就算是节日会餐了。2日的晚上，我们几个还集体到青岛的永安大戏院看了场京剧《大明府》，这个节日过得很愉快。
1月4日，上班后的第二天，军钟炳昌副政委传达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继之，机关又用三天时间进行学习讨论。其背景是，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的近3个月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相继到农村调查研究，觉察到经济工作、农村工作和领导作风上存在的混淆两个过渡、平均主义和浮夸风等“左”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从11月初开始，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总结经济工作、农村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采取积极的措施，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划清两个界限，反对剥夺农民，纠正平均主义、浮夸风等错误倾向。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党的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8日到12月10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然要保留按劳分配制度，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会议强调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精神。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的9个月中间，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认真地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转变，因而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是在基本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来纠正错误的。通过这次学习讨论，大家觉得认识有了提高，思想上原有的一些迷茫，似乎得到了澄清。而这就是1959年的大背景。
1月22日，机关食堂贴出了立功喜报，我的名字也出现在上面。原来，年初机关评比之际，根据我自1957年7月调军干部部以来的表现，大家评我立三等功，现已经军首长批准。2月3日晚，在军机关礼堂举行庆功大会，获得了奖状、奖品，奖品中的纪念册上写上了“保持荣誉，戒骄戒躁，在保卫与建设祖国的伟大行列中奋勇前进!”这个纪念册后来成了我1961年至1962年的日记本。2月24日，军长李水清、副政委钟炳昌与机关立功同志合影。这是我参加革命军队后第二次立功，我当然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个荣誉。
说来，这也是作为军机关的一个“部”的干部部最后一次评比。1959年的年初，军干部部整体编入政治部，成为军政治部干部处。原干部部长高材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原干部部副部长王德高为干部处处长，原任免科长邸欣为干部处副处长，原军衔奖励科科长王文全调任一九九师组织科长，刚从政治学院毕业回来的原二○一师干部科长李增祥在处里一起工作，后来成为干部处副处长。助理员、秘书全部转入干部处，我的原秘书职务改为助理员，师、团的干部部（处）当然也同时并入同级政治机关为干部科（股）。并入政治机关后，使干部部门作为政治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便于政治机关加强对干部工作的领导。在工作方法上自然多了一个层次，但作为我们助理员却并未感到与干部部有多大的不同。由于没有了“科”的分工，所以助理员又重新进行了分工。我被分工担负干部部门的“组织计划”工作，直接对口军区干部部的“组织统计处”。
从这一年的工作内容看，我除了完成综合性的文字整理、制订干部工作计划、成批抽调干部、选调与分配院校学员外，用很大精力负责安排和掌握干部下连当兵的工作。1958年9月20日，总政治部做出了干部下连当兵的决定，要求全军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响应，“将军当兵”一时传为美谈。
军长李水清少将、副政委钟炳昌少将，迅速率机关干部到守备十九师的大公岛连和五九七团某连去当兵，开了个好头。干部当兵已成为一种制度、一项经常性工作，处里确定由我负责这项工作。1959年2月，遵照军首长指示，于16日对下进行了具体布置，提出了具体要求。
2月19日，军首长经研究确定，此次军机关在军首长带领下下连当兵，在步骤上是先当兵一个月，然后就地转化为工作组，对部队进行检查指导。在组织方式上，下连当兵的干部要留一人在连部当副职，以便于和连队的沟通。2月25日，军机关召开干部下连当兵动员大会，钟炳昌副政委总结了去年干部下连当兵的情况，进一步阐述了干部下连当兵的重大意义，要求下去前要做好“三准备”（思想、物资、组织准备），当兵过程中要做到“三心”（安心、虚心、耐心）。2月28日，军机关以及各师、旅的干部1156人下连当兵。
由于六十七军是这年全军首批当兵干部最先到达连队的单位。而李水清军长又是当年第一位下连当兵的将军，组织方式上又有独创性，所以我对此项工作进行了连续报道。《解放军报》3月6日，头版头条刊登了消息《安排早、行动快、决心大——零九七七部队首批当兵干部到连》；3月17日，二版头条刊登了组织方式《锻炼干部和领导部队跃进相结合——零九七七部队组织首批干部下连当兵的经验》；3月27日，二版配照片刊登了关于军长李水清下连当兵的通讯《手脑并用，收获无穷——某部队长李水清少将二次当兵》。
这年的年终，我又写了六十七军全年组织安排干部下连当兵的经验《干部当兵推动了部队建设——某部队组织干部当兵的经验》，被《解放军报》于1960年1月9日刊用。由于这次成功的连续报道，被解放军报授予红旗稿件奖，还颁发了奖状。军区的《国防前线》报和《青岛日报》也先后刊出了我写的稿件。可以看出，这一年六十七军干部下连当兵走在了全军前列，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在具体工作中尽了最大努力，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作为分管干部下连当兵工作的，当然也要下连去当兵。1959年5月8日，军机关举行欢迎第一批下连当兵干部归来、欢送第二批下连当兵干部大会。政治部主任李兰芳在大会上讲了话，讲话稿是头天晚上我加班写出来的。会后，分成若干个组分赴各部队去当兵。我和后勤部的一级文书张衍惠、工区的崔参谋为一个小组，在正在干部处“帮助工作”的李增祥科长带领下到六○○团去当兵。由于我属于是“三门干部”（即出了学校门进了军校门，出了军校门进了机关门的干部），所以，处里确定结合此次下去当兵完成下放锻炼的任务，即当兵一个月，再在连队当一个时期的干部。
我们这个小组于5月11日到团，次日到达位于崂山县东李村的该团二营82迫击炮连。当时这个连正在附近的双山执行国防施工——打坑道的任务。我被分配到混合编成的九组当兵。这是我参加革命军队以来第一次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在班长的领导下生活。施工中的艰苦是不言而喻的，当时虽然已是机械钻孔作业，但仍经常出现手工打眼作业的情况。即使是机械作业，战士们嫌“打湿眼”麻烦，仍然习惯“打干眼”。这样，施工坑道里充满浓浓的灰尘，简直达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至于抱钻机的机械手更是满脸尘泥，让人看不出真模样来。虽然都带着口罩，但这样恶劣的施工环境给战士身体造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班长和战士当然知道我这个长期做机关工作的人，难以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就分工我运渣，就是把放炮炸下来的碎石装入矿车运到坑道外边去。其实，即使用铁锨、铁耙子铲起碎石来，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仍然要费很大的气力。作业的班次，有时是“三八制”（昼夜三个班次），有时是“四八制”（四个班次，每班次仍然八小时，这样可以多休息八小时）。下工回来，的确精疲力尽。尤其是轮到在白天睡觉时，由于房东经常劳作，出来进去总要有声响，加上有的战士打呼噜，所以很难入睡。任务进度指标层层下达，本来已经够紧张的了，但团、营、连为了超额完成任务，还经常搞什么“战役”、“放卫星”，实际上是在一段时间内延长作业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以求有更多进展。
当然，基层干部并不“傻”，营、连都把实际进度自己掌握起来，每天上报的进度都是由营、连视情而报。这样，当一个时期进度不够或者上级压下来的指标太高时，就可以用“积存”的进度填补。连队干部在给战士动员时，也直言不讳地说：“给咱们的任务虽然很重，但是不要紧，咱们还存着××公尺，添上后一定能够完成任务。”营里在向连队干部动员时，也往往这样来鼓励：“上级给的指标虽然很重，但是咱们营还存着××公尺，给你们每个连分××公尺。这样，你们完成任务就没问题了吧！”
请不要笑话或者怪罪我们的基层干部，其实这都是上头层层加指标的结果。施工部队当然不光是打坑道，还要有其它活动。连队当然会充分调动我这个做机关工作、有点文化的人。刚到连队不久，就被选为俱乐部副主任，并且立即要组织编排节目，准备参加营的文艺汇演。不管懂不懂，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不久，又被连里指定当文化教员，任务是教战士小学算术，这对我来说倒是驾轻就熟的事。而这些事都只能在工余时间进行，这样，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一个月的时间。6月12日接通知，立即结束当兵，准备返回军机关。当天，我所在的小组给我做当兵鉴定，班长、战士都充分肯定甚至夸大我的优点，有些细致的连我自己也不曾意识到的事情，也被大家说成是我做的好事。当然，这只能说是战士的质朴。带领军机关干部来六○○团当兵的李增祥科长召集我们开了个会，确定要整理两个材料，一个是改造后进连队的体会，一个是对施工连队“搞战役”“放卫星”的几点看法，我被指定是执笔者之一。
6月15日，当兵干部在团部集合，给团里谈情况。当晚，团政治处陈英海副主任约我到他宿舍一坐，并热情地赠送了他和爱人的合影。陈副主任是我在二○○师教导营工作时的老首长，又是我入党时的批准人。我的成长进步是与他的关心帮助分不开的。我们从工作到生活谈至深夜，倍感亲切温暖。6月16日下午，我们到六○○团当兵的干部返回青岛军机关。
按照原定计划，我要在当兵一个月后，继续完成下放锻炼的任务。所以，回到军机关休整两天后，于19日同另一位下放干部、军工区财务科长郎洪吉同返原当兵连队，干部战士热情欢迎我们返回。也许是军的意图未能传到连队，本来按照原计划，我这次下来是要当“干部”的。但却被编到七组继续当兵，好在也无所谓。
事实上，这次回连，真正在组里的时间已渐减少，而是忙些“外差”。团政治处宣传干事诸葛景瑞，我们曾同在二○○师机关工作，对我十分了解，自然不会放过我。七月初指名调我到团写稿子，后来果然被军区报纸刊用。七月下旬进入暑期停工期，7月24日连里接上级指示，宣布我到本连当副指导员，同来的下放干部郎洪吉当副连长。此时该连的连长缺位，指导员叫张荣锁，主持全连行政工作的副连长是杨嘉祯。
我“上任”后，马上面临的任务就是迎接八一建军节。7月31日，我给全连讲了三个多小时的我军优良传统作风，受到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八一”这一天过得丰富多彩，上午举行一个庆祝会，我和战士代表讲了话，会后举行篮球赛，一直到下午两点才结束，三排获得冠军。下午五点会餐，由我和郎洪吉到各组添菜送饭。与此同时，请地方的几位社队干部一起进餐，结合征求他们的意见。
饭后，把部队带到村头的小树林里，开了个故事会，由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干部讲战斗故事。太阳落山后转入文艺晚会，先给先进单位和个人戴花、发奖，然后各班出节目，直到九点半才结束。干部战士都说，这是过得最高兴、最有意义的建军节。其实，这也是我从老一代首长那里学来的，而贯穿始终的就是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节日后，抓紧时间搞了几天军事训练。8月4日，在组织手榴弹实弹投掷时，我投出了入伍以来第二个实弹。
8月9日，在本来停工已被推迟了好几天的情况下，接营通知提前开工。8月12日，在团参加任务转换会时，教导员张善德告诉我，接军通知，要我立即回军。计算了下，从下来当兵至今整整三个月时间。当即向陈英海副主任以及干部助理员钮银川道别，征求意见。13日，在连队交代工作，听取意见，进行告别。在当天的日记上写着这样一段话，算是一个小结吧：“三个月前，我怀着一种没底的心情来到连队；而今天则是带着一种留恋的心情、带着思想、工作双丰收的心境离开连队的。这三个月是我参军八年来第一次过的连队生活。经过三个月的锻炼，连队生活熟悉了；和战士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感情；第一次亲身参加了较长时间的劳动，不仅增强了体力，增长了劳动知识，更主要的是锻炼了思想；和士兵‘五同’，以一个普通士兵身份出现在连队，培植了个人平等待人的共产主义思想；短期的连队工作，也初步体验了连队工作的实际。这就是三个月中的一些体会和收获。”8月14日，在连队干部战士的热情欢送下，告别了连队，从李村乘车返回青岛军机关。
回到干部处后，领导上十分关心。邸欣副处长亲自安排，让我先回家休假，回来后再接工作。这样，我于8月16日晚自青岛登车，17日下午两点到天津。不巧，东去的列车均已满员，只买到了夜间10点45分的车票。寂寥之际，到劝业场游玩，看了场电影《青蛙公主》，以消磨时光。按时登车后，于18日凌晨两点多到古冶，踏着夜路于三点钟到林西家中。晓云早已在等待，这是我们间隔半年后的见面。上次是春节回家时，她当时已调到唐山市邮电局工作，因而是在唐山站接我；在林西过完春节，又是在唐山站送我上车的。此时，她是刚刚调回了林西邮电局不久。这样，我们可以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休假期了。
这是我们结婚后，第一个休假期，又是在我经过下放锻炼后回家，因而这次休假的生活是十分愉快的。每天她上班后，我抓紧按要求自学数学函数，间或到岳父所在的职工文化学校求教；有时则到图书馆看书看报。晓云下班后，我们自然都在一起，或在家中聊天，或到街头、公园散步。二哥与我们住对面屋，他在东屋，我们在西屋。早在3月份，从二哥给我的信中得知，他已在林西民政部门办的盲聋哑加工厂上班了。每于他下班后，我自然也要和他聊一聊。看到他有了自己的收入，可以独立生活了，情绪也很高，我也感到十分宽慰。
虽然离开了部队，然而社会的一切都会及时地反映到我的头脑中来，泛起这样那样的涟漪。8月底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印象最深的是说，有人攻击“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会议还提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任务。显然，又一个风暴又来了。9月3日上午在林西第一职工俱乐部看到了“林西矿职工大干八、九月迎接国庆誓师比武大会”；下午，又在东矿区人民委员会（即区政府）门前看到了“东矿区万人鼓干劲大干八、九月誓师大会”和游行。既感受到了人们意气风发的冲天干劲，也强烈地感受到浓浓的坚持“大跃进”的气息。
完成了下放锻炼，结束了休假，回到处里后，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与学习。而此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已提到了面前。后来知道，实际情况是，这年的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在江西庐山先后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教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此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此后，会议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中央全会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9月14日，军机关召开大会，军范保顺副政委（钟炳昌已任政委）传达了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从9月17日至27日，军直属队召开党员大会，传达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此后，在10、11、12月，继续组织了深入的学习，当时都叫做“反右倾斗争”。也许是人们从1957年的反右派中总结吸取了什么，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人们在讨论发言中都比较谨慎，主要是表明态度，从正面谈认识，拥护中央的决定。
这年的10月1日，是建国十周年大庆的日子。在此之前，全国各族人民都以各种方式，迎接这个喜庆的日子的到来。北京市搞了“十大建筑”，其中，军事博物馆所用的大理石，是由我军二○一师六○二团在胶南县七宝山地区开采，并由该师炮兵团在北京加工的。节日这天，我是在青岛度过的，这天早饭后，我们军机关代表队与军修配厂打了场篮球。完后，和同志们上街看庆祝游行队伍，刚刚走到聊城路，游行队伍已经过来，我们边看边走，一直到汇泉广场。游行队伍走到主席台前还要做些表演，游行队伍中最惹人注目的是文艺大队和体育大队，他们五光十色、载歌载舞，真是让人赏心悦目，游行队伍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半才走过。无论是游行的人，还是看游行的人，都尽情地抒发了欢乐之情。
晚饭时，我们几个人合在一起，算是会餐。更为令人难忘的是，军长李水清少将和我们一桌共进晚餐，这真是一个佳话。晚饭后，又乘车到中山公园参加游园，看施放焰火，回到宿舍已近十二点了。这个节日过得欢乐而尽兴，丰富而多彩。国庆放假三天，再加一个星期日，我们痛快地玩了四天。欢乐之中，当然不能不有所感悟。在欢庆祖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的同时，我意识到，1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还是个15岁的中学生；而10年后的今天，我已是一个参加革命工作已经八年，稍稍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并且可以为党为祖国做一些事情的革命军人和共产党员了。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跟随伟大祖国前进的脚步，取得更大的进步，做出更好的成绩。
与此同时，机关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仍在照常进行。干部处并入政治部后，已习惯于新的组织程序，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一年，机关的文化学习掀起了高潮，对各类人员都有学习指标要求，机关文化夜校办得热火朝天。当时规定，凡初中毕业以下文化程度者都要参加学习。两位文化教员王泰来、鄢斌都是大学毕业生，教得很好。我也被聘为代数课辅导员，还真的做了几次辅导。此外，我个人还有自学高中数学和汉语语法的任务。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军机关到地方参加劳动也多了起来。曾几次到大港帮助装卸、运输物资，还曾用一周时间住在浮山人民公社的田家村助农劳动。机关还曾抽调部分干部，轮换到外地参加“整社”，一去就是半年，我们处的孙乐山、孙惠民、何加陆都曾参加了整社活动。机关的文体活动仍然很活跃，我已成为机关的骨干球迷。我们机关代表队从济南买来罗纹运动衣，从北京买来双钱牌球鞋，一派“正规”球队的样子，经常组织对外比赛。应该肯定，由于年轻时的坚持运动，使我的身体得益不少。
由于是处于青岛，常可看到高水平文艺团体的演出。10月21日，在永安大戏院看到了山东省京剧团（原志愿军京剧团）由方荣翔扮演团长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令人耳目一新。11月底，在工人文化宫连续看了三场由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演出的舞剧《蝶恋花》，内容和形式都震撼人心。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浪潮还在向前涌动着，它将走向何方呢？
来源 军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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