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彩云般绚丽 发表于 2020-7-17 10:12:52

别论:中国制造下的打工女性诗歌

作者:池沫树

20世纪90年代的女工如今有40多岁,大多数已回家乡就业。更早的已经进入老年。她们把20岁左右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中国的制造业,献给了流水线! 这些女工写的诗歌,如同她们的命运,像辉煌的城市里灰暗的角落,像光鲜亮丽的衣服已被磨损褪色! ———题记

史学家从历史进程中发现规律。不要以为我们生活中的灾难是特殊现象,对于人类发展而言,它是永恒规律如同生老病死。资本的逐利是人性的一部分。在人类今后的发展中,依然会存在劳动被压榨的现象,而且科技以及文明越发展,资本压榨的手段形式更多样,更隐蔽。这是无法回避的。这也是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原因。

加缪在«反抗者» 中论述道: “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 进入新世纪初,在发表诗歌民刊平台和网络沟通便捷的条件下,打工诗歌的群体以许强等主编的«打工诗人报» 为主要平台聚集。诗人们并非要“反抗”,而是寻求心灵发声的渠道。在不同阶级的观照下,特别是媒体对打工“遭遇”的渲染,打工诗歌中的苦难也就有了另一番意义。

文学中的苦难从来不会局限于某个领域、某个题材、某个群体。打工文学不同的是,在某种特殊时期,打通与外界沟通的障碍,刺破大量在珠三角、长三角背井离乡的打工群体与体制单位非打工群体之间的隔膜,打工诗歌因“诗歌” 带有高贵气质的文体,无疑是推倒这堵带有贫富、阶级差别的隐形墙的手。打工诗歌的发声,使得底层与上层精神领域的空气得以流通,人文情怀得以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从大量的打工文学作品中,会看到打工者对老板对资本的控诉,也会看到底层在资本的剥削下并未意识觉醒。底层打工者反而成为资本的走狗而变本加厉的互相辗压的现象非常严重。“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也就不难理解。工业时代居无定所的底层打工者远比农业时代贫寒有家的人所经历的痛苦要高得多,只有少数在老乡、亲人的照顾下安然度过一生。极大的流动性、来自全国各地域的文化差异性,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或非利益间的相互攻击、掠夺、挤压、冷漠。通信交通不便,亲人与家庭的远离,加上生活成本上升,劳动与收入卑微且不成正比,使得打工者身心痛苦。工厂内高频、高压现象使打工群体中犯罪率急骤上升,打工者也留下了心灵的创伤和无法愈合的病痛。

从国企有工会有“尊严”有保障的铁饭碗工人,到外资、私营企业基本无工会无“尊严”无保障的流动农民工,同为生产工人,各方面环境大相径庭。8亿农民中的青壮劳力涌入城市,他们就像草原上争夺生存资源的狼群,弱肉强食。血汗工厂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1992-2003 年) 尤为明显,主要集中在珠三角。2010年富士康“ 十三跳” 并不是 “ 个案” 。2003年“ 孙志刚” 事件推进中国收容制度废止,2005年“ 暂住证”取消以及房地产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人待遇提高,社会公共交通便利,以及信息科技革命所带动的网络通讯普及促使打工环境大为改观。从十年前找不到工作到大量企业招不到工,务工人员也转变为第四代的“90后”。他们可能无法理解曾经的广州火车站拥挤着回家过年的人群的焦虑与疲惫,而曾经的打工主力“60后” “70后” 已成家立业。这或许是打工文学到了第三阶段的尾声。

(此处省略了几万字?)-----

1844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尾声,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看到“纺织工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的起义” 写下了 « 西里西亚纺织工 人»:

……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1925年春,闻一多留美期间看到华人洗衣工写下了“揭露浑身散发着铜臭的美国资产阶级的肮脏灵魂”的 «洗衣歌»:

……

洗衣裳原比不上造兵舰。

我也说这有什么大出息———

流一身血汗洗别人的汗?

你们肯干? 你们肯干?

……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中国的沿海城市,一大批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从数千万的打工者中涌现。

现在回头看来,海涅和闻一多写的关于批判资产阶级的劳工诗歌,主要反映劳工被资本家剥削、压榨,在一大批优秀的打工诗歌面前,显得单薄,“小巫见大巫”。我并非在批评两位著名诗人的艺术造诣和读者的审美能力,也不是在“揭露”中国改革开放下的打工者有多悲惨。相反,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和写作者的角度来看待打工诗歌,打工诗歌为什么称为“打工诗歌”?——这里有几个不同之处。第一,近100年和200年前的劳工诗歌是知识份子作为“旁观者”所写,而当下的打工诗歌(与工人诗歌身份上的不同) 是打工人 “亲历在场者”所写;第二,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互联网革命所带来的信息传播和资源共享,让打工者丰富了文化知识和对社会的认知,因此打工诗歌是打工人自我觉醒下的“命运书写”;第三,群体性没有安全感。比如“暂住证”、 工伤。城市的陌生感让女性缺乏安全感;第四,群体性的背井离乡之苦和个体的孤独感。打工者不仅与亲人、家乡隔离,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工厂的围墙下隔离,女性更需要家庭的温暖。她们对工厂之外发生什么,基本没有能力接触。

他们就像笼子里的“困兽”。以郑小琼为代表的打工诗歌不仅是对打工者命运的呐喊,还是一种个体精神的呐喊。打工觉醒者需要天空,需要呼吸。这四个因素决定了打工诗歌区别于任何描写女性工人的诗歌,这也是打工诗歌在艺术背景上的独特性。

打工诗歌一般认为是离开家乡在沿海城市工厂工作的诗人所写,这种身份有其特定的意义。另一方面,离开故乡的北漂或在城市非工厂打工的诗人所写的诗歌,因身份和题材有所不同并不认为是“打工诗歌”。也就是说,打工文学被认为是在局限性的框架内、视野有所束缚的、反映打工人生活的作品。这种认知无疑约束了打工文学特别是打工诗歌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随着国家体制的改革,“打工”的范畴越来越宽,“打工”的身份也不再代表底层,而曾经的“打工者”也渐渐融入到城市生活中。特别在打工环境的大为改观下,打工诗人所写的诗歌也未必局限于打工题材。相反,非“打工诗人” 所写的诗歌同样具有打工诗歌的关键词 “胆怯、 紧张、 迷茫、 戏剧性、 荒诞性、 焦虑” 等特点。如来自福建沿海的“北漂诗人” 安琪,她自称“写作如写命”:

可以满脸再皱纹些

牙齿再掉落些

步履再蹒跚些没关系我的杜拉斯

我的亲爱的

亲爱的杜拉斯!

我要像你一样生活

像你一样满脸再皱纹些

牙齿再掉落些

步履再蹒跚些

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

快些

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

拉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

爱的。呼——哧——我累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

像你一样生活。

———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2003年8月1日,北京

这首诗我们抛开代表知识分子的“杜拉斯” 的成分———诗人最后也给了答案 “我累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可以看到城市白领工作者的快节奏、紧张的生活和内心的焦虑情绪,这一点和打工诗歌是相通的。安琪在«女性主义者笔记» 中写道: “诗中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 那种加速度的思维和分秒必争的行动感,那种高频率快节奏的语速语调几乎是北京许多公司呆过的人的共同感受,念读该诗你将有几近崩溃的体验而这正是北漂中人生存状态的写照: 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 些我的杜拉斯……” 安琪写的是白领的工作写照,实际上在珠三角、长三角工厂,这不正是流水线上女工的动作吗?

但是我目前没有读到打工女诗人写自己“可以满脸再皱纹些/牙齿再掉落些”,也没有读到“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流水线再快些” 的诗句。这样的诗句,从创作心理而言是有归宿感的,而打工诗歌特点之一是没有归宿感。一方面,打工诗人的工作过于沉重和单调,他们没有想过自己也不知道能在一座城市打工能呆多长时间。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女工如今有40多岁,大多回家乡就业。她们把20岁左右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流水线;另一方面,打工诗人在写作上缺少文化自信。打工诗歌如何突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打工女性诗歌有更多的写作资源。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 这首诗是自我标明性别的写作,这属于个例。从安琪的整体诗风而言,正如诗评家陈仲义把安琪自成一格的诗风称为“无性别” 写作,我认为这是女性在工业革命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性别失衡,即特有的中国传统女性正在消失。女性没有了乡村社会家庭中的位置,而在城市生活中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倍感孤独,与女性追求的独立自主和社会给予的空间有限产生了错位。同样,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打工女性,不仅消失了在家庭中的位置,也消失了乡村伦理的有序生活,进一步加剧了作为一个城市打工者的边缘感和焦虑感。

北漂的女诗人安琪与南下的打工诗人郑小琼有诸多相似处,如山洪暴发式的诗句,紧张、焦虑的情绪。这种个体内心的冲突和外部社会处境有关。在世纪之交的女性长诗中,其中安琪和郑小琼的最有代表性。«轮回碑» (1998年)、 «挣扎» (2003年),气势磅礴,泥沙俱下。相对于男性诗人的明朗而言(注意,是“晦涩” 中的相对),如于坚的«零档案»,女性诗人在内容和语言上更显庞杂抽象,而男性诗人更加具体。关于如何用语言去呈现或是如何呈现于语言中,打工诗歌侧重于后者。

北漂的女诗人安琪的代表作«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与打工女诗人郑小琼的代表作«人行天桥» «挣扎» (2003年) 创作时间在同一年,也佐证了前文所阐述的“时间节点”。

我们发现,1994年中国改革的重要节点上,于坚长诗«零档案» 的物质感、 琐碎感、 排列感、 具象化、 日常化,揭示出工人命运的“宿命”,是历史节点上的“忧患意识”。1994年也是数千万打工者开始背景离乡,离开土地的农民成为沿海城市工厂的“工人” 的一年。现在看来,不管是继续留在城市还是回乡就业,这批为中国工业、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打工者,他们在“MadeinChina” 这个标签下,留下的却是“零档案”。

从打工女性诗歌我们窥见,打工诗歌,是一个时代的“人文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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