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治理：社区价值治理的新方式
一、問题的提出何谓孝？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释训》给“孝”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中国古人围绕“孝”，进行了丰富的文化创造，也拥有丰富的文化成果，因而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孝文化。百善之首孝为先，孝道文化维系数千年，并成为中华民族族群认同的表征，在中国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柔性调节作用。孝道文化就是一套为了维系整体永久美好和谐的生活状态、针对长期相处的亲子之间所设计的一套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改革开放至今，孝道文化依然是影响我国社会发展和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构成了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新视角。长期以来，孝文化维系着养老的代际传递与良性循环。然而随着社会受到更加注重个体价值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被改变，老龄人口的一些令人担忧状况也随之出现。正如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言：社会问题起于文化的失调。因此，如何促进孝文化的创新传承，重塑孝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是当前社区价值治理中的应有之义。价值治理以柔性的道德层面的引导、倡导、教化、激励与谴责为主要手段和方式，重在正面的教育与引导、内心的感化与滋养。
不少学者从社区价值治理的角度切入，探索如何最大限度实现善治。有学者认为，社会治理一般采取了梯次演进的三种方式，呈现出三种形态或境界：规则治理、文化治理、价值（观）治理。亦有学者将眼光投向弘扬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与意义，指出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审视和挖掘孝道文化的价值。然而上述这些学者几乎都是从宏观角度探讨孝道文化如何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并没有从实证层面阐释孝道功能的发生机制与传承之道。此外，以往学者研究孝道基本都是从孝道的起源、孝道的内涵（与建构）、孝道的评价、孝道的（现实）意义等方面切入展开研究。鲜有学者从当下碎片化、复杂多元化的现实治理情境中，就如何提升孝道在社区价值治理中的效能层面展开论述。本文力图在这一研究中取得一定的突破，阐释孝文化创新传承在社区价值治理中的全新意义。以往学者普遍认为，孝道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大学生和老年人，但笔者认为孝道研究还应包括社区居民、社会组织、政府和企业这些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或载体，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促发孝道创新传承的发生机制。
为此，本文引入Osborne提出的互动理论框架，对“孝行天下”互助式养老（以下简称“孝行天下”）中社区治理各主体互动的结构进行剖析。Osborne认为在“社会-政治”（互动）治理的理论框架中，互动居于核心位置。这是因为“社会-政治”治理将重大问题的解决和重大机遇的创造看作是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共同责任，并将这一理念作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社会-政治”治理处在各个行动主体和制度相互交错、不断变化的各种组合之中。孝是道德的起点或开端，而非终点。孝是需要发展，需要补充的。因此孝道传承的机制是隐性的，需要依靠道德机制来实现柔性调节。然而，当下“银发浪潮”扑面而来，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也引致孝亲敬老美德的代际传递面临着危机。恰如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述：“秩序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在一定的社会里建立起一种原则，依此将汇集起的文化素材改造制作成连贯一致的模式，以便适应于群体中已发展起来的某种内在的需要。”新时期孝道的创新传承使其功能得以调和，但仍然在社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我国将弘扬孝亲的民间美德上升为国家意志强制执行，由此展露出孝道传承机制逐步显性化的端倪。笔者试图从互动治理理论角度切入解析“孝行天下”的结构，探寻孝道治理的实质，即治理参与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引致孝文化传承机制显性化，进而重塑孝道治理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
二、“孝行天下”在社区价值治理的实践剖析
互动治理理论认为互动治理包含着三个不同的治理要素，即构想、工具和行动。“孝行天下”源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屏山社区，当地一群中老年人自发成立了一个名为“凭祥市民营经济协会”（以下简称“民协”）的民间组织。该组织负责人结合当地老年人多处于留守或空巢状态，缺乏文化娱乐生活，进而产生了“慈善暖人心，公益促和谐”的美好构想，前些年与社区合作尝试以孝文化创新应用为切入点开展助老、敬老活动，逐步发展形成多元互助、多方参与、多代互惠的“孝行天下”互助养老模式。近年来，民协负责人积极引导这种互助养老社会创新模式逐步向社区治理转变，由此将“孝行天下”引向孝道治理层面。从治理互动的视角来看，互动包括参与式互动、合作式互动以及政策互动。孝道治理呈现与此类似的互动治理结构。
（一）孝道治理的嵌入：社会组织与居民的参与式互动
民协通过以“孝道”传承为纽带倡导感恩，嵌入社区活动中并取得与社区居委会的合作，当地政府同意其使用文化休闲广场，由此以文化广场为场地、以社区为依托，动员社区各主体开展一系列敬老、爱老的公益活动。参与式互动是由治理客体系统指向治理主体系统的。这类互动的特点一方面是由治理主体的回应性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治理客体掌握的资源和活动组成的“集合”决定的。民协的活动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响应，居民积极参与其中。“孝行天下”最初只有“助乐”项目，即爱心义演，大多是表演以弘扬孝道为主题的节目，曾吸引了很多来自不同乡镇的老年人。不过，老年人观看节目结束后如何就餐是个大问题。鉴于此，民协适时推出了感恩饭（助餐）并建立年长普惠制①，其中负责做饭的大多是老年志愿者，他们和享用感恩餐的老年人一起诵读感恩词。受益的老年人纷纷受到孝道的感染，也自愿加入到这些助老公益行动中，由此拓宽了孝道治理的深度与广度。此外，民协还建立了民间老龄自治工作委员会制度②，确立了老年人的主体地位，有力地监督并促进孝老服务质量的提升。孝老活动开展起来后，民协发现组织活动存在困难，转而注重培育社区草根组织的发展。表1统计了历年民协孵化草根组织与正式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数目，该数据表明，民协的活动促进了社区组织化，从而促进助老孝老活动的常态化运营。
（二）孝道治理的拓展：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合作式互动
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通常被认为是这种合作式互动的主要原因。公私伙伴关系是目前这种合作互动的主要形式，不过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互动也在许多领域被发现。民协考虑到前来享用感恩餐的老年人逐渐增多，公益活动支出越来越大，自行募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民协厘清企业与社区的共生关系后，创设“爱心企业”诚信承诺制度和星级慈善企业授予制度③，吸引企业参与孝老服务中。企业在自助孝老服務中潜移默化地把孝文化嵌入企业文化，将孝道伦理与企业文化伦理融合在一起，促使孝文化的发扬传承，并将孝老服务内化为企业的自觉行动。截至2017年年底，企业捐助资金累计已达802003元，为“孝行天下”各项服务的正常运营提供了良好的资金保障。随着公益互助活动越办越大，孝道治理逐步深入社区的各个层面。为感召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助老公益服务中，民协创立了“自我养老”爱心储备银行制度和星级志愿者授予制度①，并将《二十四孝》作为志愿者培训的必修内容。此外，民协还通过培训志愿者倡导弘扬孝文化，把前来接受助老服务的老年人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进行贴心的服务。这四项制度将孝道创新传承机制显性化，找到孝道伦理载体联结与规范支持的重要节点，不断增强各主体之间的互动，使得孝道治理向纵深发展。
（三）孝道治理的循环：社会组织与政府的政策互动
政策互动或管理互动是治理主体系统旨在对治理客体系统施加影响的所有干预式互动的集体变量。这种互动在“孝行天下”中表现为政府对民协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当我们对专业知识进行讨论时会看到，大多数政策问题都延伸超越了组织的边界。对老年人的看护必然包括一系列以功能定位的组织。民协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在社区进行孝道治理的善行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然而，治理是一件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情。故此，政府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机构体系，以共同承担起管理和影响社会以及经济的责任。民协与当地民政部门、文明办等保持良性互动，全面提升了孝道治理的调和范围。2017年，民协成为民政部《志愿服务时间记录办法》在广西三个实施试点记录单位之一，负责记录崇左市6县（市）一区志愿者参加社会公益志愿者的志愿时间。2013年，该模式成功复制推广到龙州县，成立龙州县社会工作协会，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5个公益岗位促进其新机构发展新型互助式养老服务。通过表2可知2013—2017年“孝行天下”受资助情况，组织经费由自身向社会公开募捐或争取中央、地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支持，实现了孝道治理的良性循环。
三、互动治理视角下孝道治理实践逻辑探讨
互动治理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这一假设是：社会治理的实现依赖于不同行动主体的治理行动和治理努力。本研究试图基于互动治理视角剖析孝道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价值理性，进而剖析其在社区价值治理中的独特功能。
（一）多方互惠促进孝道文化传承机制显性化是孝道治理的逻辑起点
以孝敬美德为灵魂和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孝道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渊源，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孝道是传统社会的伦理核心和道德律令，促使人们自觉传承孝道并履行敬老孝老的义务。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孝”既是一种金融制度，也是一种养老制度的安排。当然，由于每个家庭子女的多寡、能力的大小、身体的健康与否都是难以控制的，家庭养老具有一定的风险。为应对这种风险，弘扬孝道文化是新时期创新社区价值治理的应然之举。“孝行天下”以弘扬孝文化、积极应对老龄化难题为逻辑起点，在差序格局中调和社区伦理的秩序。从而整合各行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们参与孝老行动中，以孝道倡导、感恩教育为着力点，在思想上引起社区治理各主体共鸣，使得敬老爱老、孝老助老的思想转化为人们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特别是设立“自我养老”爱心储备银行制度，将志愿服务时间的延迟回馈、捐赠资金（含实物抵价）的延迟回报纳入良性循环，使得个体互助向群体互惠转型，实现孝老服务的常态化运营和代际平衡。同时，“爱心企业”诚信承诺制度的设立将有着社会细胞之称的企业动员纳入孝道治理中，最大限度地整合碎片化的社区治理资源投入助老的集体行动中。这五项制度创造性地将隐藏在民间的孝道文化传承机制显性化，形成多方互惠的良好局面。
（二）多元互助引致多方合作行动是孝道治理的着力点
互助是人类社会的天性，是抗击风险的手段，是制度可持续的动力和保证。互助多发生在个体之间浅层次的互动治理，是互动治理的外在向度；而互惠则是比互助更深一个层次群体之间的互动治理关系，是互动治理的内在向度，二者保持治理互动的同一性与一致性。“孝行天下”引导人们进行自助、互助以及互惠的养老合作行动。元代学者为了彰显流之久远的敬老、爱老的传统，对历史上在民間广为流传的敬老、爱老的孝子故事进行了汇集，并在此基础上筛选出最具典型的二十四个孝子模范，辑成了《二十四孝》。孝道文化是文化之源、社会之基。民协将《二十四孝》的内容纳入志愿者培训中，并创立自我养老储蓄银行制度和星级志愿者授予制度，维持养老的代际动态平衡与生命历程的底线公平，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共生共在、共建共享之道。一旦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去寻找一种从属于也服务于社会生命存续要求的行动模式——合作行动。人是在合作行动中去诠释自己的社会生命，进而使自己的生命得以维系。由此，民协创始人秉承孝道文化，谋求与政府合作并形成统一战线，增进彼此的互动互信，从而优化孝道治理的结构。“孝行天下”秉承孝道文化，发挥其道德感召、柔性调节作用促进合作行动，使得孝道治理精准发力，从而推进社区生命伦理的本真回归。
（三）多主体互动重塑孝道文化的功能是孝道治理的内核
解决社会问题的治理方式、治理制度、治理体制的背后都需要有大家认同的价值体系和精神文化来支撑。积极的孝道文化对人的精神塑造与价值引领等作用不可忽视，亟须挖掘孝道文化的社会治理价值与作用。在“孝行天下”中，民协创造性地应用孝道文化的整合作用，调和孝道伦理的差序格局，整合社区居民、企业、民间组织、社区居委会和政府等力量，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驱动孝道治理提质增效。孝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在巩固家庭养老功能上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一是孝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有助于增强家庭成员的养老责任意识；二是孝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有助于提升家庭养老的质量。
“孝行天下”把孝文化的传承与民间互助完美融合，使得孝文化与福利制度互融共生，推动社会和谐，对内提升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维度的和谐度，对外彰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软实力。民协力求治理创新，开拓孝道治理的创新举措，发挥孝文化的核心动员作用，维持孝道治理的良性循环。
（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达致孝道治理是社区价值治理的路向
价值治理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价值问题、化解价值矛盾、调解价值冲突和提升价值信任，价值治理有利于避免价值观念碎片化，形成社会秩序的良性循环，并进一步增强社会信任。“孝行天下”将孝文化的传承机制显性化，扩大了孝文化的调和范围。吴福平指出，文化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是由“共同价值支持”的规则系统，是一种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互动的“和”。而在古人看来，孝敬生发诚信。诚信导致合作，合作则促成有序，使得价值治理得以进行。从治理力的角度来讲，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种制度的混合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限被制度化的方式，都是一些需要探讨的重要且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地方政府虽然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出色地扮演了推手和演员的角色，但这不是其角色的全部，更不是其应该承担的角色。关怀居民的内心感受，建设和维护他们的精神家园，才是地方政府职责的根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关注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方针和政策。例如2014年全国老龄办、中组部、中宣部、国家发改委等十四部委印发《关于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在全社会开展人口老龄化形势教育、孝亲敬老文化教育、积极老龄观教育等五项重点内容。“孝行天下”与该《通知》的精神高度契合。由此，孝道治理是社区价值治理新方式，代表着社区价值治理的路向。
四、结论与讨论
孝是中华文化与中华伦理的鲜明特点，孝是中国文化向人际与社会历史横向延伸的根据和出发点，因此成为中国文化逻辑网的纽结和核心。可以说，孝文化是社区文化的根，是社区道德伦理之母；孝道治理则是社区价值治理的灵魂。本文以“孝行天下”在社区中传承孝文化达致孝道治理为例，挖掘孝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与作用，探寻社区价值治理之道。
（一）孝道治理具有协调社区多元价值的新兴治理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孝行天下”扎根于传统社区的文化土壤，触碰时代的脉搏，不遗余力地在社区倡导传承孝道、敬老孝老，逐步形成整合社区多元价值的新兴治理力。互动治理理论认为，任何系统的治理力条件都是随着外部和内部挑战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孝行天下”创制五项制度一是将孝道传承显性化，使之成为社区伦理的枢纽并不断推陈出新；二是动员政府、企业、草根组织、社区居民等载体融为一体，动态适应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价值诉求；三是在各方不断协调互动中，弥合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推进社区价值治理向纵深发展。
（二）孝道治理是一个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治理层次体系
互动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有三个层次，各层次对治理力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治理主体系统治理能力的支柱。《论语》中“孝之奉养”要求“孝养”必须建在“礼敬”的基础上，因为“孝”首先必须是一种心理情感的培养和展现，关键的是父母获得这种感情体验。“孝行天下”在社区中助老孝老行动是孝道治理情景式的真实再现。孝道治理要求其参与者将接受助老服务的老年人当成自己的父母，是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语境重现。这种治理有一个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治理层次体系：第一，在个人家庭内部功能失调层面，孝道治理解决家庭功能式微导致孝与养的失衡带来的矛盾，调和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建构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心灵秩序；第二，在社区养老功能失衡层面，孝道治理平衡家庭之间贫富不均、子女能力不同、老年人身份有别导致的孝老服务不均，重塑一个共建共享、共生共在的社区治理环境和伦理秩序；第三，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功能紊乱层面，孝道治理弥补政府科层制治理和运动式治理的不足，承担起补缺型的治理重任，保持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得社区治理提质增效，全面提升国家整体治理力。三个层面层层递进、互动互进，形成一个循环的治理网络。
（三）孝道治理是适应社区治理多元动态复杂性的治理工具
在治理互动的过程中，参与各方的价值观、目标和利益的多样性要充分考虑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动态性可以看成是多种力量的交互组合，虽然这些力量有时会呈现渐进式发展态势，但更多情况下它们呈现的是一种非线性的变化趋势。孝道治理结合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设立五项制度，协调社区各方的利益，将各方引向维护公共利益的轨道上来，使这些制度得以顺畅运行。它保持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在社区呈现多元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的乱局中，探索超越各方利益的价值理念与实践途径。《孝经》引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也。”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孝在中国传统伦理和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地位。孝道治理以孝文化为黏合剂，融合各方的利益，使得传承孝文化成为社区各界人士的应然之举，进而使孝老助老活动成为社区治理各主体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显然，孝道治理是适应社区治理多元动态复杂性的治理工具。
（四）孝道治理是开放包容与刚柔并济的治理网络
治理的实质是凭借创建复杂的机制、流程、关系、制度，从而弥合公民与组成的团体参与的不同意见。孝道治理的网络则是由爱心传递网络、利益调和网、信任重塑网和价值整合网构成。孝道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追念。孝道治理以五项制度促成孝文化的有机传承，编织起一个孝老助老的爱心传递网络，使得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它理顺了各方复杂的互动关系，兼容并包各方的利益诉求，综合各方意见，把众人的意志统一投入到孝道治理行动中。信任是指行动主体一方对其他行动主体的意图较为稳定和积极的看法。信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合作和（网络）关系的稳定性、学习与知识的交流、创新。“孝行天下”建立诸如“爱心企业”诚信承诺制度等组成的诚信契约网络，引导社会公众传承孝文化。治理网络本质上呈现出一种在“相异的价值理念、问题如何界定、解决方案如何获得”之间的相互冲突和斗争性。它寻求创新性的、融合了各方价值理念的解决方案。孝以致诚，“孝行天下”大大减少了现代城市社区社会彼此的不信任感，弥合了价值导向冲突，从而促进知识扩散、情感交融、通力合作，形成以“孝”为核心的助老孝老服务網络，优化治理结构，最大限度提升孝道治理的治理力。
孝道治理是社区价值治理的新方式。在后工业社会多元主体共生共在的情况下，社会治理呼唤一种服务于合作的新路径。笔者认为，“孝行天下”围绕着孝文化的创新传承做足文章，贯彻国家的政策、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调和乡土社会道德伦理的差序局面，将孝文化传承机制显性化，挖掘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促进作用，从而弥合了国家、市场、民众之间的价值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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