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儒学的历史条件3
三当然，即使存在着这种立场上的落差，甚至是在深层方法上的截然对立，我们还是应当平心静气地承认，那些置身于具体阶段中的后世儒者，又毕竟都还属于儒家自身的传承谱系，而且即使他们在那个参差的光谱中，显出了相当程度的歧异与偏离，也仍要被归为儒家内部的分别与落差。——说得极端一点，即使是那位迷信味道很重的董仲舒，置身于虽已不再“焚书坑儒”、却又仍是“汉承秦制”的专制之下，之所以要向那位“自命天子”的君主，挖空心思地提出自己的“天人三策”，主要地还是为了能有个理由去制约他；换句话说，他是为了以“上天之名”来建立合法性的来源，以便再暗中推广儒家的具体规范：“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董仲舒：《天人三策·第一策》，《春秋繁露·天人三策》，陈蒲清校注，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305—306页）
这样的逻辑，当然也可以用于分析宋明理学。即使我们借着这排参差错落的光谱而看出，那些方领矩步、闭眉合目的道学先生，无论从其思想内容到其行事做派，都的确是沾染了其论辩对手的色彩，可反过来，如果再拿它跟与之竞争的佛道“二氏”本身相比，其宗教味道毕竟还属于相对淡薄的。而与此同时，如果再拿它跟自家营垒中的对手相比，则宋明理学中包含的理性主义色彩，相对于汉儒而言也肯定是更加浓厚的，否则它也就不会以“理”字来名家了。这也就逻辑地意味着，即使比不上理性味道更浓的先秦儒学，晚出的宋明理学在那排参差错落的光谱上，至少也并不处在对立悖反的一极，倒是仍在历史中标示着某种积极的进取。——比如，再来重温一下真德秀当年的那段奏议，我们就不难体会到充溢在宋儒心中的那种理性精神：“臣闻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根本于人心、万世犹一日者，公议是也。自有天地以来，虽甚无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坏人纪、敢为而弗顾者，能使公议不行于天下，不能使公议不存于人心。善乎先正刘安世之论曰：公议即天道也。天道未尝一日亡，顾所在何如耳！”（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庚午六月十五日轮对奏札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0页）
如果再进一步，这话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讲，以便从更加宏观的视野中看出，竟是那个日渐世俗化和理性化的社会，向宋儒提供了更加开放的接受条件。这就使我们不由得联想起，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明的有宋一代，的确是兴起了整整一组的世俗主义因素——当然也都是曾被内藤湖南用来构建所谓“唐宋转换期”的因素——其中包括了“门阀衰落”“平民兴起”“科举兴盛”“君臣共治”“商业发达”“佛道脱魅”等等，而以理学形式来体现的宋代的“儒学复兴”，不过是这组理性要素的组成部分而已。——正因为这样，汉学家迪特·库恩才会得到了相应的理由，把这种进一步走向了理性化的时代，干脆就直接命名为“儒家统治的时代”（参见：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李文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可能更深一步地理解，陈寅恪那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断言（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77页），其深层的肇因还是来自于理性的推动；而在历史中居于主导的儒家学派，则不光是这种理性精神的坚定承担者，如果从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看，还恰恰是这种理性原则的率先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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