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的打工文学，一代深圳人的梦与歌
“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首涂鸦在蛇口三洋厂厕所墙壁上的“诗”，被一位文化研究者发现。
那个时候的深圳，没有地王大厦、深南大道还是土路，站在这座尘土飞扬的城市，就像站在一个大工地里。
图为1980年9月，建设中的深圳特区。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三来一补”成为深圳主要经济模式，大大小小的服装厂、鞋厂、玩具厂、电子厂等劳动密集型工厂满地皆是。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百业待兴，简陋的罗湖火车站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外来务工者，他们有以一个共同的名字：“打工仔”、“打工妹”。
偌大的车间，狭窄的工位。白天，这些流水线上的打工青年们，重复着简单而机械的动作，下班便抱着餐具排队打饭。
没有电视机、没有录音机、没有手机，在那个逼仄的员工宿舍里，多数人的闲暇时间也很无聊。有时候，他们会结伴在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走，有时候挤在当地居民的窗口，“偷看”电视机里的香港节目。
在这个庞大的打工群体中，有一个名为林坚的小伙子，从高中时期就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他来到深圳，第二年便开始创作自己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
1984年，林坚的这部小说发表在《特区文学》杂志的第三期，被视作“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之一。在当时，这部小说并没有在文坛上荡起多少涟漪，却启发了无数个“林坚”开始写作。
那一年，邓公第一次视察深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那一年，国贸大厦封顶，成为深圳的一大地标。
1988年12月，宝安区文化局创办了第一本打工文学刊物《大鹏湾》。上面首刊了张伟明的一篇打工题材的小说《我们INT》。
“我抽空来到李树那堆小山般高的坏机前，这堆黑疙瘩除了贴有说明其它部件不良的字样外，都千篇一律地贴有INT（接触不良）的字样。我看一眼其他检验员，客家妹的红筒裙很刺目。这些检验员都无不例外紧绷着蜡黄的脸，都目不斜视地飞快地舞动着双臂，都有李树那种穿山甲的特征。”
“INT”，即接触不良的意思，是外资企业中常用的品质检验术语。作为一名质检员，张伟明笔下的人物与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无异。
在这条永不停歇的流水线上，“接触不良”的不仅有坏机，还有麻木的工人。他们成为了大机器生产中的一颗螺丝钉，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有严格规定。疯狂的机械劳作摧残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灵。
“不一会儿我身边也堆起了小山般高的坏机，坏机身上无一例外地贴着INT字样！妈的，这样子干下去我们每个人迟早也会INT。”
其实，1964年出生的张伟明，是最后一批毕业后能够分配工作的高中生。在老家的蕉岭县锰化厂拿着“铁饭碗”，是令人羡慕的工人阶级中一员。但为了追求自己的文学梦，23岁的他坐上了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流浪半个月找到第一份流水线工作。工人、质检员、领班……底层的生活经验也成为他创作的源泉。
在浩浩荡荡的外来务工者中，“打工妹”这个群体尤为鲜明。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打工妹生活的电视剧《外来妹》在央视热播，掀起一阵收视狂潮。
在深圳，这些年龄在18-25岁的打工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比男性更有耐心和细心，深得大部分工厂青睐。其中，不乏边上班边学习的女孩子，安子，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深圳打工的七年，她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积蓄都投入到学习中，并考取了深圳大学中文系大专班。1991年，安子的第一部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深圳特区报》连载。
她高喊：“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
“当表姐带我到蔡屋围一家电子厂见工时，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件商品，在任人挑选。”
“流水线，有多少打工妹在用青春的舟揖泅渡这流水线？前面没有岸的呼唤，也没有航标灯的昭示。”
安子的打工小故事，既有个人的亲身经历，也取材于身边打工妹的生活。那种心灵鸡汤式的理想也让她几乎一夜间成为百万打工妹的偶像。安子也被称为“打工皇后”。也正是从此开始，打工文学真正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实，在90年代前，打工文化在文化界一直只作为一种现象被探讨，且被称为“打工仔文艺”。准确来说，直到1991年，深圳青年文学家杨宏海在《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一文中才提出“打工文学”这一命名。
1992年，深圳宝安石岩镇的打工诗人郭海鸿创办了《加班报》：“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的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
那一年，深圳火车站的绿色专列走来一个88岁的老人，无数梦想都在那个夏天发酵。
2000年8月，“大写的20年·打工文学研讨会”在深圳宝安举行，那是首次全国性的“打工文学”研讨会。
也正是从90年代至2010年前后，“打工文学”从萌芽期跨越到迅速发展的阶段，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打工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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