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弟弟
《我的姐姐》上映,很多真“姐姐”看完觉得失望。可以理解,姐姐们多少在张子枫身上有一些理想化的投射。
我认识很多“姐姐”,我自己也是个“姐姐”。
只能生一个的时候,男孩们很少会有妹妹,女孩们大都有个弟弟。
她们大多出生在农村、县城,当年生育限制没那么铁桶一块的地方。
她们的父母,有的像《我的姐姐》里演的一样,走关系,开残疾证明,换一个生二胎的资格;
有的就靠躲,悄悄去外地生,过几年孩子大了再回来;
还有的把姐姐户口上在别人家,或者干脆把姐姐送到别人家,户口本上腾出空来,直到生出一个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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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扭曲的文化背景里,“姐姐”和“弟弟”并不是一种双向的亲缘关系。
社会把“姐姐”塑造成一份天职,姐姐们从一出生开始,就得履职。
小的时候照顾弟弟,长大之后帮扶弟弟。终身制,甩不掉、挣不脱,连个投诉渠道都没有设。
不管好的坏的,你是姐姐,你就受着。
天下的姐姐大都相似。不同的是弟弟。
这一点倒是跟电影里讲的很像,张子枫从一个决绝要离开的“姐姐”,变成后来有犹豫和理解的“姐姐”,主要动因是她和弟弟的感情发生了改变。
而现实里的姐姐们最终是什么样的“姐姐”,也往往取决于有个什么样的“弟弟”。
02
第一个姐姐小A,28岁,弟弟比她小三岁。
她给弟弟的定义是,“值钱”。
弟弟的出生很值钱。
为了生他,父母躲去外省,为此,小A几年没见过父母,一直跟爷爷奶奶住。
每次姐弟俩发生争执,妈妈都会把弟弟的超生罚款挂在嘴边:“他可是花了两万多块钱的。”
小A没有这么值钱。敢跟他打架,就是辜负了全家人那两万块钱的积蓄。
弟弟上学也很值钱。
幼儿园上县城里唯一一家私立的,小学交了择校费,去排名最高的;
上高中小A生活费300,三年后弟弟入学,生活费600,因为“物价涨了”;
小A本科大四那年,弟弟考上专科,学费是小A的两倍,于是小A的生活费又降了,因为“两个孩子学费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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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的工作更值钱。
前两年小A想在重庆买房,差点首付,还没来得及跟家里开口,就遇上弟弟要“创业”。
换了新车,注册了一个公司,掏空了家里全部的钱,并于去年倒闭。
他越长大,就越“值钱”。
而小A只有在接到弟弟“借钱”的电话时,才会忍不住想,现在我是不是比你值钱了?
她有点庆幸房子还没买上,不然弟弟公司倒闭的时候,“姐姐的房子又用不上,先卖了帮弟弟一阵吧。”
03
第二个姐姐小B,32了,弟弟比她小7岁。
她对弟弟没什么期待。
小B的父亲“长兄如父”,一直照管几个弟弟;他从小教小B的,则是“长姐如母”。
以前弟弟闯过很多祸,打架被退学,未婚先孕,工作被炒鱿鱼。
在小B的记忆里,那几年,父母天天都在去给弟弟擦屁股的路上,付赔款、找关系。
到现在,“有个正经工作,知道照顾老婆孩子”,这就够了。
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很多期待,她和弟弟的关系反而很融洽。
每次假期回家前,弟弟会一直催:“票买了没?几点到?我去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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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有时候没钱了,找姐姐借:“借我2000块,别跟妈说。”
小B都会很欣慰。“知道不让妈为他操心了,开始懂事了。”
对弟弟什么时候还钱,小B也没有期待。
她觉得自己常年不在家,弟弟离爸妈近,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她照顾父母的责任。
尽管她也说不上来弟弟都是怎么“照顾”父母的。
没有期待,也就没有失望、疲惫。
04
第三个姐姐小C,26岁,弟弟比她小两岁。
她说,弟弟是个“报应”。
他们有个大姐姐,为了生儿子,大姐姐出生没多久就送人了。
小C小学快毕业的时候,13岁的大姐姐被接回家,因为养她的那家人突然自己生了孩子,就不愿意供别人的女儿读书了。
接回来的时候,大姐姐已经两年没上学,一直在家里带那边的孩子,割猪草、做饭。
重回学校,她是全年级个子最高的学生。放学回来还是抢着去割猪草、做饭,对弟弟尤其好。
读完初中,大姐姐出去打工,每次回家都给弟弟买很多东西。她比小C懂事,知道谁是家里最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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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弟弟长大了,先是泡网吧,偷家里的钱;后来夜里出去飙摩托车,撞了人被抓。
出来以后无所事事,没钱了分别给爸、妈、姐姐打电话,四份说辞,四份收入。
这么简单的骗局,偏偏很久以后才被发现。
小C再也没接过弟弟的电话,爸妈让她照顾弟弟,一律当没听见。
她觉得弟弟变成这样,是报应。大姐姐越惨,弟弟就越烂,都是报应。
05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身边的姐姐们,不管跟弟弟关系好还是坏,讲起弟弟来,都很少聊到他们的兴趣、爱好、志向。
命运凝视“姐姐”的时候,“姐姐”也只能凝视“弟弟”。
我自己也是这样。
“你是姐姐,你要让着弟弟。”“那是你弟弟呀,你就这样不管了?”
听着这样的话长成为一个“姐姐”,这一度是我最讨厌的身份。
不光是因为它代表着一份我无法挣脱的天职,还因为它无数次让我自我怀疑。
弟弟犯错的时候,我怀疑自己的愤怒,到底有几分是因为他的错误本身,有几分是因为不满他浪费了本该属于我的资源;
弟弟对我示好的时候,我怀疑自己感受到的快乐,到底有几分是我与他之间的感情,有几分是因为我接受的“要爱弟弟”的规训。
我没有办法客观评价我的弟弟。
他在全家人毫无保留、日复一日的沤肥中长大,他的所得和失去,在我眼里都是“性别优势”和“咎由自取”。
在我愤懑于“姐姐”的天职掩盖了我个人的人格的时候,我的“弟弟”,也一起成了一个面目模糊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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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环境里,“姐姐”和“弟弟”的身份,背负着父母完全不同的期待与爱。
有的差别很明显,衣食住行都区别对待,生怕你忘了;有的只有在涉及房子、继承这种大事的时候,才会凸显出来。
总体而言,越穷的家庭,姐弟差异越直白,因为在资源不多的情况下,要保证弟弟茁壮成长,就只能减少给姐姐的肥料。
这种差别,在弟弟们刚出生、还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它永无止境,也无法逆转。
年纪还小的弟弟当然无辜。姐姐7岁的时候,4岁的弟弟还小,他是无辜的;姐姐10岁的时候,7岁的弟弟还小,他还是无辜的。
姐姐永远比弟弟大,弟弟永远会拥有这份无辜的权利。
那姐姐该去怪谁呢?
电影里给不出这个答案,就像现实里,我也找不到这个答案。
从这一点上来说,比起追问《我的姐姐》为什么不给出一个更爽、更“独立”的新女性的结局,我更想追问那个真正的问题。
《我的姐姐》里拍了两个姐姐,一个是张子枫,新时代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
一个是姑妈,上一辈的姐姐,“付出”是她一生不曾反抗的主题。
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弟弟,为弟弟带孩子,为弟弟放弃房产、放弃做生意的机会。
电影里提到,她已经走到了莫斯科红场,又被妈妈打电话叫回来照顾弟弟。
这个情节很动人,但它是艺术创作的表达。
如果是现实里的姐姐,很多人根本走不到红场去。她们的车票钱,会为了弟弟省出来,扣下来。
这就是那个真正的问题。
而一旦真的有机会走到红场,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再把她们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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