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历史感与中国哲学史研究创新
李维武在当代，哲学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梳理历史、检点资源的同时，需要紧扣时代脉搏，使哲学的发展从诠释、辨义走向对话、创新。如何以回答现实问题为切入点，以反思学科使命为前提，实现哲学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如何加快资源整合和学科调整的步伐，加速培育哲学创新能力，并通过参与全球文明对话逐步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是一项需要全体哲学工作者认真思考和积极探索的事业。本版为此开辟“哲学创新大家谈”栏目，希望以此推进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答。
哲学史研究需要有历史感，这本是哲学史家熟知的方法论原则。但在近20多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由于研究空间的新开拓和研究范式的新变化，却使历史感于有意无意间出现了淡化和弱化。因此，重建历史感便成为当前中国哲学史创新的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历史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被淡化和弱化，从其由来及表现形态上看，可归结为两个不同的向度
一个是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20世纪80年代，为了使中国哲学史研究走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框架，一批中国哲学史研究者由哲学基本问题史研究转向哲学范畴史研究。这一转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来说，不仅是一种思想解放，而且是一种方法论深化，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但同时，这又使得中国哲学史研究更重视抽象的范畴及其演变，更注重逻辑方法的运用，而淡化、疏离了哲学史与具体的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一些来自历史文化的哲学问题，由于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格，缺乏抽象的范畴表达，难以套进哲学范畴史的范式，往往不易受到重视而得到研究。在这里，形上之“思”与形下之“史”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分离。
另一个是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进一步走出西方哲学史研究模式的影响，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提倡中国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研究。这一转向不仅促成了对中国哲学文本的重视和阐释，而且通过这种重视和阐释开始凸显出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精义；一大批出土文献在最近30多年间的整理及发表，更使这一转向的内涵得到丰富和拓展。近年来，中国哲学原典的阅读又与电视人文讲座、儿童读经活动相结合，泛化为不同形态的大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把哲学原典与哲学史分离开来的倾向——用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研究代替哲学史的考察与研究，使哲学原典阅读孤立化、绝对化，甚至神圣化。这种脱离了哲学史的哲学原典阅读，实际上只能把握到哲学史的若干碎片，而不可能把握到完整的哲学发展历史。在这里，凸显了阅读原典之“文”，而遮蔽了由古及今之“史”。
这两个向度上的历史感的淡化和弱化，其由来、指向、内涵显然是不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如脱离哲学史的哲学原典阅读，固然以原典之“文”遮蔽了由古及今之“史”，同时也表现为形上之“思”与形下之“史”的一种分离。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重建历史感，需要从空间与时间两个向度入手，既注重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又注重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只有这样，才能对重建历史感作一种完整的把握。
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注重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就是要使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形上之“思”的内容，而且要关注形下之“史”的内容：关注“思”与“史”的联系，关注“史”对“思”的影响。这种联系与影响，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表现为相当复杂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的层面
首先，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要重视那些来自历史文化的哲学问题。哲学史上的哲学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哲学在自身的发展中哲学家们反复探讨的问题，如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哲学史上古老而常新的；另一类是由历史文化变迁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是经过一两次探讨就可以定论的，因而成为某一时期哲学家们不断探讨的问题。商周之际由王朝更替所提出的“敬德保民”问题，战国时代由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置民之产”问题，秦统一中国后所探讨的分封制利弊存废问题，汉代由大一统国家各方利益关系所争议的盐铁官营问题等，都属于后一类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文化的空前大变局则提出了更多的这类问题，如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全球化问题、现代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等。与那些哲学史上反复探讨的哲学自身问题相比，这些来自历史文化的哲学问题往往没有那么抽象、那么思辨，不具有那么浓烈的哲学味，有的哲学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根本就没有探讨过，并不具有世界性意义，但这些问题对于中国人的生存发展却往往是很有影响、甚为重要的，因而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必须予以重视和探讨的。
其次，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还要重视中国哲学发展与中国思想世界的联系。中国思想世界与中国哲学发展相比，具有更丰富、更复杂、更宽泛的内容，其中既有属于精英文化的观念形态的思想内容，又有观念形态与实际运动相结合的社会思潮，还有属于下层民间文化的群体意识与观念。这些不同层面的内容，都与哲学思想的开展有着某种历史的联系。属于精英文化的观念形态层面，包含了哲学思想、经学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史学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等。这些思想内容，都是由思想家们经过反复的思考、学理的探究、理论的论证、文字的表达而形成的思想成果，且多以体系性或理论性的方式阐发出来，具有精英人物个性化思想创造的特点。其中，除了哲学思想以探讨哲学问题为中心外，一些非哲学的观念形态也与哲学问题有着不同形式的联系：或以哲学问题为框架，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或以哲学问题为核心，来展开自己的理论说明；或通过文学的、史学的、政治学的、教育学的等等不同的文本书写或体系建构，来表达某种哲学的理念。观念形态与实际运动相结合的社会思潮，往往不是以纯粹的观念形态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观念形态的思想内容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而展开的。这些社会思潮都是针对并为解决某一重大社会问题而出现的。与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内容相比，它们与实际生活、社会实践、下层民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成为中国思想世界中最为活跃的力量。这些社会思潮有着广大的民众的响应与参与，但其新的思想的提出、群众运动的发动、实践活动的开展，则往往是出自思想家的自觉思考与理论探索。因此，这些社会思潮虽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质，但仍然是以思想家的思想创造为其主体的，其间也包含着哲学的框架或哲学的内核。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17世纪早期启蒙思潮、18世纪考据学、19世纪公羊学，都曾是影响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其中有许多非哲学的内容，但又少不了哲学的内核。属于下层民间文化的群体意识与观念，并非出自思想家的自觉思考与理论探索，而主要表现为广大民众的普遍意识与心理认同。由于缺乏自觉思考与理论探索，这种思想意识往往不是那么明晰、那么条理、那么具有学理性，有的时候还是只言片语，甚至不见诸文字的记录。但在实际的历史运动中，这种群体意识与观念的影响与作用实是不可忽视的。这种群体意识与观念，尽管远离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但与哲学运动却有着实际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有时候表现得比较模糊。很显然，中国思想世界与中国哲学发展这些不同层面的联系，都可以而且应当纳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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