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仰望
胡笑兰女，安徽人，现居深圳。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深圳市作协会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有两百余篇作品散见《散文诗世界》《散文选刊》《厦门文学》《海燕》《红豆》《三联生活周刊》《深圳青年》等。多篇获省市级奖项并入选多种年度文集。散文《拾花记》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拔地而起，直视苍穹。因为“东纵”，因为阳台山上的抗日军民，还因为80年前，那场著名的“港九文化名人大营救”历史事件，一座山愈加有名，愈显历史底蕴厚重。宝安日报与石岩街道组织一批文化人重走“东纵”路，素喜历史人文地理的我，自是欣然。
到达阳台山脚下，站在石岩入口广场华丽的牌坊下，我仰望青山隐隐。这里以前是龙眼山村，当年龙眼山村的牌坊就立在村口。一条村子有成片的青砖排屋，依山而建，黛瓦青墙，还有条小溪绕村而过。龙眼山村，龙眼是必不可少的，想必当年拥着她的一定是满山的龙眼树了。夜晚，听涛涛林声，枕着水声入眠，心自然地归于一种澄净。这份澄净的后面却暗潮涌动，那是抗日的风起云涌。
石岩街道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及厚重红色革命文化底蕴的现代化新兴科技城区，在大革命时期，石岩是宝安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地之一，涌现了一批早期革命者。抗日战争时期，石岩阳台山一带是东江纵队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东江纵队王作尧带领的部队以阳台山为抗战基地，扎根并发展壮大。
现年76岁的龙眼山村民谢伟强说，抗日战争时期，龙眼山村有二十余户人家，大约一百来口人。80年前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创建后，龙眼山村成为阳台山游击队的秘密交通站。游击队经常从宝安、龙华、白石龙、沙井、公明等周边转运粮食、衣被、枪弹等战略物资。村民将这些战略物资暂存在本村谢氏祠堂里，将伤病员藏于后山山洞疗伤。
1942年春，中共领导开展的文化名人大营救期间，龙眼山村不分男女老少全民出动。天擦黑时，他们送禾草上山，协助阳台山游击队和蕉窝村民为营救出来的文化名人搭建寮屋。龙眼山村民持续为隐蔽在蕉窝村的文化名人送食物、药品。这样一直持续到1942年夏，最后一批文化名人转移至大后方。
龙眼山村民频繁出入，村里经常出现陌生人面孔，也曾引起当地日伪军的怀疑。一天，日伪军将龙眼山村青壮年悉数押解到龙华清湖驻地。审问，威胁恐吓，甚至于假枪毙，一切伎俩用尽，但村民无一人出卖抗日游击队。驻浪心炮楼的日伪军将村民谢永良抓去严刑拷打。谢永良遍体鳞伤，休克数次，但他硬是咬紧牙关，不说一个字。龙眼山村民有力支援了阳台山游击队在当地的抗战工作，直到抗日胜利。
这是一段历史，也是我们今天探访的底色。
现在，小溪在广场下面，龙眼山村的位置是山脚下这一片，已经整体拆除。现代城市文明与古老农耕文化的传统气息并不相悖，它们都有各自的使命与印痕。如果说有些东西注定抵抗不过岁月的磨痕，但文字可以让他们永生，散发出历史的曦光。
但通往山上的古道遗址还在。我最早去爬阳台山，还没有台阶，只有土路，老的登山道其实有个名字叫腾龙路。新的登山道，一边是山，一边是玉石栏杆。
树在以各种姿势站立，枝条儿粗壮，枝条儿纤细，铺天盖地的绿着。远望，树有几棵，就有几朵浓浓的绿烟顶在梢头。烟不消散，随一阵柔柔的风轻轻摇晃。在绿叶之下，我已先触摸到森林温润的呼吸。
而最突出的莫过于藜蒴栲。壮实的树干，却有着精致的树梢末叶。我想她一定当得“木秀于林”这样的词汇。她的枝叶稠密交织如篷，枝条恣意八方伸张，每一条枝头顶端都绽开并灵动着一簇细针编织的花朵，此刻她正缀满繁花。那花也特别些，似一把又一把小伞举在树顶，颜色嫩嫩的绿，从满山的深绿里跳出来，按都按不住。再过一月，她那榄形痩果，带着坚硬香糯的质地，摇摇晃晃而来。风吹过，又恰是一场场褐色的坚果雨。那是上苍之于人类的美食。
一路走来，还有那些不知道名字的古树依然悬着三三两两的果实。
黄麻蝉，躲在树梢深处，我只能想象它展开黄色的透明的尾翼，使出全部的力气，叫声才那么清脆。蝉儿叫，桂圆笑。我就想，它们是不是也在怀想龙眼山村那香甜的龙眼果呢。麻雀与蝉的声音充满了欢快的气氛。鸟雀演唱会的流程并不按部就班，总有小调皮不循规蹈矩，他们在树上蹦跶。几次三番，场面变得有些混乱，从此起彼伏到密密匝匝，谁都像抢着欢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谁都抢着往树的高处跳，往云端的风里飞。
蝴蝶的舞步轻快了，蝴蝶的旋舞该表演给谁？她追逐风车茉莉，也追逐鬼针草而来。鬼针草能够借力传播自己的种子。蝴蝶是偏爱她那白瓣黄蕊的鲜明，还是和合着她调皮的小机灵呢？鸟、蝉蝴蝶还有鬼针草，她们永远是一首带着野性与活力的生命的歌。我的肌肤，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心，混合了青草的风，柔柔的，滑滑的。风里夹杂着温热，吻上我的脸庞。爬山哼哧哼哧的喘，都被我忘却了。
沿着青石小路向前，到一个最高点。四处打望，在远处有一个湖，碧莹莹的湖水倒映着满山苍翠，那便是石岩湖了，乍一看如同一块汪汪的翡翠。“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黄水宜金，清水宜龟。”《淮南子·地形训》中把水分为六品，我眼前的水该是青水宜碧了，我的眼睛青了，睫毛滤过了泛着绿意的水。
爬上一处山梁，导览图显示，我们站在“宝安区红色革命遗址”这块牌匾前。记者王悦说，这里才是我们今天正式开启的探寻文化名人足迹的第一课。这块牌匾所指的一条小径，就是当年营救文化名人去往蕉窝村隐蔽的必经之地。
如果说前面的山路盘旋曲折，上坡下坡，铺着石阶倒还是路。那么接下来的路就充满探险的意味，有如上演一曲丛林历险记了。
半山腰中，苍茫壮阔的群峰，神秘幽静的洪谷，有这样一条羊肠子样的小路，穿插在古树野藤里。小路狭窄又曲折，峭壁荆棘，古老遒劲的藤蔓植物纠缠不清，在你的头顶上一路垂挂下来。那些藤蔓也特别些，根筋粗壮，呈黑褐色，荆条如盖，四处铺张，足见它们的古老。走着，几只蚊子朝脸上身上扑，我被它们狠咬了几口，顾不得许多，继续前行。
但小路有鲜明的轮廓，显然是多年踩踏的结果。有些地方坑坑洼洼，又逼仄，你简直找不到落脚点，坡又滑溜，你只能在撩开那些藤藤蔓蔓的时候，又学会借力，拽着它们跳跃，或者几个人相互搀扶。便有年轻的记者姑娘说，你们朝先走，我断后。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颇有几分豪迈。这样的环境很容易就让人产生一种情感，那就是彼此的护祐。我就想，当年的游击队员、文化名人们也一定是靠着这些质朴的情感走过来的。
前面出现了一片竹林。竹林茂密，修长纤细，在小路两边延伸，似看不到尽头。宛如搭起了一道穹顶的通道，头顶露出一些缝隙，像一字排开的天窗。这些组合成一幅天然画卷。抬望眼，杂树托举着天挺且直，竹携着旧时风翩翩而至，枯叶败枝等衰落事物吻着大地孕育着来年的绿色生机。
踏入林中的小道，道上铺了一层厚厚落叶，落叶厚实松软，咖啡色的，一脚踏上去发出的声音，犹如鸟鸣。我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我不敢使劲地踩那些枯叶，生怕踩疼了它们。一切的植物都与人一样，都是有灵魂的。
此时下起了雨，聚积的水汽氤氲着。透过近一个世纪的迷雾，我似乎看见那些急行军的身影，在蒙蒙烟雨中奔跑，速急如风，穿林而过。那些滑过的背影，那些最美的容颜都掩藏了。当年那些文化名人——邹韬奋、丁聪可能也是走过这条小路的。我此刻是用心去丈量前辈的红色脚印，突然又添穿越内心的惊喜。这样想着，一种柔软就直抵心头。
途中我们看见了陈平藏枪洞。洞口绿草如茵，藤蔓垂挂的帘后，是一片幽深。我想那里面会不会突然窜出一条蛇来呢，哪怕是条无毒的小蛇也会吓我一跳。这样想着，心里不免浮起一丝羞惭。东纵游击队以此为根据地，辗转群山，刀尖上舔血，前有群寇后有追兵，与险恶环境斗，那是一种怎样的壮怀激烈。顾盼四周，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根本看不出来这里有个山洞。这样的一个所在足够隐蔽，当年它藏枪藏伤病员，藏下了游击队的有生力量，可谓功不可没。于是，我对它充满崇敬目光。
出了竹林，才发现确有曲径通幽之处。那就是隐藏在林下的一大片芭蕉林子。头顶忽然亮了，天空中，有淡淡的一抹蓝，天空的幕布只隙开一道缝，蒙蒙浅灰。此时，能与这抹蓝斗艳的唯有我眼前的芭蕉林子。我们探访的目的地是蕉窝村，莫不是到了？这样想着，果然又在王悦姑娘那里得到了印证。
在岭南住得久了，于芭蕉林我并不陌生，但我还是被我眼前的芭蕉林子打动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高大这样茂密，又这样色彩对比鲜明的芭蕉林。芭蕉树干，老去的叶子，带着灰褐的氅，一层一层披挂下来，而上面才是鲜明的绿。高大到需仰脸看它们，阔大的叶片间，只能漏出点点光亮。它们以这种姿态向我们昭告它们“年纪”的久远。雨还在下，走在林子里雨却打不到身上，脚下落叶铺出一层厚毯，踩在上面软软的，沙沙的声音细而脆。听雨打芭蕉，窸窸窣窣，心里忽然就有了诗的冲动：竹林听雨，犹见夜行人。雨打芭焦，我刚刚说到这里，便有人响亮的唱和“留得残叶听雨声”。那是同行的一位画家。
芭蕉林下，有数不清的泉眼，一股股清流沽沽而出。苔藓斑驳，卵石浑圆，小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溪水晶莹剔透，滋润万物，一往无前，流过的地方充满传奇，充满故事。
传说与身临其境真的是两回事。继续往上行，当我站山谷中时，我的感觉就找到了。当我们面对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生活呈现时，依然能在内心唤起强烈共鸣，是因为这样的亲临其境。站在这里一看，芭蕉坑，正契合她的这个名字。山们，它们的形状与在平原或半山望上来大不相同，它们变得十分层叠、杂乱，雄伟而奇特。往上仰望，山就是天，天也是山，前后左右尽是山。芭蕉林子不过百米处，我看见了人类居住的痕迹。在一片片没人的乱草地里，残墙断壁，有残留的条石柱、屋基石、土砖、青瓦片等，青草长藤覆盖下的住屋结构、轮廓分明。阳台山蕉窝山村，位于今阳台山石岩主峰登山道第三站横入水田方向约4公里处的芭蕉窝里，旧址宛在。
邹韬奋、胡绳、廖沫沙、茅盾、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等诸多文化名人的名字一下子就在我心里跳了出来。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国内许多文化界人士来港，利用对外有利的条件，继续宣传抗战，揭露侵略者的罪行。当时香港文人荟萃，他们创办进步报刊和社团。宋庆龄主办《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邓文钊主办、范长江为社长、胡仲持编辑《华商报》；俞颂华为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月服》；马国亮主办的《大地画报》；邹韬奋、茅盾、夏衍、金仲华、沈志远、胡绳为编委的《大众生活》；茅盾主办的《笔谈》；郁风主办的《耕耘》；张铁生主办的《青年知识》；张明养主办的《世界知识》；胡风主编的《七月》；还有范长江、夏衍、黄药眠等主办的《国际新闻社》；乔冠华、胡一声、吴全衡、郑书群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以及夏衍、金山等组织的《旅港剧人协会》等，一时蔚为大观。他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国际人士的同情和援助，起了重大的作用。
据《东江纵队史》《胜利大营救》等史料记载，蕉窝村曾是阳台山抗日根据地驻地之一，这里曾发生过多次抗击日伪军的战役。1942年初，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奉命营救滞留在日军占领下的港九地区的国内著名新闻、文学、艺术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国际友人等800人，其中300多人是通过阳台山抗日根据地进行隐蔽和安全转移的。
在蕉窝村发现了当时为文化名人搭建的草寮棚遗址。它们向后人展示了当时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及爱国人士艰苦生活的情景。他们一行到达白石龙村后的第二天，就被转移到各处山村。在白石龙村附近及羊台山麓，先后建有丫鬟山、大把窝、深坑、扬美泥坑、蕉窝等草寮招待所。这种招待所竹木结构，稻芒草披盖。顶成三角形，两边开门，中间是通道，靠壁搭有稻草铺的大通铺。两床之间是走道，放有吃饭用的长条木板桌，草寮门口挂有遮挡风寒的布单，当做门帘。稍大的草寮招待所宽5米、长15米，可住20多人；稍小的长宽五六米，可住10余人。邹韬奋及夫人和儿女、胡绳夫妇、戈宝权、沈志远夫妇、葛一虹、丁聪、叶籁士、高汾、殷国秀、盛加伦等文化名人曾在蕉窝村隐蔽过。村民们积极站岗放哨，救治伤员、洗衣做饭。一些文化名人以草寮为家，在此停留数月，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时势、谈政治，过着艰苦却自由的生活。
68岁原蕉窝村民谢福新说，蕉窝村处于一处山坡之地，呈梯田式坡幅，村背靠山，左边腹地是芭蕉林，一条清澈的小溪顺山而下。村民为谢氏族人，有土砖屋三排，村前两排、靠近后山一排，村前有良田数亩。左边腹地原是村民果园和菜园，种植有沙梨树、柿子树、柚子树等。小溪形成两个小水潭，上潭供村民饮用，下潭供村民洗菜洗衣。从港九营救过来的文化人居住的寮棚就在村后山处，他们常在后山大树下、石头上聊天，在村前小溪旁洗衣擦身子。
“桃花源”，老伯的话很自然地让我有了这样的联想。这些文化名人在游击队的护送下，蕉窝村与山下的龙眼山村相互照应配合，掩护着他们，冲破日伪封锁，跨越关山大海，终于来到了这里，这个有着鲜明的红色根据地底色的小山村。
缓缓踏过一座座铭刻历史记忆的路桥，我仿佛来到古村蕉窝山村。只见青舍黛瓦、绿树掩映，碧波中悠悠游弋的白鹅，与桥上游人的倒影。炊烟一缕缕荡在半山，鸡鸣鸭跑，狺狺狗吠，小溪欢歌……好一处安详的所在。村民很爽利地整出了一桌子土钵菜，一只叫田园的小猫，在盈满田园气息的小院上蹿下跳。文化人儿邀鸟儿对话，拥清风入怀，喝着用杉木烧炭自煮的功夫茶，然后在村落、祠堂和老人对话。
逃离战乱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得到释放，诗人画家们的雅兴便来了。丁聪的漫画“文化名人在山窝间休息”，就是以芭蕉坑为蓝本，画面上的村子充满灵气。我看着面前残缺不全的砖瓦片石，古老的芭蕉林子，那厚积如泥的芭蕉落叶。我猜想着它们，哪一片曾经听见过他们的交谈，听见过他们于家国情怀的抒发呢。
我们容易记住那些大人物大事件，而很多无名英雄就淹没在荒草中。对于历史长河而言，她们不过是一朵朵浪花。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朵朵浪花，才能辽阔成一部史记的大海。他们以自己年轻的血肉之躯，战斗在那些硝烟弥漫的年月，用火热的青春书写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汇合成大时代的洪流，成为不朽。
下山时雨还在下。令人生羡的是，雨水不停地从叶子上滴落，花朵无疑早已被打湿，可竟无一不是吐蕊向上粉面朝天，抖擞精神，像是和雨一起放歌。再没有比雨洗浴后的青山更迷人了，整个山坡，都是苍翠欲滴的浓绿，没来得及散尽的雾气一缕缕地缠在她的腰间。
眺望着山下的石岩湖，湖水湛蓝，静谧、安宁，像一枚蓝色的宝石，而盘山的公路，回环往复，是系着这颗宝石的银链子，环在山的腰际。罗湖、宝安、龙华、光明，密密麻麻的楼宇遥遥再望，地铁的轨道在空中婉转，把青山绿水与都市划拨成两块。现代的气息无限蔓延，现代化的都市享受着这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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