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央红军长征 为何八次改变落脚点？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的落脚点选择在哪里，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关系到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然而，能不能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不完全取决于党和红军的主观意愿，而要取决于敌我双方力量上的较量。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不得不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随时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抉择过程。
一、退出中央根据地，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创建新的根据地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退出根据地，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大转移。起初中央红军计划是从南线突破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然而，长征初始，掌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和李德惊慌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几乎使红军陷入灭顶的边缘。关于为什么要退出中央根据地？当时的任务是什么？转移到哪里去？这些基本任务和方向问题，掌权者始终秘而不宣，甚至连师一级干部也不清楚。尽管对于广大红军指战员秘而不宣，但把“家”搬到湘西去的意图，却很快被蒋介石所识破。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在通往湘西的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所幸这几道封锁线都被红军一一突破。11月底，红军突破了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湘江一战，红军伤亡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发动了强大攻势，连克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并包围了常德，威胁长沙、岳阳，声威大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沿大苗山脉北上，准备和红二、六军团会合。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湘桂边界的通道城。
此时，红军面临的敌情异常严重，事实上到湘西的路已经被堵死。为了防止红军渡过湘江，蒋介石提前部署了在湘江以西区域“追剿”中央红军的计划。被蒋介石委任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湖南军阀何健按“南昌行营”的电令，在中央红军通往湘西的必经之路，构筑了四道碉堡线。当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何健急忙调集湘军及配属湘军的蒋系“中央军”薛岳所部共15个师的兵力，在通道城以北地区的武冈、绥宁、靖县、会同、芷江、黔阳一带布防，进行堵截。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急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从咸水跟踪追击，桂军第7军军长廖磊率24师由界首向龙胜进击，桂军15军军长夏威，也率部赶赴龙胜、西延一带。在各路敌军中，唯有奉命在黔东布防的黔军较为薄弱。
根据以上情况，中央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转移落脚点的打算已无法实现。但是，博古、李德却不顾红军在湘西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削弱的实际情况，依然坚持原定计划，进军湘西。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曾提到这段经过：“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的三角地带创造一大批苏区……。”对于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态度，李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从李德的回忆中，我们大致能了解到当时发生的情况：如果按李德的决定行动，红军就要通过敌人的层层碉堡线，钻进敌人事先设好的“口袋”，结果只能招致全军覆没。在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情况，力主放弃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军委大部分同志的赞同，其中包括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于是红军自通道城改变了进军方向，突然折向贵州黎平，从而使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二、中央政治局通过黎平、猴场会议，确定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1934年12月14日，红军占领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决定去湘西的错误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根据《决议》精神，红军从黎平出发，以破竹之势，长驱入黔，连克一大片县城。12月底，红军直捣乌江边上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否决了去湘西的错误意见，决过乌江去。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中，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地区转入反攻，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建立川黔边新的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面前最中心的任务”。
中央政治局作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而回过头去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意见，则是错误的、不现实的。自从红军入黔后，蒋介石唯恐中央红军会走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绕道黔东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的老路，于是急令薛岳率主力经会同、芷江一带入黔，湘军和黔军各一部向黎平、锦屏尾追，防堵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与此同时，何健会同川鄂边的徐源泉部（第10军），也加紧了对红二、六军团的围攻。因此，中央红军要回头会合红二、六军团已无可能。如果中央红军进至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则北有红四方面军，东有红二、六军团，三角鼎力，相互呼应，协同动作，有利于红军的发展。贵州地区虽然在人力、物力以及对全国政治影响等方面有不利的一面，但也有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这里偏僻多山，交通不便，距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远，敌人势力薄弱且派系很多，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等大小军阀割据一方，内部矛盾突出；这里广大群众极为贫苦，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因此，中央红军决定打过乌江，开辟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是切合实际的。
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1月7日解放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博古、李德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红军长征的基本任务，就在于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决议还指出，“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遵义会议作出的决议，实际上是对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关于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决定的继续和发展。
三、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北，争取四川赤化
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前后休整了12天。时至1月中旬，敌情发生急剧变化，党中央必须采取新的对策。当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到达遵义地区时，蒋系“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共8个师，在红军的右后侧跟追，直扑贵阳，而后出清镇北上。湘军刘建绪部共4个师进至黔东，沿乌江东岸布防，川鄂边徐源泉部进至酉阳、秀山与刘建绪联防，防堵中央红军东进会合红二、六军团。四川军阀刘湘，派川军进入川黔边界，阻止红军北上。蒋介石又命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封锁横江。桂军廖磊部计3个师，也进抵黔南的独山、都匀。黔军犹国材、柏辉章等部北渡乌江，直逼遵义。总之，蒋介石纠集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蒋系的“中央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而来。局势相当严重，中央红军要在长江与乌江之间、回旋余地不大的黔北地区打破敌人的围剿、站稳脚跟、建立新的根据地，事实上已经办不到了。
面对敌情的急剧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决计乘敌人合围之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北地区，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另外，这个渡江作战计划，也预见到在长江沿岸为川敌所阻，万一不能渡江时，则实施另一方案，即“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今宜宾）上游渡江。”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电告红四方面军，指出已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并指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当时党中央的意图是，争取在蒋介石的主力尚未完全入川时，在川西北地区转入反攻，三路红军协同作战，首先击破川敌，争取“四川赤化”。
四、从就地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到转入川西建立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积极准备，打算从泸州上游的宜宾附近北渡长江。蒋介石此时也预料到了红军可能渡江北上，于是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堵击。
由于刘湘深恐中央红军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赤化全川，因而倾全力阻击中央红军，采取了所谓“北守南攻”的两面作战方案。即对川北红四方面军采取守势，对进入川南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刘湘调集川军12个旅计36个团的兵力分段封锁长江，加紧部署长江防务。长江沿岸，实际上已被川军严密封锁。当红军由黔北进入川南时，各路敌军也同时向川南奔集。
此时，中央红军按原定计划渡江已不可能。如果渡江不能得手，中央红军势必在长江边上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在运动中摆脱敌人，待机破敌，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因此，红军各部乃由川南折向滇东北的扎西集结。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中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阻拦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
为此，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四渡赤水，纵横驰骋于云贵川三省边界地区，并取得了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机动作战的过程中，虽然提出了建立云贵川根据地的口号，但始终没有放弃北渡长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由于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运用了高度巧妙的军事指挥艺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调出了滇军，从而造成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使红军从金沙江上游渡江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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