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新闻应该长什么样？——读《好新闻的样子——中国新闻奖作品赏析》有感
好新闻应该长什么样？——读《好新闻的样子——中国新闻奖作品赏析》有感 王*晓*峰什么是好新闻？好新闻应该长什么样子？相信一千个读者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前夕，由长江日报集团朱建华、郑良中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好新闻的样子——中国新闻奖作品赏析》一书将告诉你什么样的新闻才算好新闻，好新闻应该长什么样子，好新闻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好新闻的样子——中国新闻奖作品赏析》由国内著名新闻大家、国家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梁衡作序，主要包括“主题宣传创新与突破”“新闻发现与价值提升”“典型人物挖掘与报道”“一个记者能够走多远”“答好媒体融合必答题”“学习永远在路上”等10个专辑。该书以历届获奖作品原文为分析对象，联系当时新闻传播的实际需要和新闻采写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阐述新闻写作的基础理论知识、探讨各种题材新闻写作技法与技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
结合自己从事企业新闻宣传近30年的实际，谈谈阅读此书的体会。
好新闻要关注新生事物，讲好中国故事提起二维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方便、快捷，不仅在超市购物不用直接付现金，而且还广泛应用于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和与人民群众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甚至连街头卖菜的大爷大妈都用上了二维码。而在六、七年前，这是人们连想都不敢想的。
2016年初，一帮从阿里巴巴、高德等互联网企业离职的人员组建了小码连城创始团队，他们的梦想是，人们乘坐公交、地铁时，不用付现金，也不用掏公交卡，掏出手机移动支付就行了。然而由于受网络信号的影响，在公交车信号不稳定的情况下，如何能使顾客快速上车，对此，他们研制了全球首款“双离线二维码”，而验证这项技术，需要在公交车上安装专门设备，他们先后找了10个城市，没有哪个城市敢于尝鲜。2016年，他们来到武汉，抱着一线希望提出请求，没想到获得意外支持：武汉市迅速组织国资、网信、公交等部门进行“会诊”。结论是：虽然没有先例，但是技术具有可行性，值得一试。
2018年，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全国性交通产业会议上，武汉长江日报记者贺亮偶然获悉全国最大的公共交通互联网运营商——小码联城公司诞生于武汉，其推出的基于“双离线二维码”技术的公交卡，已服务于70多座城市，市场占比全国第一。同时，他进一步了解到，该公司是一个来自杭州的创业团队。
武汉并非互联网产业高地，该团队为什么选择武汉？贺亮敏锐地意识到该事件的新闻价值，他并没有把它写成一般的会议报道，而是静下心来，历时两个多月，多方联系采访小码联城公司的核心成员、武汉公交集团及相关部门、支付宝公司等，2018年6月12日，《长江日报》以《试错机会是最好的创业政策》为题，还原了小码联城的创业故事。该文没有华丽的语言，通过“世界领先的技术在武汉走出实验室”“没有手机信号0.27秒扫码上车”“公司扎根武汉四个月拿到2亿元融资”三个章节，用最朴实的文字讲了一个团队创业故事，读后使人感悟颇多。
在参评当年的中国新闻奖时，其价值和意义在初评评语中得到体现：作品主题宏大，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此稿生动说明了宽容失败、用于提供试错机会对创业创新多么宝贵。该公司以超快速度崛起，有利印证了“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论述的科学性，也证明了当下需要更加有力地优化营商环境、才能不断培育新动力，把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该稿最终斩获第29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三等奖。
好新闻要关注社会焦点，突出问题导向家有一筐苹果，会过日子的人往往会把现出的烂眼择出来，把烂眼削尽后吃掉，以免烂眼扩大，丢的更多，这就是俗话说的“救一点算一点”，但发生在武汉袜厂的故事，却违背了常理。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首发于1997年7月30日长江日报头版头条，独家报道了武汉袜厂仓库里积存了两火车皮袜子，其中最长的沉睡了10年，面对众多商家订单，袜厂却长年不肯“吐货”，商家开价越来越低，袜子在一天天贬值。此报道一出，轰动全国，多家媒体转载。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故事并不复杂，讲述了一个国有企业所有制问题的一个普遍现象。武汉袜厂是国有企业，建于20世纪50年代，曾是中南地区最大的袜厂。1987年，因经营原因，武汉袜厂挤压了一批袜子，最初大概有几十万双，后来，越积压越多，到1992年已经挤压了100万双左右，经营陷入困难，后来换了两任厂长，有商家找上门，要求买这批“处理的袜子”，决策层犯了难：企业随说有权处理积压品，但这批袜子如果按市场价处理掉，则会影响企业法人的经营业绩，降价多少，就意味着当年的经营亏了多少。不降价，卖不动，袜子在账面上的238万元“产成品”年年照算。此后，不断有商家找上门，但给出的价格却越来越低，企业也感到越卖晚越亏。1996年10月，吉林一位客商找上门来，要把这140万双袜子全部吃进，开价是每双0.5元，也就是说，账面上的238万元，现在只值70多万元。企业负责人担心与“原来的那个价”差距太大，生意最终没有做成。
1997年，武汉袜厂由武汉市里移交汉阳区管理，交接中出现一道难题：这堆在仓库里的140万双袜子究竟算多少钱？汉阳区的一位资深通讯员刘麟祥参与了武汉市“抓大放小”相关交接工作，这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刘麟祥的注意。这个刘麟祥还是很有些新闻敏感的，他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新闻，也许会是一条很大很大的鱼。刘麟祥也许不知道从哪入手，也许是他被这个问题吓住了，但他仍然不甘心，他把这条信息，还是告诉了与之经常合作的长江日报记者余兰生。
作为资深媒体人，余兰生一听，就已经意识到这条新闻的价值。这个新闻线索让余兰生激动不已。在随后的日子里，袜子、国企、国家、体制、所有制，几个关键词一直在他脑海中萦绕。余兰生在经过深入细致的采访后，给这篇稿子拟了两个标题，一个是《140万双袜子为何不卖？》，另一个是《140万双袜子到底该不该卖？》，但这些标题纠结还是袜子本身，没有跳脱出来，余兰生对此很不满意。直到有一天，余兰生在家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灵感被触动，他心中的结一下子被解开了，于是就有了《140万双袜子的命运》这个耐人寻味的标题，袜子的命运，国企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一下子就联系了起来。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在长江日报刊发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经济日报》在一版发表《百万双袜子提出的课题》评论，中央电视台3个摄制组来到武汉，《经济半小时》做了30分钟的节目《沉默的袜子》，还有《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一个月内，全国至少50家媒体转载此文。《140万双袜子的命运》并最终暂获第八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同时，该作品也是中国新闻奖举办三十年，长江日报第一篇也是迄今唯一一篇获得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一等奖的作品，当年的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只有两篇，另一篇是《解放军报》刊发的《神圣的时刻——中英防务事务交接仪式写真》）。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140万双袜子的命运》报道提出的问题在十五大上有了巨大的回音，进行所有制改革，推进国企股份制改革，让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以“企业身份”进入市场。
谈起《140万双袜子的命运》的采写体会，余兰生说：好新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首先是线索。“140万双袜子”新闻线索来源于刘麟祥，刘麟祥是汉阳区宣传部的新闻科长，是他把这事告诉了余兰生。刘麟祥是长江日报资深通讯员，也参与了该文的采写，但在该文见报前夕，他要求删除了自己的名字，起因是区里在追查谁把这事捅给了媒体。余兰生把刘麟祥称为“深喉”，余兰生总结说，没有“线人”，“140万双袜子”的信息再搁置10年记者也不会知晓。
现代新闻业的竞争，第一竞争点在于竞争新闻线索，在历年的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都有通讯员的功劳和影子。
其次是“集智”。《140万双袜子的命运》最终能够刊发，既得益于分管长江日报副总编潘林堂在选题例会上的支持，又得益于编辑在编发此稿时字斟句酌，消灭技术性差错，为冲击中国新闻奖奠定了基础。
再次是“借脑”。稿子写好后，余兰生请武汉大学伍新木教授对“140玩双袜子”这个“病理标本”进行诊断，这样做的好处是，通过专家，尤其是大牌的经济专家，可以知道稿件背后的问题是不是与中央精神合拍，通过“借脑”也可以让报道更加专业，提升报道的层次与质量。
第四是编发。在没有合适的版面位置时，副总编潘林堂宁可后推，因为该篇稿子属于独家报道，从得知线索到最终刊发，前后差不多一个半月时间，用一个半月时间精心打磨一篇稿件，一个字：值！
同时在刊发时，还配发了200多字的“编后”，让主题更加突出，并在两天后，推出《国企改革的深层次课题——“140玩双袜子的命运”采访备忘录》的后续报道，为冲击中国新闻奖助力。
国有企业任凭国有资产贬值，长期无人问津，140万双袜子背后揭示的是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病态运行的一个“病理标本”。“140万双袜子的命运”不仅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笔者所知，就在现在，仍有“140万双袜子的命运”类似的桥段。2012年，河南某大型煤炭企业，为了提升生产效率，花费一个多亿元，为省外下属煤矿购置了两台12m3的大功率电铲，估计当时也是拍脑袋决定的，设备购置回来后，因企业效益出现困难，再加上配套设施不到位，就一直闲置，后来，该企业董事长落马，这两台价值一亿多元的大功率电铲就一直闲置至今。
最初一两年，曾有内蒙一大型煤炭企业想低价购进，因价格与“购进价格”差距过大没有谈拢，再后来的企业负责人因怕国有资产流失，也一直不再提电铲这回事。就这样，这两台价值一个多亿元的电铲在矿坑边一停就是9年，任凭风吹雨打。
2020年8月，该煤矿因私有企业环保事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被地方政府责令退出矿权，这两台电铲从此开始了它的漂泊命运，用不上，丢不得，和140万双袜子的命运何其相似啊！
好新闻要把握时代脉搏，反映重大主题地方记者能不能采访国家层面的新闻？相信几乎所有记者的回答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武汉长江日报记者瞿凌云采写的一条《七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出行不封路》的新闻不仅刊发了，而且还斩获了当年中国新闻奖消息一等奖。
事情是这样的，2012年12月4日，武汉市委召开全市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作为武汉日报跑时政口的记者瞿凌云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研讨会武汉市委邀请的是十八大报告起草组成员、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欧阳淞在研讨会上透漏了这样一个细节：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七常委一起到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按照原来惯例，从中南海出发到国家博物馆也就是5分钟的路程，然而10分钟过去了，还没有看到领导的车队到达，后来问原因，原来习近平总书记等一行的车队时随着社会车辆一起走的，沿途没有清道。
作为一名时政记者，瞿凌云当即意识到，“七常委参观《复兴之路》不封路”这绝对是一条具有高度含金量的大鱼。就在12月4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瞿凌云给报社领导汇报，经领导讨论，一致认为欧阳淞讲的细节释放了一种信号，于是责令瞿凌云对此进行深入细致采访。2012年12月6日，长江日报在报眼位置刊发了《七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出行不封路》。
这篇报道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据长江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陈光在一次全国性的新闻研讨会上介绍，当时，这篇报道引起轰动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中央推出“八项规定”后，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观望的态度，这篇报道传递了中央的决心和以上率下的作风；二是这件事发生在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的现场，具有新闻上的显著性；三是这件事不是中央刻意宣布的，而是媒体不经意披露的，也反映了中央的务实精神。
作为地方媒体，报道《七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出行不封路》是存在风险的，万一事实有偏差，或造成不良舆论影响，后果都会很严重。但《武汉日报》不仅刊发了这篇报道，而且在头版报眼位置，也显示了媒体的担当精神。
好新闻要坚持民生为本，强化责任担当好新闻应该是“啄木鸟”，不应该只报喜报喜不报忧。同样，来自会议线索的还有《簰洲湾溃口“淹”出7000多人》。
这条线索确切地说来自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1999年1月，在一年一度的湖北“两会”上，省委书记贾志杰在一次分组会讨论统计数据时，对簰洲湾洪水“淹”出几千人口的怪事进行了严肃批评，长江日报青年记者雷祖兵作为驻会记者，当晚就写出了会议消息《贾志杰殷勤寄语武汉发展》，稿中详细记述了省委书记批评数据造假的内容，但在稿件送审时，“洪水冲出近万人”的内容被两会新闻中心的把关人删掉了，因为在1998年的湖北，簰洲湾溃口仍是湖北媒体的“新闻禁区”。
感谢记者如实记录了省委书记批评数据造假的内容，这里要说说潘林堂，潘林堂是新闻大家，有超强的新闻发现力，就详细询问记者事情发生在哪里，第二天，会议新闻照常刊发，但“洪水冲出近万人”潘林堂却有些难以释怀。
大多数情况下，新闻单位负责人都会“守纪律”“讲规矩”，对新闻删去的内容不会想着再去报道。但潘林堂认为，省委书记已经批评“人口统计数据”造假了，与大坝溃口不是一回事，以省委书记批评统计注水为切入点，将负面新闻转成纠正工作的正面报道。于是就有了这篇《簰洲湾溃口“淹”出7000多人》，该稿最终获得第十届中国新闻奖消息类二等奖。
把一个负面新闻转成纠正工作的正面报道，这是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高超认识和高水平把握。通过这篇稿子，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论是作为一个记者，还是媒体的负责人，不仅要有对新闻宣传、新闻舆论的高超认识，更应该有一种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政治责任。而需要保持新闻的高超意识和担当责任，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加强自身素质提升的同时，时刻保持保持对新闻的高度敏感性和把握性，但如何保持对新闻的敏锐性敏感性呢？
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揭晓后，获奖者贺亮在长江日报新闻课堂分享采写体会时说了“四个恐慌”：恐慌对这个世界失去好奇心；恐慌自己陷入琐碎；恐慌职业习惯带来的不以为然和麻木；恐慌经验带来的束缚。作为新闻人，贺亮希望自己能“时刻保持狗一样的”。这不仅是贺亮的希望，更是每个媒体人和新闻从业者的共同感受吧！
保持狗一样的“新闻嗅觉”，用如椽之笔书写无愧时代的华章。这是我读《好新闻的样子——中国新闻奖作品赏析》一书的体会，与诸君共勉。 读之受益
回 1楼(dongzi) 的帖子
谢谢老师鼓励 写得不错，就是太长了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