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宁河区芦台街 李汀又要过年了。
在异国已有13个年头，其间我回家过年只有两次，离最近的那次也有8年了。
在国外过年是会有点儿格格不入，但我今年在Costco买到了年货，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本我是去拿纸巾的，但是余光扫去，路过的这一区也未免太红火了，走近才发现红红的花瓶里插着若干银柳，柳条上还挂了两个小红灯笼和一个红包，这肯定是中国年的装饰了，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它叫什么，但这不影响我抱了一瓶回家。
排队结账的时候，拿出手机开始搜，原来这红彤彤毛绒绒的东西叫“银柳”，是带有吉祥寓意的花材。我在家乡宁河过年的时候好像还不流行“银柳”，不过，家里的一切布置全凭平老师做主，她喜欢的就是流行的。平老师是我妈，老师是她的职业，生活中肩负着妈和老师的双重身份。
推着一车东西出来，又正好赶上降温，德州的气温难得在零摄氏度徘徊，冷风吹过，我打了个哆嗦，顺手紧紧大衣，这满当当的一车东西，眼底又是一片红色，推在手里，竟有了一种置办年货的感觉。
嘿，久违了。
长大以后总觉得年味没有那么浓，出国之后的农历年更是出戏，如果赶上周末还好，否则就要在工作日硬拗出过年的感觉，气氛不对。所以我喜欢小时候的年，临近三十儿跟着爸爸妈妈从城里回乡下老家。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我穿着棉裤棉袄棉鞋，外面套着大衣围巾手套，人小衣服厚，穿上这么一身行头，行动不免迟缓，但是家里家外又有那么多好玩儿的事，于是内心总是急迫的，每每奋力地跟在哥哥姐姐们后面跑来跑去，生怕赶不上这一年才一次的盛大欢乐。
每次回老家，我都是先到大伯家，那里是我们几家人团聚的暖巢。年三十儿早晨也一定要在大伯家集合，大伯、二大、三大还有爸爸会带着下一辈儿的大哥、二哥、辉哥和雨哥，去李家墓地“请祖宗”。祖宗啥模样我不知道，但请回来之后，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年饭令我记忆犹新。
在老家，二大和三大家隔着一条小河（其实只是一道深渠，在少年的我眼里自然是很宽阔了）。天暖和的时候，从这家到那家得走一条长长的路。但是到了冬天，那条小河会冻上厚厚的冰，三大家的雨哥就带我踩冰过去。雨哥的身手是很好的，可以在冰上“打出溜”，我不行，我如同一个被丝包裹的茧一样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在冰上蹭。不过就算是这样缓慢的、小心翼翼地蹭过去都是好玩的，更不要提有时候我哥会让我蹲下，然后他反手拉着我在冰面上跑，像滑滑梯，有眩晕的感觉。我死死攥着他的手不让自己摔倒。我哥跑得很快，他一边跑我一边惊叫，因为很好玩同时又很害怕。后来语文课上第一次学到“刺激”这个词，我脑子里一下就冒出来我哥拉我在冰面上跑的画面了。
对小时候的我来说，过年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一大家子围着吃饭，和谁吃很重要，吃什么也很重要。那时候的条件远没有现在好，所以过年还是能吃到一些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也是在饭桌上，曾经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儿，后来被频频提起，主角就是我。那时候我大概三四岁，妈妈和爸爸带我回老家过年，过了三十儿、初一，初二我们要去姥姥家了，哥哥姐姐们不舍得我们走，于是他们私下里合计午饭的时候把我灌醉，我醉了，一家三口就得留下。他们用的是果酒，甜甜酸酸的，好喝但是多少有一点儿酒精，轮流和我碰杯，也不知道一共喝了多少杯，反正后来我听说哥哥姐姐们把他们杯里的酒换成了茶，而我还是精神抖擞地跟着爸爸妈妈出发了。长大后我知道了“淝水之战”“巨鹿之战”，回头想自己也是一样地以少胜多。凭着这点儿家学渊源，成就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再后来长大一点，我自己回老家的机会就多了。因为爸爸总是忙到大年三十前，而我放假早，在家无聊，又迫不及待地想回老家找哥哥姐姐玩儿，所以妈妈就会提前跟二娘三娘定好时间，然后把我送上回老家的汽车。回老家大概就只有那么一趟汽车，司机都认识，好像也是亲戚，不过话说回来，十里八村，谁和谁又不是亲戚呢。妈妈把我托付给司机，我就带着自己过年穿的新衣服，还有给哥哥姐姐的礼物，美颠儿颠儿地上车，一路颠到村口，还没下车，就已经看见站在村头车站迎接我的哥哥姐姐们了。
老家有秧歌队，我经常跑到大队部里看人家化妆，一笔一画，浓墨重彩，我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托着腮巴巴地看着这些翩翩的公子、窈窕的淑女，心里羡慕得不得了。我记得秧歌队里有许仙，有白娘子，有钓鱼的老翁，有坐轿子的小姐，有傻姑娘，有傻小子，一段秧歌，若干角色轮番登场，像是一出浓缩的人生百态。我不记得自己喜欢什么，但是清楚地记得害怕什么。我害怕那个沙僧（后来我才知道他好像叫什么陀头和尚）。他穿着黑色的衣服，粘着长长的胡子，头上戴着一个头箍，总阴着脸，很吓人的样子，手里拿着两根粗粗的棒子，一直敲一直敲。我个子小，到秧歌队正式演出的时候，二哥会让我骑在他脖子上。看秧歌总是欢天喜地的，但是每次看到这个人，我都觉得他会用那两根粗粗的棒子打我。饶是这么害怕，也不舍得回家，他来了就闭眼捂耳朵，他走了就把眼睛睁开，把手放下来。我们村的秧歌队会去别的村表演，别村的秧歌队也会来我们村，看了那么多秧歌，还是我们村的最好，头面也好，衣服也好，编排也好，身段也好，连沙僧都好，尽管比别的村吓人也觉得好。
等我再长大一点儿，大大家的大哥、二哥娶回了嫂子们，二大、三大家又陆续搬到了镇里，老家的房子不够住，所以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在镇上吃团圆饭。可能是环境变了，可能是年龄大了，就觉得年没有小时候好玩儿。没有吃过糖的人会觉得第一块糖特别甜，没有经历的人生总是会回应强烈的情绪。不是年变了，是我变了。
上个星期和妈妈视频，妈妈说起自己小时候，到了二十九晚上，姥姥会在炕上做营生，准备第二天孩子们的新衣服。说是新衣服，其实就是在旧衣服上缝一层新的布。因为只是在旧衣服上缝新布，所以这个活儿必须要在二十九晚上干，因为早缝了衣服就脏了。姥姥做营生的时候，姥爷就在地上煮肉，给肉上色。而我的几个姨，那时候年龄还小，就躺在被窝里，喊着：“爸爸给我一块儿肉，要蘸上酱油。”我妈说每每这个时候，姥姥都会说肉是留着过年的，现在吃了过年就没了，姥爷就会说反正都是给他们吃，啥时候吃不是吃。看，妈妈永远都会唠叨，爸爸永远都在救场，亘古不变。
到了年根儿就想过年，越是过不上就越想。本来想着现在孩子们大了，可以这一年过年先生老郑回去，让我爸妈过来；下一年过年我回去，让公公婆婆过来。计划完美，变化更快，真心希望这个愿望能早日实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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