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争明：怀念高中那两年
时至今日，高中毕业已经47年了，但那段艰辛岁月没有丝毫吹淡。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在享受夕阳美好的时光，在每天固定端详“1975年高12班同学群”信息的那美好时刻，高中的生活如同电影里的画面一样浮现在眼前，使那种记忆更加刻骨铭心。有时候晚上做梦，依然梦回高中。课堂上的精彩瞬间，课下的丰富多彩，农场无比欢乐的劳动场面仿若就在昨日。然后又冷不丁地被惊醒。很多时候，我根本没觉得是在做梦，也没觉得自己早已度过了那段青葱岁月，依然固执地觉得那就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1973年元月，我们心怀美好，各自从原双江口区的双江口、檀树湾、城郊、莲花山、朱良桥5个公社，以及沩水对岸的原泉塘公社的泉塘、响塘、元洲、群英等大队，相聚来到双江口地区的高等学府一一宁乡十一中，组成了高12班这样一个温馨的班集体，从此结下了不解的同窗之缘。
宁乡十一中座落在沩江河畔，与俗称“小上海”的双江口集镇相距只有1公里。我们去报到的那天，有风。初春的微风还有些凉意，吹得脚步有些轻捷。学校南、西、北三面有简陋的围墙，东面无围墙，但有一条不宽也不窄的水沟。浅浅的沟水清清澈澈，自南往北缓缓流过，可看见小鱼小虾在无忧无虑的戏水。无门楼的校门处东南角，来往学生自觉从这里经过。操场上有一棵大樟树，根深枝繁，生机勃勃。恰似一把墨绿色的撑天大伞覆盖地面，既可遮阴避阳，又可防雨挡风；还俨然一镇校之宝，威风八面。校园里栽种的柳树、杨树、棤树、梧桐树、槐树等还在残冬的深睡里没有完全苏醒。校舍是几排红砖青瓦房，错落有致。分南北两排教室。礼堂竖在两排教室东边，正大门朝南。操场在礼堂东侧，没有硬化。操场南边是教师宿舍，北边是寄宿生寝室。紧挨礼堂西北头是教师小食堂和学生大食堂。这个布局虽不可以说完美，但在那年月，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所农村高中学校而言，条件还是算可以的。
我们那一届，学校新招4个高一新生班，依次是高12班、高13班、高14班、高15班。我从新生公布栏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编在高12班。我拿着母亲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7.5元学费钱，去新生报到处顺利地办好了入学手续。
班主任刘楚湘老师瘦小个，蓄着平头，一口上宁乡话。但感觉他人很随和，容易接近。他是刚从益阳师专毕业分配来的，当班主任固然是新手。生性胆小的我，面对兄长一样的班主任，顿时少了几分紧张。简短交流后，我兴冲冲地来到了高12班教室，正式成为了这个班集体的一分子。
我们入校时，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快接近尾声。那时候人们的生活还处于贫困状态。我们班58名新生中，没有几个家庭较宽裕的。除了家住学校周边几公里和集镇上的部分同学外，其他同学实际上都要在校读寄学。但寄宿生每个月要按时交生活费，就因为这点钱难倒了不少同学。好些家住莲花山、檀树湾、城郊，甚至泉塘公社那边的，尽管距学校十几里、二十几里之远的同学也只能读通学了。
那时还是乡村小道，交通工具也不发达，连自行车都很少。这些读通学的同学每天就只能凭“11路车”上下学了，其间的不容易不言而喻。尤其是那风雨交加的日子和数九寒冬的季节，更是苦不堪言。不过，那时的孩子都吃得苦，也霸得蛮。风雨无阻，冰雪无惧。天天坚持按时到校，基本没有迟到的，也很少旷课现象。
高中两年，我遇到了3位好语文老师。他们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爱，终身难忘。第一学期教我们语文的是詹德凡老师。詹老师那时还不到不惑年岁，中流砥柱，风流倜傥。语文课讲授得生动有趣，同学们听得津津乐道，专注入神。詹老师特别注重阅读和写作教学，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写作积极性。记得有一次上作文指导课，他把我写的一篇作文当范文读，并进行讲评，给予了肯定。这无疑对我是一次莫大的鼓励和鞭策。从此，我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詹老师不但课上得好，还是学校的文艺老师，会唱能指挥，拉得一手好二胡，令师生好生羡慕。詹老师一直默默地奉献于宁乡十一中，从没挪动过地方。冬去春来，寒来暑往；迎进送出，呕心沥血，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莘莘学子，人才辈出，桃李遍天下。劳苦功高，不愧是宁乡十一中的多朝元老。如今86岁高龄的他仍然身体健康，不离不弃，在宁乡十一中安度晚年。
第二学期由于学校另有安排，詹老师不教我们高12班语文课了，由范献辉老师接任。范老师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女性。四四方方的国字脸上配戴着一幅金丝眼镜，更加彰显出一名成熟型女教师的无穷魅力。范老师上课讲普通话，善于表情达意。她讲课深入浅出，学生爱听易懂，听范老师的课不但受益多多，还是一种享受。范老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朗读和写作能力。对学生的作文圈圈点点，眉批、尾批都很讲究，很中肯、到位，特别爱与学生面批。有一次，范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就一篇习作和颜悦色地和我交换意见，肯定写得好的句子和段落，哪怕文中的某个词语用得恰当都提出表扬。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文中的不足，以及哪里是败笔，应怎么改过来。如此精细的面批，我受益匪浅。从此，我的写作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
第二学年，刘楚湘老师因岗位变更，不再任我们的班主任，由谢绍华老师接任。谢老师是语文老师，因此也教我们的语文。谢老师中等身材，微胖，圆圆的脸上嵌着两个小酒涡，总是笑容满面的。她既是贤妻良母，更是一位爱生如子的好老师。她教风严谨，教态端庄，柔声细语，课堂秩序井然。她班主任当得好，放手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充分调动班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发挥每个班干部的长处，着力培养他们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班长史辉建能说会道，组织能力强，活动面广，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是全面型的人才，不但各科成绩好，还善写会画，同时还会拉二胡，同学们都羡慕他。他当班长是不 二人选，他也是班主任老师的得力助手。
副班长刘云祥少年老成，学习认真，工作负责，工作上与班长配合默契。学习委员孙学锋不大爱张扬，学习扎实，各科成绩突出，尤其数、理、化三科齐头并进，课堂上经常得到科任老师表扬，是老师的得意门生。团支部书记肖建平，胖胖的身材，人称“肖胖哥”。他春风满面，笑口常开，亲和力特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体育委员邓国剑是双江口集镇上的，见多识广。虽个子偏瘦，但精气神十足。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都爱好。他组织能力强，有一定的号召力。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我们班积极参加学校举行的各项体育竞赛活动，并且成绩不错。正因为谢老师管理有方，也正因为有一个优秀班干部团队，高12班这个大集体凝聚力强，同学们团结向上。人心齐，泰山移。参加学校体育、文艺、征文、朗读等活动竞赛屡屡获奖，各项工作也很出色。因此，我们班高二两个学期均被评为优秀班集体。
谢老师善长做学生细致的思想工作，对每个学生的在校表现以及家庭情况了如指掌。她特别同情贫困学生，方方面面给予关心照顾。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谢老师那慈母般的爱如涓涓细流浸润学生心田，使我们倍感温暖，幸福满满。
黄建良同学家住莲花山，距学校有8公里之遥。由于家庭贫困，迫不得已读通学。每天清早天刚蒙蒙亮就要往学校赶，下午放学后就要匆匆匆忙忙往家里赶。因为家里包养了一头耕牛，两毛钱一天的报酬。为了挣学费，就揽了这个活。父母每天都要出集体工，放牛的任务就交给建良了。建良放学回家后，一边放牛一边割草，要备足第二天早上喂牛的。我清楚地记得建良同学经常穿着一条士蓝布长裤，总是挽起裤脚，赤着脚进教室。
步行8公里上下学习以为常，如遇雨雪冰霜天，打着赤脚上学就够辛苦了。但建良同学无怨无悔，咬着牙坚持下来了。正由于他有如此毅力，学习上也就十分刻苦努力，各科成绩都不错，特别是数学好，经常得到数学老师周维凡的表扬。谢老师对建良也特别关爱，经常嘘寒问暖，勉励他克服困难，认真读书，学好本领，争取一个好前程。寒门出贵子，逆境出人才。建良同学也很争气，毕业后一直努力拼打，力争早日走出困境。机遇总会赐予勤奋的人。后来他光荣应征入伍，如虎添翼，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千锤百炼，砥砺前行，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正团级干部。2000年转业后任广东省揭阳市纪委书记，直至光荣退休。
那时，我也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懂事早。我除了读书，总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为父母减轻点点压力。每天清早捡一箢箕狗粪后，再匆匆忙忙赶去上学。下午放学后急忙回家，争取出一气工。大概能挣两分工，年终决算时可分到1毛钱左右。开始时，每到放学前30分钟读报时间，我就跟谢老师请假，次数多了，谢老师知道我诚实，就问我具体原因，见我支支吾吾的，便不无关爱地对我说：“争明，你有什么特殊原因，就直接说出来，或许我可为你开绿灯的。”见谢老师象慈母般关心体贴，我只好如实相告。谢老师说，你以后每天午休时把前一天的读报内容认真看看，自觉补上这一课。读报时间就给你特批，就不用请假了。真的，对谢老师给我的这个特殊关照，我好感动！
由于谢老师优秀，后来被选调到了省级重点中学宁乡一中，仍任班主任，教语文。我由于为了工作，也为了生计，一直忙于打拼，毕业以后，很少与恩师联系。
1991年秋季开学不久，我堂侄寿弘因高考失利，想到宁乡一中复读。事先找了一些关系未果。当大家都处在焦急之时，我突然想到了谢老师。当我带着寿弘找到谢老师时，她二话不说就去找学校领导商量。由于谢老师是优秀班主任，德高望重，领导给面子，同意寄读在谢老师这个直升高三毕业班里。谢老师又像对我一样，特别关爱寿弘。寿弘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倍加努力。第二年高考如愿以偿，考取了湘潭大学。
谢老师关爱学生是方方面的，也是实实在在的；是她所在学校的师生有目共睹的，也是她教过的学生亲身感受过的。谢老师如今虽去了天堂，但她老的恩，她老的情，学生没齿不忘。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走“五·七”道路成为了一种时髦。我们学校也办起了“五·七”农场。农场地处1.5公里外的毛家嘴山上。主要栽种果树、蔬菜、玉米和红薯。春天，梨花飘香，李花诱人；桃花盛艳，万木抒情；蔬菜青葱，勃勃生机，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美景图。置身其中，怡然自得。我们每个星期的劳动课集中起来，每个星期学校安排一个班到农场劳动一天，轮流进行。那时我们都喜欢劳动课，都盼望到农场劳动的这一天。劳动课可以让我们距离大自然和快乐更近一些。劳动中，农技老师给我们讲授一些栽培方面的知识。大家边学习边实践，兴趣盎然。我们能够在大自然里被梨、桃、李、橘花熏陶，是一件感觉无比快乐的事情。我们那时单纯，单纯地快乐着。
在挖土、栽种、扯草、治虫、运肥、施肥的诸多项劳动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挑大粪。挑大粪是担子工夫，是男生的指定任务。我们头顶蓝天白云，肩挑一担或半担大粪，从学校向农场出发。二十几名男生，一字长龙排开，一路欢歌，一路笑，好不惬意。十六七岁的小后生活力四射，既争强又好胜，你追我赶，唯恐落后。中途我们也会放下尿桶休息一会。休息时，大家七嘴八舌，叽叽喳喳说笑不停，早已把疲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那时，好像也有谈情说爱的。不过，我们的爱情很含蓄。从表面上看，我们男女生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过于亲密的接触，更不可有扶肩搭背，手挽手行走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事儿。男生与女生的座位是分开的，到食堂吃饭的时候，男生打饭，女生总是远远地等着。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男生一点都不绅士，竟然不懂得女士优先的简单道理。尽管那时都比较保守，大环境也不开放，还是有爱情产生出来了。有同学捡到了情书交到老师那里的，有同学向校长打小报告的。不过，那纯属是互相爱慕而已，是一种朦朦胧胧的爱，好像没有哪对越雷池半步的。
时间匆匆，岁月溜溜。不知不觉，高中两年一晃而过。1975年元月我们毕业了，那时国家还没恢复高考制度，我们在“回乡务农无尚光荣”的历史背景下，依依惜别，回到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
作者简介
严争明，宁乡双江口人。从教四十二年，现已退休。系宁乡市文史调研员，宁乡市诗散文协会理事。 艰辛岁月没有丝毫吹淡，镌刻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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