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课--902】舒芜：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下）
来源 211写作课堂……第一不可有讲台气，须得挑选他的家常面孔才好。我们大概有过这样经验，有时要讲几句话，一脚踏上讲台，身子不是往后拗便向前俯，脸也拉长了，说的话也走样了，那里没有镜子，假如照起来一定自己也很可笑吧。文章是在书桌上写的，但也容易有这种讲台气。看古人的名文(不是古文)常常感到，因此觉得非警惕不可，即使不能如日记尺牍那么诚实，演说家的架子总该除去，换句话说，即是不要紧张，不过这也是所谓难似易的事，要实做时烦烦难难。”(《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586·真心话》)讲台气就是矜持，做作，不家常，端架子，归根结蒂是由于站在讲台上居高临下的地位。这种文章不论长短，都使人觉得文中有许多不必要的东西。
简静的意态，又是没有急躁气。周作人曾推许《古孝子传》，“文章质朴，态度真率，无论记何事都不失静穆之气”，(《书房一角·看书余记·一〇·题十种古逸书》)静穆之气的反面就是急躁之气。急躁的原因，往往是急于求效，急于强人同己，急于以己加人。清人冯班《家戒》的第一节，说到这些教戒子弟的话，往往恰非年轻人之所乐闻，“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未必无益也。”周作人认为，冯班这种态度，“乃实为写家训的最明达勇敢的态度，其实亦即是凡从事著述者所应取的态度也。古人云，藏之名家，传诸其人，原来未免太宽缓一点，但急于求效，强聒不舍，至少亦是徒然。”(《风雨谈·关于家训》)所谓强聒不舍，往好处说，也许是由于墨家那样急于救世之心，墨家之文向来被认为“过于丁宁周至”；弄得不好就会如《易系辞》所讥的“躁人之辞多”。
简静的意志，又是平实质朴，不避浅近平易。周作人曾推许过好几位古人的不避浅近平易的文章。他推许秦书田的《曝背余谈》道：“《曝背余谈》里所收的都是短篇小文，看去平淡无奇，而其好处即在于此。……他没有什么很特异之处，只是找到一个平常的题目，似乎很随便的谈几句，所说的话也大抵浅近平易，可是又新鲜真实，因为这是他自己所感到想到的，在这里便有一种价值。”(《秉烛谈·<曝背余谈>》)他推许陶及申的《<陶靖节诗文钞读>小引》道：“此文比以前所作更简短得要领，所说之数点看似平常，却切实公平，抵得人家好两篇大论文。”(《药味集·关于陶筠庵》)他推许曹庭栋的《老老恒言》道：“此等文字一看好似平常，但实在却颇难得。所难即在平常处，中国教训多过高，易言之亦可云偏激，若能平常，便是希有可贵矣”。(《药味集·老老恒言》)他特别推许俞樾的《春在堂杂文》道：“许多传世的名文在我看去都不过是烂调的时髦话，而有些被称为平庸或浅薄的实在倒有可取，因为他自有意思，也能说得好，正如我从前所说有见识与趣味两种成分，我理想中的好文章无非如此而已。”“曲园先生的序便是关于这事物总有意见要说，说得又有诚意又有风趣，读下去使人总有所得，而所说的却大抵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道理，此正是难能可贵的地方，近世一般文人所不易及者也。”(《药味集·春在堂杂文》)
这种不避平易浅近的态度，周作人认为其实是真正的大智者的态度。他最欣赏日本的兼好法师、芭蕉、岛崎藤村，他说：“藤村随笔里的思想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超俗的地方，却是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彻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正如古人所说，读了令人忘倦。大抵超俗的文章容易有时间性，因为有刺激性，难得很持久，有如饮酒及茶，若是上边所说的那种作品则如饮泉水，又或是糖与盐，乃是滋养性的也。这类文章我平常最所钦慕，勉强称之曰冲淡，自己不能写，只想多找来读，却也不易多得，浅陋所及，唯在兼好法师与芭蕉，现代则藤村集中，乃能得之耳。”文章只有达到了这种淡静冲和、不矜不躁、优游自得的境界，方是最高意义上的简单。
以上说的“简单”的七个含义，可能引起怀疑：这样一味求简，会不会弄到瘦削干瘪，枯窘逼仄呢？这就要说到第八点：腴润。这个“腴润”，也许不能说是“简单”的含义里面所包括的，但是它是以“简单”为文章的最高标准时所必须兼顾，不可忽视的；就是说，文章一面求简，一面还要注意丰神，要有余裕，要有虚实，要有腴润之美。
周作人曾经称赞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低徊趣味”，或曰“有余裕的文学”。(见《艺术与生活·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他把有余裕的文章称为“情生文，文生情”的文章，曾以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为例，详细说明道：“《莫须有先生传》的文章的好处，似乎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情生文，文生情。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些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能做好文章的人他也爱惜所有的意思，文字，声音，故典，他不肯草率地使用他们，他随时随处加以爱抚，好像是水遇见可飘荡的水草要使他飘荡几下，风遇见能叫号的窍穴要使他叫号几声，可是他仍然若无其事地流过去吹过去，继续他向着海以及空气稀薄处去的行程。这样所以是文生情，也因为这样所以这文生情异于做古文者之做古文，而是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苦雨斋序跋文·莫须有先生传序》)这段话说得很好，道出了腴润的文章的秘诀。他指出这种文章的作者是爱惜所有的意思、文字、声音、故典，不肯草率地使用，这就可见其也是由于“悭啬”的用心，可见腴润之道与简单之道是相通的。
《莫须有先生传》篇幅较长，而“情生文，文生情”之法，却一样可以用于极短的小篇之中。周作人曾举出清康熙初年一本童谣集中的一篇童谣《螺蛳经》：
螺蛳经，念把众人听。日里沿河走，夜里宿沙村。撞着村里人，缚手缚脚捉我们。九十九个亲生子，连娘一百落汤锅。捉我肉，把针戳。捉我壳，丢在壁角落。鸡爬爬，鸭碌碌。玉皇大帝亲看，眼泪纷纷落。
周作人认为这经做得很好，可以说是要言不烦，是一小件文学作品。“他不但写出螺蛳的受苦，又拿出螺蛳壳来搬弄一番，文章便不枯窘，却更显得有力量。”(《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145·<螺蛳经>》)
周作人自己最善写要言不烦而又绰有余裕的小文章，兹举其最短的文章《知堂说》为例：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祖赠金，有四知之说，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日知堂云尔。
全文连标点不到一百四十字，而主意只是自开头至“以名吾堂”这三句，在全文中只占八分之三。若仅止于此，不成文章，更不必说未免枯窘。今自“昔杨伯起”至末尾，八分之五的篇幅，全是游词余韵，空际翻腾，几乎一句一个转折，极灌注潆洄，披拂抚弄之致。周作人自己很看重这篇小文，是有道理的。
周作人立“简单”为文章的最高标准，以三百字的短文为最高理想，我们现在却要写六千多字来解释这个“简单”，未免像他说的法国一个演说家劝人缄默，成书三十卷，为世所笑。(《雨天的书·沉默》)但是，他在六十五岁以后，反复多次地来谈这个问题，大有将他一辈子的经验来作金针度人之意，可见这个“简单”实在高度概括了极丰富的内容，我们不该滑眼看过。我们谈的五个方面，八点内容，是否足以尽之，尚不可知；这样条分缕析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当然是浑融在一起的，其中很可能还有我们未曾谈到的东西。周作人曾经谈过他写小文章之前都要有一段充分的酝酿过程，谈得非常生动亲切：“有了一点意思要写文章，最好让它自己成熟，否则即使不至难产，也总是生摘的果实不甜的。我写小文章，常苦于没有题材，便留心寻找，看报翻书，或和人家谈话，偶然遇到一点材料，立即记住，或写在碎纸片上，可是这只是种子，要它发芽成长，还得善待时机，有时抓住了想往纸上放，结果往往不佳，不是生硬，就是有点油滑，写了一半再撕去，白糟蹋了一张稿纸。过了几时之后，忽然想到，再写下来，还是大同小异，却总可以说得过去，也就可以交卷了。”(《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396·瓜熟蒂落》)他说这话时，正在上海《亦报》等处大量发表每篇五六百字的小文章，都似乎是轻易一挥而就的，原来其实都经过了这样的充分酝酿，正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他从种种方面追求“简单”的努力，用于临文之际的还是小部分，而大部分则是浑融不可分地包含在酝酿过程里面。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四日
（原载《读书》1993年3期） 简静的意志，又是平实质朴，不避浅近平易。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