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文学唯一的源泉 ——读《瓦屋山桑》
作者：李利芳《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01日 07版）《瓦屋山桑》 张国龙 著 北京少儿出版社
一位作家最幸运也最成功的标志，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形成自我标识性的创作风格与文学身份。这需要一些艺术的直觉、敏感，更需要作家持之以恒的努力，以及对艺术的绝对忠诚。张国龙对四川乡村少年的书写已经颇有一些积累，他坚持不懈地写，无功利地写，终于开花结果，越写越好。透过他的探索与实践，我们能够对原创儿童文学，特别是少年文学的艺术新变获得一些深刻的启示。
张国龙的写作姿态，首先引发我们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作出真诚的反思。毫无疑问，文学的根是生活，生活是文学唯一的源泉。写作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由对生活的立场和态度决定的。文学的出发地与归宿地只能是鲜活的、原生态的生活。如果说创作没能形成崭新的面貌，那我们首先要追问，是不是自己的生活观出了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恒定的路径只能是在生活现场，始终秉持实践论的美学观念，关注并写出人民的喜怒哀乐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尊重并投入生活显然比艺术技巧更为根本，特别是在当今人工智能参与现代人生活的当下，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独一无二的作家灵魂究竟能为文学赋予什么。张国龙的文学信仰立在广袤的民间大地上，特别是他生长生活的那块土地上。他将“生活”作为写作的中心与主体，在文学与生活之间始终建立起赤诚的情感联系，而且将追求写透生活、让生活留史作为至高的艺术目标，他的创作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他在用实践回答文学究竟“为了谁”，以及“如何为”的问题。
持之以恒地写生活，便能写出生活的味道，写出生活的品质。《瓦屋山桑》较之作家此前的同类题材创作，显然笔力更自然雄健，生活与艺术的质感浑然一体，观照、介入、反思现实更练达通透。作品一如既往地聚焦成长，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传统，重视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处理。作家以火热的生活激情打底，但以冷静、节制的笔致去触摸生活的本相，遵循生活自身的规律去探知人生的答案，而不是随意、想当然地附会作家的意图，这应该也是张国龙对生活始终持敬仰态度的结果。所以他笔下的人物能够活起来，人物强烈的主体性得有托底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来自生活实践的那股永远充沛的力量。《瓦屋山桑》有中心人物，但也有人物群像。群像塑造是儿童文学成长内涵书写的必然构成，它在积极面对少儿与生活的多元现实命题，群像愈饱满愈显示生活的复杂性。
为少年代言，将少年的生活置于高度的文学关怀中，这是儿童文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体现。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使得张国龙从感性到理性，对文学表达世界、表达自我的特殊方式认识非常深刻，尤其是对成长书写的艺术理解与使命践行，他在国内儿童文学界是居于前沿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生活的一种调理，它基于生活素材要对人生作出审视，彰显存在命题并作出价值选择与价值建设，儿童文学的文类特质及其功能尤其决定了它面向生活的立场与态度，以及最终给出答案的角度与方式。写给少年的文学体贴关怀少年的成长境遇，它以文学的方式将少年读者带入不同的生活场域，与作品主人公发生深度共情，集中、有秩序、有深度地对生活作出全面的体验与检视。最根本的是它要突破日常生活的琐碎，直面生活的复杂性并从中提炼价值命题，引导少年自主参与并作出理性判断，儿童文学从本质上看为儿童提供的是朝向生活实践的方法论，当然其内核是应对生活的巨大的精神能量。张国龙的写作在这一点上是自明的。
近些年他以系列写作的方式，以浓厚的历史意识关注乡村少年的精神成长，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乡村少年这一群体的成长与社会发展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些年来儿童文学界对此领域多有探索与艺术表现，张国龙在此领域也已经比较清晰地形成了自己的方向与写作理路。他的写作不是一时一地、从外部进入的方式，而是持续聚焦自己的故乡、以自我深切的情感体验为基础、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山乡巨变中乡村少年的人生轨迹。我觉得他为乡村少年写作最大的价值不是高高在上地、先在地给出某种想当然的方案，而是在乡村生活自身的逻辑里，从生活内部清理出必须面对的现实命题，以中心人物的心理与行动再现为轴心，以其他人物多样化人生经历为呼应，在情感与故事的审美张力中渐进浮现乡村少年成长必然面临的关键命题——就是“走出”还是“坚守”的两难选择。这个问题看似是个体的，但其实它直接有关于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从乡村建设主体这一层面看，这与少年人的身份认同、觉醒的主体性、责任使命意识、中国伦理精神等多个维度都紧密相关。其中存在很多矛盾与悖论，张国龙的写作目前对此充满着浓厚的问题意识，也有深刻的反思性，特别是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式情感样态，就是对“家”与“家园”的固持与守护立场。
乡村少年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命题，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儿童文学界可为、必为的空间非常大。希望张国龙从历史出发，始终紧跟时代，以“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评价标准，在该领域继续深耕劳作，推出更多直面现实真命题、呈现时代新气象的精品力作。
（作者：李利芳，系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持之以恒地写生活，便能写出生活的味道，写出生活的品质。 《瓦屋山桑》：川北乡间民谣中的时代史诗
崔昕平《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4月19日 16 版）
张国龙
作家深怀一颗悲悯心、寻根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乡间成长环境做回溯，对川北乡村的时代命运、川北少年的生命抗争做了如实的呈现。
张国龙新作《瓦屋山桑》，首发于2022年6月的《人民文学》儿童文学专号。儿童小说首登《人民文学》的数量，还是屈指可数的。这部小说延续了张国龙“铁桥李花”系列的人物与故事，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川北乡村少年米铁桥、米李花和他的小伙伴们的生存境遇、求学经历，致力于描绘直面苦难的真实成长、时代变迁中的乡村新貌，也讴歌了默默陪伴在少年们身边的一人一物、一花一木、山峦河流、乡村新貌，讴歌了乡间少年身上所体现的坚韧成长与生命力量。
《瓦屋山桑》仍然是发生在麻柳溪边、一个为生活所困的家庭的故事。山乡少年米铁桥家正在面临的冲突，源自米铁桥的妹妹米李花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初中，铁桥想说服爷爷供李花读初中。作品开篇的时代背景，有着属于那个年代的典型性，偏远、贫困乡村的凋敝，艰辛的田间劳作，衰老的劳动力，外出的务工潮，留守儿童，失学问题，也有着属于米铁桥家的现实问题——外出打工的父母失联三年，家里盖新房欠了外债；哥哥米铁桥和妹妹米李花与年长的爷爷相依为命，读高中的铁桥选择辍学，回家劳作。但这个故事较之前作，又有明显的差异。随着时代的推移，这部作品的背景已然来到新世纪以来十余年间。巨大的生活矛盾与压力的化解，已经不单单是乡亲邻里间的温暖互助，更有了来自外环境的、时代变迁的巨大“怀抱”。
张国龙是一位深耕少年成长小说创作多年的作家，如他的“梧桐街·暖涩系列”少年小说，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凸显了消弭“代沟”的语言风格，是生动的“青春期”心态描摹与深刻的成人反思。创作《瓦屋山桑》，或者说在写作“铁桥李花”系列时，作家的文笔风格，显见地呈现了与之前作品不同的创作基调与语言风格。
作家深怀一颗悲悯心、寻根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乡间成长环境做回溯，对川北乡村的时代命运、川北少年的生命抗争做了如实的呈现。因而，作品选择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作家的叙事基本遵循生活流，呈现了浓郁的写实风格和返璞归真的创作意愿。
这部作品的成长书写，也着意呈现了一种挣扎状态的“成长”。十五六岁的少年，所承受的生活压力，所面临的艰难抉择，远远超出许多成人。即便身陷困境，但作品中并没有人为制造的矛盾，没有刻意陷入绝境的煽情，也没有绝处逢生的戏剧性，而是完全遵从了生活与时代的推动。
作品取多线叙事，不但描绘了米铁桥一家，还同时勾勒了乡间人物群像，描绘了他们的困境与选择。铁桥的几位同学如康正康，一样因为上不起学，休学一年，最先走出乡村，去深圳打工挣学费；一向老实听话的陈和平，先跟着舅舅学理发，但学艺无成，最终也选择离家，外出打工；张云蛟，家庭相对较好，爸爸转正当上公办教师，他也参加高考，考上了大专；李花的同学付晓珍，也是爸爸妈妈外出打工的家庭，但条件相对较好，父母能时不时给家里寄钱，但完全无法尽到陪伴引导孩子成长的义务。迷惘地撞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在老师的帮助下平安度过。
作家的叙事，虽然可以归为一种“苦难叙事”，却于苦难中孕育着饱满的阳光与希望。作品对爷爷与少年的乡间劳作，有多段写实性的描绘，包括妹妹李花，也在为这个家庭拼尽全力。苦难实实在在潜藏在文字间，作家还原了其间的艰辛，但又以小小收获的欢乐心情冲淡它。
一众少年都在追梦，都在不断学习克服困难，并不断克服困难，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打拼。对铁桥的未来，作家用了这样一句话，“打起十二分精神，迎接扑朔迷离的未来”。而在这个未来，时代张开了明朗的怀抱，给了铁桥“继续往前走的勇气”。作品里简笔描绘了乡村的时代新变，成为作品中苦难生活中的光亮。乡村的生活，在铁桥眼里，是满满的希望，是村里通上电了，能看电视了，是家里打了机井，用水不愁了，是火车轨道铺进了村，公路也逐渐通了。这个生活段落的尾声处，村里通电，有了广播员的需要，村里修路，有了劳动力需要，村里还缺基层干部……罗村长的到访，让一切现出了可见的美好未来。
当然，作品最温暖的，或者说最打动人的，在于亲朋之间相互的牵挂、关爱与体谅，在于身处困境仍然心怀善意并尽己所能地释放善意。劳累一天的疲惫少年，瞥见爷爷编了一半的箩筐，立即“弹起身”，“跑到院前的机井旁，拎起水桶从头到脚冲了个透心凉”，用一桶井水让自己恢复“战斗力”，少年超越年龄的懂事，坚韧，耐劳，令人慨叹。李花因为体谅赶场回来的爷爷又渴又饿，顶着日头给爷爷摘黄瓜。作品中，时时洋溢着动人的亲情，一方面是两兄妹为攒学费，精打细算，另一方面，给爷爷买化痰的冰糖，又是二话不说，高度共识。包括邻里间的互送物品，默默施与帮扶，与尽己所能回报。这种诚挚的情感羁绊，读来令人动容。
作家虽然采取平实的叙事，但故事的反转到来时，仍能击中人心。作品以时间为序，写到了一个丰收季，展望生活的转机，也写到了下一个大旱的艰难年关。这个家庭两次面临难解的困局，一次是妹妹面临上初中，家里却实在拿不出钱来；另一次是大旱的年景让铁桥无计可施。而两次破局的，都是爷爷。铁桥背着爷爷准备“造反”，坚持送妹妹去读书，但爷爷其实早已深知两人的心意，早就为李花准备好了生活费。铁桥在外出打工与留在家里照顾爷爷间犹豫不决，爷爷一锤定音，督促他出去打一年工，供出妹妹，再回来。每次家庭困局的化解，其内里，是家人间相互的、无私的“成全”。爷爷虽然早已力不从心，仍咬牙坚持；虽然心怀儿子媳妇外出打工杳无音信的心灵伤痛，仍同意铁桥外出。哥哥为妹妹前程考虑，全力支持妹妹读初中；妹妹为哥哥考虑，虽然成绩优异，仍然选择了报考中专。他们所做的，都不是理论上的正确的选择，他们封闭了自己上升的通道，放弃了个人的梦想，或断了自己最后的退路，在成全家人的思路中做出义无反顾的选择。
张国龙的语言，显出了较之于前作更加精炼的特色，遣词运句，简洁而有力。少年米铁桥赶场归来的那顿饭，用了四个字形容，“山呼海啸”，速度、声量迎面而来。暴雨突袭的场面，也是声势全出。一些颇为醒目的景物描写，可谓“寓情于景”的写作典范。开篇一段乡间景色，“狠毒的太阳不情不愿偏西了，它的怒气似乎消散了些许”，将山乡农民在农忙夏日对毒日头既爱且恨的复杂心情描绘了出来。一家人聚在屋中听雨的片段，“瓦屋上，雨声嘹亮。院子里，灯光迷离。”嘹亮的，显然不仅仅是雨声，更是一家三口共渡难关的信心；迷离的，也不仅仅是灯光，更是萦绕在屋子里的暖暖亲情。
结尾处的描写，也是颇有意境。夜送村长回来，铁桥带着黑儿，“晃晃悠悠往回走”，周围，“月光把山湾上下照耀得轮廓分明”，铁桥的内心，则“像是穿行在某一个古代的夜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肃穆和永恒”。应该说，那正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与无数个不断书写的未来，只要不断向前，而不是自我放弃，那个未来便终究会来。
而作家将这许多我读出的意蕴做了“留白”的处理，并不拎出来渲染，而是让一切重归生活，铁桥听见了不放心他走夜路、寻找而来的爷爷的喊声和火光。铁桥一家的故事也因此，并未落幕。他们的生活的故事仍在那个平行空间中演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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