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太大，黄贝岭刚刚好
——读郭海鸿长篇小说《过关》版次：A06来源：宝安日报 2023年11月26日
陈玉先
长篇小说《过关》（郭海鸿著，深圳出版社出版，2023年9月）是一部讲述深港双城故事的精彩之作。小说叙事在深圳、香港两个城市多个不同地点、不同人物之间相互穿插，通过深港两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交集，最后融合在一起。我有一个奇怪的体验——小说虽然没有过多描述交通工具，但我在阅读过程中，耳边却不断出现各种喇叭声、汽笛声、轨道声，仿佛从三轮车、汽车到火车，再到轮船，各种交通工具轮番上场，在书页间不息穿行，一段段生活画面在嘈杂中展开，或许这正是《过关》叙述的动态效果。
我没去过深圳的黄贝岭，但从《过关》里“听到”的黄贝岭是热闹非凡的，即使小说是从悲伤的气氛中开场：刚刚回老家安葬丈夫后，从事废品收购、清洁卫生的湖南女子梅姨回到黄贝岭。这位小说主人公显然是非常克制的一个人，人在他乡，丈夫不在了，生活依然在车水马龙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相对黄贝岭的勃勃生机，梅姨又是静态的，她的过去按下了暂停键，新的生活还没有找到方向。我仿佛看见从老家回到黄贝岭的梅姨，从熟悉的街道走过，看相识的或陌生的人在眼前来来往往，周围的喧闹在印证梅姨曾经的生活，也提醒着梅姨失去丈夫的现实，她的落寞显然是掩藏不住的。作者这时候让梅姨忙碌了起来，这很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坚韧不摧、积极进取。先是从收拾家开始，再是处理生活中的人情往来，从悲伤和落寞中逐步苏醒。作品从梅姨的为人处世和待人接物中，从周围人对梅姨的态度中，实现了对这个人物的完美塑造。
除了梅姨这个角色之外，《过关》中还有两组重要的人物：朱查理和张教授、房东老村长和阿芳。香港青年朱查理连接着梅姨的过去和现在，在朱查理还有房东老村长这里，梅姨是真实的，从过去的真实生活中走过来，在他们的眼里，梅姨是务实的，梅姨的未来必定和她的过去是一脉相承，无法割舍的。而身兼社区干部和私人朋友双重身份的阿芳，是第一个说出让梅姨从过去走出来的人，希望她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找到更适合当下的生活。相对于沉浸二十年的黄贝岭而言，来自香港的张教授则是崭新的，在张教授的眼里，梅姨的过去是虚的，不具体的。他用崭新的目光打量这个偶然遇见的女人，他成了梅姨新生活的一部分。也正是张教授这个“香港老头”，自信而小心翼翼地带领梅姨实施了人生的“过关”。小说的取题“过关”，是一种意向的表达，也充满了各种隐喻，既是深港口岸地理意义的跨越，也是主人公们心理上的跨越。在张教授的精心设计下，梅姨第一次过关去了香港，也在张教授的引导下，梅姨放下了过去，打开心扉呼应了情感，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在《过关》中，郭海鸿老师以一贯细腻、温暖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女人在生活发生重大变故之时，怎样转变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无疑，梅姨是一个新女性，这和她的年龄以及教育程度没有关系。也许因为她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不足，反而更体现了梅姨在生活、工作中展现出来的智慧、能力和女性力量。
除了描绘出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之外，《过关》也描绘了一个时代的多彩背景，香港、深圳、东莞，这些城市在小说人物的日常中交替，也包括城中村黄贝岭，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和他们在一次次跨越中的适应、建设、改变，浓郁的深港特色徐徐铺展。
黄贝岭是大环境中的一个小缩影，在浩瀚的人海里，不管是谁，最后都会沦为渺小，只有渺小才是我们的本质。而深圳的城中村黄贝岭，就符合这样的渺小。它是市井之地，也是烟火之地，是生活开始的地方，它很浩大，因为它承载了很多人的梦想，它也很微不足道，以致人们离开或者改变都不带犹豫——但每一个人生活过的痕迹都是那么真实。不是每一个读者都去过黄贝岭，或者都知道黄贝岭这个地方，但我相信每一个读者的心里都会有一个类似的地方，一个也许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也可能是梦想消亡的地方，一个你在某个城市落脚的地方，一个你可以短暂称为家的地方，《过关》中的黄贝岭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深圳太大，黄贝岭刚刚好。
《过关》的开篇和结尾，设计别致，干净利索，从开头的“推门而入”到结尾的关上房门，再到里面传出欢歌笑语。小说终了，故事拉上帷幕，而读者掩上书页，露出会心的微笑，小说也像它的题目一样在读者的心里过关了。 《过关》的开篇和结尾，设计别致，干净利索，从开头的“推门而入”到结尾的关上房门，再到里面传出欢歌笑语。小说终了，故事拉上帷幕，而读者掩上书页，露出会心的微笑，小说也像它的题目一样在读者的心里过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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