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中国监狱里的外籍犯
拉瓦锡的余生从东莞开始。从前，他是活跃在广州三元里一带的“国际倒爷”，乌干达人。家里生了一堆孩子，上中国淘金来了。每天拖着一大袋衣服来去，吃力，来钱慢，直到某天有人教给他一桩赚钱的买卖：海洛因。结果他被抓了，被判了无期徒刑，最后被送到离家万里的东莞石碣镇一座孤岛上度过余生。孤岛叫新洲岛，听起来像是“国际旅游岛”：一方弹丸之地，吸纳了来自49个国家，操着25种语言的数百外国人。不过很抱歉，这里不是联合国机构，这里是外籍犯监狱。
倒AV，判了15年
中国刑法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应接受中国法律管辖，渐渐地，周边国家犯人都被聚集到这里。
大约在1996年，东莞监狱羁押了第一个外国犯人，来自尼泊尔的毒贩。往后，2002年中国加入WTO组织，东南亚外籍犯越来越多，达数百人。因地缘文化接近，这批外籍犯还算通情达理，监狱管理的难度尚未凸显。
在东莞监狱的狱警们看来，真正的麻烦始于2007年，非洲、中东籍犯人相继拥入。比如拉瓦锡，大部分外籍犯都因贩毒而“进宫”。
很多人认为自己被关得莫名其妙——最叨叨的是尼日利亚的麦克。去年，他批发了4000多张AV光碟预备销往非洲，在白云机场被拦截，获刑15年。他很委屈，像唐僧一样没完没了地申诉，逮着干警就讲，一讲就一两个小时，说他被机场的人骗了，明明是免检的，又问卖碟给他的人有没有抓起来，判了多少年，关在哪里，如果中国人卖碟不判刑，外国人买碟判了刑这很不公平……
隔了半个地球，语言、饮食习惯、风俗差得十万八千里，他们就像是麇集在中国监狱里的天外来客。首先要过的，是语言这道坎。
异域的犯人来了一茬又一茬，狱警们还是原来那一拨，懂英文者寥寥。集中关押外籍犯的二、六、九监区，通常配备一到两名翻译。三个监区长都不大讲英文。外语人才太少，这是东莞监狱面临的困难。偏僻的工作地点、普通狱警两三千的工资很难留得住处处吃香的外语人才。
小语种犯人的谈话至少需要4个人，只会讲土语的犯人，土语译英语的人，英语译中文的人，最后抵达狱警。这样的对话费时又艰难，中途还很可能会错意，比如狱警教育说，你想想，你这样做对不对，碰上了半吊子翻译，最后犯人的理解是，你这样做是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死缓”二字，犯人往往把“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理解为“获刑两年”。
九监区囚禁了六七个巴基斯坦人，都讲吾尔都语。其中一个人因在深圳贩卖人口获刑，是个中国通，大年二十八那天，他还特地给“监区领导警官们”写信，祝“玉兔呈祥，步步高升”，他承担了巴基斯坦犯人和警察间的翻译任务。但过不了多久，“人贩子”中国通就要刑满释放了，那时巴基斯坦人就真正陷入孤岛了。也许还有伪装的“假象”：说到明天放假，大家都欢欣鼓舞地鼓掌，一说到规章制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监规纪律，底下就纷纷表示听不懂，不知道。单是谈个“不吃冬瓜不吃通心菜”的问题，几个回合翻译下来，也得耗上十来分钟。
一条菜青虫，也是外交事件
初来乍到，磨合往往从吃饭开始。外籍犯人们诉求多多：不爱米饭，要求吃西餐、吃牛排，平时行不通，那能在圣诞节叫肯德基外卖吗？去年十月通货膨胀那阵，绿叶菜的价格蹭蹭翻番，鉴于每个犯人的伙食经费仍是恒定的不见涨，食堂只好采购便宜的芽苗菜和瓜类。而这几乎成为监狱的不安定因素——黑人们不吃豆芽，没见过，也坚决不吃冬瓜胡萝卜什么的，一个人表抗议，同国家的几个人就围上来起哄。
一条菜虫都可能酿成一起外交事件：一次，有伊朗人在菜里发现了一条菜青虫，当即打捞出来做成标本，火药味十足地向监狱投诉，你虐待我们，漠视我们的健康权。“几百人的大锅饭，不可能每片菜叶都较真”，干警们不得不像保姆一样哄他们，有菜虫才是蔬菜无公害的表现。
外籍犯人在狱内最困惑的就是劳动改造。他们往往很难理解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任务。原因——判决书上没有讲要参加劳动啊。若是狱警拿出《监狱法》好说歹说，对方又进而质疑——它并没有要求一定要完成任务啊！
劳动任务免不了，非洲犯人便喜欢上“生病”，这么一来，就可以在医务室输液了。越大瓶越好，这种待遇一来奢侈，再者大瓶子一吊，很快就夜幕降临了。欧美犯人的情绪倒是温和许多，偶尔建言，能否在感恩节放假、不参加劳动。跟外籍犯比起来，中国犯人是静默的一群。中国人发牢骚归发牢骚，该做的事还是做，外国人的态度则是：不解决，我就不干活。
至于外籍犯究竟怎么管，东莞监狱方笑称是“摸着石头过河”。
一套法律，管四十多个国家的人
如今，东莞监狱的狱警们已经可以归纳出各地区犯人的特征：欧美、新加坡人爱维权，但素质高，讲道理；东南亚人听话，不费事，很乖；非洲人吵吵嚷嚷，声势很大，但跟他一硬，他也就蔫了。他们喜欢说，有多少中国姑娘爱上我，或者奥巴马当选总统了；倒是中东地区的犯人，自尊心强，跟他们越严肃越麻烦。
外籍犯难管难教，外交无小事，说话务必小心，否则就是开“国际玩笑”。不过，现阶段可供指引的，仅有1994年出台的监狱法。“一套法律管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实践起来有难度。”有狱警说。比如，刑罚执行的功能是把犯人改造成合法公民，“合法公民，合哪个国家的法呢？”一位教育科的狱警表示忧虑。
巴基斯坦人诺伊，贩毒入狱，他看上去六十多岁，瘦癯、皱纹，牙没剩几颗了，护照上的生日却是1962年1月1日。诺伊说他在12岁那年从高楼上摔下来，大难不死，为感谢真主安拉赋予他第二次生命，先前的12年都归零了。按照中国法律，60岁以上为老年犯，在劳动和起居方面可适当照顾，但干警们至今为难，毕竟官方数据上，诺伊只有48岁。
又如，中国大陆犯人可以假释，但外国犯人没法假释，离家人实在太远了。
许多问题只能从人性化的角度慢慢摸索。狱警们出了很多点子，每人报一首最喜欢的歌，边干活边放。像是瑞奇·马汀和迈克尔·杰克逊。这样一来，黑人们做工时虽然有点手舞足蹈，但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了。晚上的闲暇时分，看CCTV9的《新闻联播》和体育频道。狱警们会为他们播放最与时俱进的电影，比如《社交网络》或者《新少林寺》。
外籍犯时常也怀念家乡的马铃薯
拉瓦锡刚入狱，很不习惯，在被子里哭了四个月。写一封家书到非洲，动不动就是半年。层层报批，找小语种翻译，如果邮差能准确投递的话，一来一回的，几个月就过去了。不久后，监狱里的拉瓦锡得知老婆跟人跑了，5个孩子寄养在父亲家，连书都读不起。“正是因为什么都没办法改变，只能设法让自己高兴起来。”他说。
现在，拉瓦锡是监狱里的积极分子。他会用中文说流利的日常用语，会应时举起右手，“Bao Gao Zhang Guan”，径直走到警察面前蹲下汇报情况，还会开导别人，“没人喜欢干活，但这是法律”，“每个国家有监狱，每个国家有规定”。
不少人在抱怨，拉瓦锡从来不吭声。他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犯人。三年多了，他还是吃不惯米饭，中国食物无法满足他的口腹之欲。他掰着指头盘算着减刑的日子，但岁月时常出现差错，有时候他以为自己的无期徒刑该减到18年了，结果却是19年。他很纠结这个数字，“在里边，一天就是一个月。”他决定申诉。又将是漫长的沟通。从中文到乌干达式英语，有时候比地理距离更远。
这么久，周围的人们终于听懂了他的一句话，他很是怀念家乡的玉米粥和马铃薯。（应受访者要求，外籍犯皆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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