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最美妈妈”成道德模范是时代之需
【正方】“最美妈妈”成道德模范是时代之需
堂吉伟德
7月7日，杭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来到医院，对正在治疗左手骨折的吴菊萍进行表彰，授予其“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并送上了5万元奖金。由于病房狭小，记者众多，颁奖仪式甚至重复举行了五六次，“最美妈妈”一遍又一遍地从杭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领导手中接过了获奖证书。
一次小小的颁奖进行了数次，足见有关方面对形式的重视。就我个人理解，杭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不过想借此，用最好的形象宣传来激励更多的对见义勇为的参与，也就是他们想把“爱心妈妈”这张形象片做得最好，达到最好的效果。
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本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道德的规范和要求。原本天经地义的帮一把、扶一把的“举手之劳”，到了现在却成了稀缺资源，当然是社会诚信缺失和道德滑坡的必然结果。就事情本身来说，“最美妈妈” 吴菊萍的行为算不得感天动地，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本能的表现。正如她自己说言 “这是本能，是作为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要搁在“与雷锋一起成长”的年代，可以说不值得一提。但现在却成了“见义勇为”的表现，由此不能看出社会道德的滑坡已经十分严重，并让人产生焦虑——这其中，自然包括“见义勇为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假若社会已经不存见义勇为行为，那么这样的机构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其自身也是一种失败。前段时间，宝安区撤销了深圳市内唯一的区级见义勇为基金，虽然市区两级的见义勇为基金会都表示此次事件只是公众的一次误解，但是记者调查了解到，作为官方背景的见义勇为基金的发展不如日益兴起的社会慈善基金。
江苏南京“彭宇案”后，彭宇在法庭后说的那句话，至今还让听者无比动容；河南郑州市“李凯强案”对“当与不扶”更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助人为乐需要旁人见证，或者手机拍照的情况下，助人为乐所承受的压力已经超越了道德的本能，而成为一种超越性的拔高。原本正常的现象，成为稀缺资源，拔高式的“善举褒奖”既是出于一种救赎式的无奈，也是出于功利性的拯救。
当扶起倒在地上的老者，都需要承担风险和需要超强勇气的时候，“基本规范”就有了“特殊动作”的标杆意义，在老人跌倒，无人出手相助语境下，对“最美妈妈”的隆重表彰就具有了“拔高”式的救赎之义。从现实情况来看，社会需要这样的典型，也需要这样的表彰，虽然这有可能是退而求其次，但通过典型事件的力量，来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不仅仅是官方机构的焦虑，也是整个社会的忧思所在。 通过典型事件的力量，来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不仅仅是官方机构的焦虑，也是整个社会的忧思所在。 拔高式的“善举褒奖”既是出于一种救赎式的无奈，也是出于功利性的拯救。
最美妈妈——激发着全社会的向善力量。 时代需要更多的“最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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