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无声生万木
王萌萌春雨趣
又一岁冬去春来，辞旧迎新时节。爱人自海外归来，我们赶着春运大潮返乡过年。立春后，阻隔了不少人归乡之路的暴雪冻雨逐渐消退，过了除夕，风一日日和缓起来，晴时春意日盛，即便雨雪也是不徐不疾地纷扬如絮般飘洒。这便是元人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的：“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
如今时兴的citywalk，早就是爱人和我归乡期间的日常，我们家乡话管这叫作“遛马路”。但我们更偏爱走那些僻静甚至隐匿处，罕有人至的历史保护建筑仿若日薄西山、裘敞金尽的没落贵族；疏于打理的旧庭院中，草木自在生长，鸟兽随意来去，灌木枝爆出鲜嫩的花苞，小池塘寒冰化为春水，冬眠中苏醒的鱼儿游动日渐欢快。但无论如何萧瑟，明丽的正红总不时映入眼帘，跃动的方块字与吉祥话郑重又欢喜地演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迎春曲。这一幕幕，令我回想起很久以前为亲友们写春联的情景，那曾是我“忙年”的首要任务。
少时习过几年字，跟一位少年宫的老师，从唐楷入手，先练笔画，再学结字。如今虽不常写字，闲暇却有读名帖名作的嗜好。此际阳气上腾、大地回暖，草木初萌，春雨无声滋润下，天地间蕴藏了一个寒冬的激情与活力即将爆发。那便从最应景的“春”字赏起。所谓知其然，才知其所以然，先看早期甲骨文中，“春”的形体是三个“木”、一个“日”、中间夹个“屯”，原意是春阳照耀，草木萌芽，万物滋荣。那么古人笔下，最美“春”字是怎样的姿态呢？
魏晋南北朝的魏碑，是一种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可谓上窥秦汉旧范，下启隋唐习风。《爨宝子碑》是魏碑中的异类，初见时我极惊叹，这字说隶不隶、似魏碑非魏碑，猛一看像是蒙童初学写字的稚嫩，但笔力浑厚、拙中见巧，险中生奇。字迹忽大忽小、不少字结构古怪，看似失范却又错落有致，通篇观之有倔强朴拙、豪爽率真之感。
一般而言，不论隶书、魏碑还是楷书，为了视觉效果上的主次分明、和谐统一，一字当中主要笔画只有一或两个，这两笔会格外强调分量感或装饰性，其他笔画便为陪衬。比如说在隶书中讲究“蚕头雁尾，雁不双飞。”而《爨宝子碑》中，许多字打破原则，不但“双飞”，还有“三飞” “四飞” “多飞”。看“春”字，每个横画的两端、撇与捺的结束都做了上挑，简直如飞檐翘角的楼阁一般，使人联想到春雨之后万木竞发的峥嵘与欢腾。
《爨宝子碑》的风格与样貌之奇异，源于其诞生的地域和时代背景。此碑刻于东晋太亨四年、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清乾隆四十三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后来被一乡民用做压豆腐的石板。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发现豆腐上有字迹，大为惊异，派人找到卖豆腐之人，将碑石运回府中，先请人精拓了数十张，然后以其小隶书题跋雕刻于上，又拓了一批，后置于城中武侯祠。民国时期，云南军阀混战。《爨宝子碑》碑石被撬去筑工事，城中以拓售碑帖为生的寒士张士元冒着炮火将此碑偷偷运回家，才使得碑刻得以保存。现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存在曲靖市第一中学“爨碑亭”内。
或许正因那位地处边陲的书法家不精汉隶，又不得不效仿汉隶，生性活泼又要故作严肃。一方面如婴童学步，一方面又因年龄和经历而笔力老辣，一边模仿一边按照自己的喜好加以变化发挥，最终完成了这样一部妙趣横生之作。
书法界关于《爨宝子碑》的评价两极分化。赞美者如康有为，评此碑为“端朴若古佛之容”，但当代书法家白蕉则认为此帖“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且是被虫蛀的毛桃……”“古佛之容”也好，“虫蛀生毛桃”也罢，不可否认的是，《爨宝子碑》颇具幽默感和装饰性，可古拙可现代，极受今人喜爱，留心观察，不少平面设计中有爨宝子体的身影。
春雨韵
看过了最非主流的“春”，再来看最经典的。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之于历代名帖，正如春阳光耀千秋、亦如春雨滋生万木。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曾重金广收天下名帖，犹好“二王”。在设计从王家七代孙智永和尚的弟子辩才手中得到《兰亭序》真迹后，他爱不释手，除了自己临摹欣赏外，还命当朝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写成各种摹本传世。若非他以帝王之力来推动，引领大唐了从皇室到民间对书法，尤其是“二王”的酷爱临摹之热潮，也不会使得书法艺术在唐朝得到划时代的兴盛发展。
在各名家摹本中，以冯承素的神龙本被认为最能再现原作神韵。神龙本中的“春”字，三个横画皆为露锋起笔，起笔角度与行笔粗细各不相同，收笔也各异，撇饱满有力且比捺长很多，三个横画长短、形态各有区别。平日临摹此字时，我总要提醒自己格外注意何处露锋、何处藏锋，留白如何。单看一个“春”字的确感觉重心不稳，但连带上下，有对比有呼应、有涵容有托举，如此便达到布局、力度和气息的平衡。
《兰亭序》全文324字，字字如有生命，筋骨血肉具足，或坐或卧，或行或舞。单独看各具风韵、自成妙构；通篇赏彼此映带、顾盼呼应。据说当初王羲之酒醒后，复写数十遍都无法超越醉中所书《兰亭序》的神采，故而不可复制性和偶然性才是书法审美的真谛。而我们如今看到的摹写之本都如此尽善尽美，那真迹又是何等令人叹服膜拜呢？
这就是顶 级 书法的高妙之处，可如诗如画、如音乐如戏剧、如建筑如雕塑，有人身血肉之躯做能做到的技艺之极致，也有心灵与天地万物相合相洽所能达到的精神之极致。
唐楷四大家中，从我个人偏好言，褚遂良最具欣赏性。褚遂良早期深受欧阳询和虞世南的影响，却未被前辈的范式束缚，个人风格既有唐楷之法度严谨，又见行书之灵动活泼，略显宽扁的字形布局疏朗，端庄舒展。他的《阴符经》是唐楷中的异类，时常凌空起笔，笔势丰富却含蓄，行笔极灵活，点画、转折皆是行书笔意，部分重捺笔画还有汉隶之余味。我曾不自量力地尝试过临摹《阴符经》，感觉笔笔艰难、字字失败、难得要领，比临摹其他唐楷难上十倍不止。
《雁塔圣教序》为褚遂良五十八岁时所书，是唐楷最具开创性之作。唐代书法理论家、著有《书议》《书断》《论用笔十法》等书学著作的张怀瑾赞《雁塔圣教序》曰：“美人婵娟，似不轻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此碑帖中的“春”字，清丽端雅、纤瘦劲秀，有一种松弛自在的雍容婀娜，乃典型的盛唐气象。
春雨情
“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玉质随月满，艳态逐春舒。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这几句诗来自唐代诗人杜牧的《张好好诗卷》，这是杜牧仅存的墨迹，也是极为罕见的唐代名人书法作品之一。
当时大唐国运已衰、杜牧虽二十六岁便高中进士，却因家道中落，只能从幕僚做起。一次家宴上，杜牧倾倒于容貌俏丽、歌声曼妙的歌伎张好好，他们时常泛舟同游、互诉衷肠。之后二人因故离散，再相见时已过了五载。
洛阳街头，杜牧遇上张好好当垆卖酒。流落市井的张好好并未向杜牧诉苦，反而柔声问候，诗人何故白头，与旧友是否有联络？一番温柔关怀令诗人恸哭，借景抒情道：“斜日挂衰柳，凉风生座隅。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
这看似是杜牧写给张好好的情诗，却浓缩了他一生遭际。世人皆看见他“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风流，却不知他及第时写下的是“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他内心渴望金戈铁马、重整山歌，却始终怀才不遇、岁月蹉跎。
852年，病危的杜牧壮志未酬、满怀落寞，决定将书稿焚毁。万幸外甥平时经常抄录他的作品，后人才能看到较为完整的《樊川文集》。而这《张好好诗卷》不知何故幸存，传承至今。此诗卷并非郑重而为之作，只是日常有感的书写，用笔率真随性，变化转折虽丰富却毫无扭捏做作。单看“春”字，下笔、运笔与结笔皆是信手拈来、自然流露，正因淤积在胸的情感汹涌澎湃，笔锋才行云流水，所谓书法乃心法，这也是苏轼所言“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
说到苏轼，这位大文豪笔下的“春”字和与“春”有关的故事三天三夜讲不尽。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全卷是苏轼晚年书法的代表作。那时苏轼年五十九岁，笔墨老辣、心境超拔。此二帖结字极紧、意态娴雅，奇正得宜，豪纵坦荡而不失严整、丰润短肥又妍丽多姿。这是技艺、修养、风骨、境界皆臻于化境的妙手偶得，一派大宗师云淡风轻却睥睨天下的气韵。
古今名碑、法帖、大家太多， “春”字有千万种不同的姿态，各有各的高妙、各有各的风光、各有各的传奇。单纯的线条、黑白的墨色，在善书者心笔合一的演绎下，呈现出世间百态和宇宙万象。
林语堂先生曾言：“只有在书法上，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平日习惯了以电子智能产品输出，越来越容易提笔忘字的我们，真该时常回归最本初的书写方式，从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汲取养分。
雨水时节，因春阳渐长，肝火也渐旺盛，需要适当地疏泄释放，保持心情安定和舒畅。不妨择一个春和景明或者春雨如丝的好日子，净手、铺纸，执管而书，学习如何将喜怒哀乐、情怀追求诉诸笔锋，给烦扰一个出口，让心灵暂得安栖。
当我们在面临人生抉择时，能够从书法艺术的黑白相守、阴阳转化、虚实相生、刚柔并济、张弛有度、疏密有致中汲取智慧和勇气，做汉字一样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便不枉我们这一世生于华夏这片广博、瑰丽又多情的土地上。 雨水时节，因春阳渐长，肝火也渐旺盛，需要适当地疏泄释放，保持心情安定和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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