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随人离俗
《山东工人报》（2024年07月19日 第A4版）http://szb.jngh.org.cn/paperdata/sdgrb/20240719/DY5_3.jpg
被丰子恺称为 “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的李叔同，1918年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做了一个名为 “演音”、号 “弘一”的僧人。一位曾经纯正而且优秀的艺术家，穿上百衲衣后，从观念到行为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宗教家的弘一法师。
李叔同习书始于少年，十三岁学篆书，十五岁从津门名士唐敬严学习书法篆刻。弘一大师书法精严净妙，世所崇仰。弘一大师的书风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出家前、出家后和五十岁以后。出家前，书法由碑版中来,锋芒尤具；其出家后，渐趋平和；五十岁以后，则一片恬静、清寂，风格完全成熟。
弘一写经，初用隶书或行书。印光大师看到弘一所写的佛典后，曰： “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光绝不赞成。”由此，导致弘一书法的逐渐变体，字式变为修长，骨肉饱满而变为瘦硬，气韵由沉雄而变为清拔。马一浮谓：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书随人离俗。有绚烂之至的李叔同书法，随着他遁入空门做了和尚，由于心态的转换，书风也发生突变，弃之峥嵘圭角，行之以藏锋稚拙，转入禅境的雅逸恬淡、枯寂孤清，无复见此前的昂扬与英发感。这种巨大的蜕变，来源于观念的变化，亦即是人的变化。在俗是李叔同，离俗则是日日手持佛珠、口念 “阿弥陀佛”的弘一法师；笔墨书写的目的发生了质的改变，隔断尘缘的弘一，不再自视为艺术家，作为 “写心”的书法艺术，在其观念上自然亦异于以往，握笔写字，首先是一种广结善缘、普传佛法的宗教活动和需要，而作为艺术的书法已退居其次，书法不再是艺术的自觉产物，而是宗教中的艺术品，其艺术价值是作者的不自觉表现而又经后人的审美接受才得以实现的。观弘一法师的遗墨，清静似水，恬淡自如，笔墨线条藏锋敛神，造平淡美之极致，这是佛门修养的结果，是禅心的迹化。
作为高僧书法，弘一法师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是有区别的，如隋唐的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宗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 “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和浪漫。还有明亡遗民八大山人，他笔下的禽类，尽显怪异之态，就连署名也将 “八大山人”连缀似 “哭之”或 “笑之”之状，隐含亡国之恨，自吐胸中垒块，对尘世的关注或发泄是显而易见的，还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宗教徒。叶圣陶在 《两法师》一文中说到他与弘一法师在禅院见面时的印象：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安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这大概是宗教家的一种活法。”
弘一法师在致许晦庐的一封信中曾言： “朽人剃染以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戒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弘一法师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亦得到升华，尤其是后期，笔墨线条愈趋于泯灭个性的显露，融书法、佛理为一体，形成了极为别致的书法风格。
书随人离俗，弘一法师的书法竟奇迹般地为书法史留下独具审美艺术价值和文化学意义的精彩一章。
马洪 书随人离俗，弘一法师的书法竟奇迹般地为书法史留下独具审美艺术价值和文化学意义的精彩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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