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太空行走破纪录，世界从中看到什么
中国航天“再次创造历史”。12月17日，神舟十九号飞行乘组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用时9小时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再次刷新中国航天员出舱活动时长纪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现，这一出舱时间超过了美国宇航员于2001年创造的8小时56分钟的纪录，并称之为中国太空技术发展的“最新里程碑”。这是中国航天、同样也是人类社会，在太空探索中迈出的新一步，值得祝贺。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太空行走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是一项渐进的壮举。59年前，苏联宇航员出舱约12分钟，成为太空行走第一人。23年前，美国宇航员创造出舱最长时间纪录。16年前，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刚出舱约19分钟实现中国人首次太空漫步。如今，中国再次提高了人类对于太空环境的适应极限。从19分钟到9个小时，这是中国航天的一大步，背后是以两代舱外航天服为代表的我国材料科学、工程设计等多方面的进步，以及通过科学训练所带来的航天员技术和心理能力的提升。舱外工作9小时还意味着，中国空间站的科研工作内容非常丰富。因此，当好消息传回地球，很多人为之自豪和振奋，是非常自然的。
在航天领域，中国是后来者，也是引领者、贡献者。我们注意到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等国媒体对中国的太空行走纪录进行了广泛报道，这反映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航天技术进步的关注和期待。在“全球南方”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时代大潮中，中国和南方国家的太空合作可谓如火如荼。比如中国巴西30多年来共同研制的6颗地球资源卫星接力守护亚马孙雨林；中国风云气象卫星帮助广大非洲国家提升了早期预警能力；泰国研制的“全球空间天气监测”装置将随嫦娥七号首次从绕地轨道进入深空……中国还“授人以渔”，帮“全球南方”国家培养本土航天人才、推动技术转让。这些合作打破过去太空领域只是“精英俱乐部”的局面、圆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太空梦，更真正惠及了当地民生。
中国和各国的太空合作是系统的，除了用技术赋能民生，还共同探索宇宙前沿科技。《纽约时报》2022年曾发文探讨“为何全球许多科学家选择天宫空间站进行科研？”文章称，在国际空间站合作关系之外的他国科学家往往都被拒之门外，但中国“为所有国家的科学家提供了将其实验带到天宫空间站的机会”。当前，已经有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9个项目入选了中国空间站首批科学合作实验项目，未来还会有国际航天员与中国航天员一起参加联合飞行。“天宫”这个“太空之家”正作为一个国际公共品彰显出中国坚持开放合作的巨大价值。
航天代表着人类最大胆的想象力和最尖端的制造力，需要巨大的技术支持与资源投入，航天工业发展数十年来，每个科技强国都有各自擅长的方面。就此而言，太空合作的“朋友圈”越广泛，国际社会共同化解气候变化、太空垃圾等全球性挑战，以及探索宇宙更深奥秘的能力就越强。在这方面，中国是“优等生”。中国已和50多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签署了近200份国际合作协议，推动空间技术在和平利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嫦娥六号“满载而归”后，嫦娥七号、八号也迎来更多的国际载荷申请。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疆域，空间探索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因此，设置的限制越少、达成的合作越多，人类就越能被激发出更大潜力。
2003年，当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太空时，神舟五号航天员杨利伟写下：“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21年过去，中国和平利用外空、造福全人类的初心没有变，而且迈的每一步都更稳健。太空行走时长新纪录是9个小时，未来这一纪录一定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被再次拉长，我们更想让国际社会看到的是中国将在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作出更大贡献，而人类在外太空的活动完全可以超越竞争，实现共赢。（环球时报社评）
原标题：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日前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2025年“三农”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聚焦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重点实事，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三农”工作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国上下高度重视。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繁荣乡村文化，推进移风易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不难发现，无论是深刻学习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还是贯彻落实会议的决策部署，“千万工程”都是关键词。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范例，“千万工程”所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对在新征程上做好“三农”工作、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20多年来，内涵日益丰富，效果不断彰显，指引之江大地走出一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科学路径，被当地农民群众称之为“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和政府为农民办的最受欢迎、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就要理解其价值精髓、思维逻辑，从中获取推进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启迪。
从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推进未来乡村建设……“千万工程”涵盖党建引领、绿色发展、城乡融合、因地制宜等丰富内涵，既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既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政绩观，也体现出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系统观。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宜居宜人的人居环境、和乐和美的生活品质、善治善成的治理水平……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把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方法论，不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抓牢抓实“三农”工作，就要从实践探索和改革创新入手，把“千万工程”经验落到实处。
着眼农业效益，指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启动实施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瞄准农村活力，强调“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针对农民收入，要求“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此次会议作出的各项部署，是做好“三农”工作的有力抓手，也是接下来全力以赴的奋斗目标。
说一千、道一万，抓紧干是关键。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归根结底是要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措施要实、效果也要实。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各项决策部署，一张蓝图干到底，我们有信心更有能力不断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王平）
原标题：县域游如何接住“银发流量”
寒冬已至，不少北方老人又赶赴南方开启旅居生活。旅居养老的一种新趋势——县域游也在悄然兴起。数据显示，今年老年人群选择去县域旅居的订单量比2023年增长近两成，如云南弥勒市订单量同比增长162%。县域何以成为老年群体旅居“新宠”？如何在细分领域回应养老诉求，接住这波“银发流量”？
与普通的“到此一游”式旅行不同，旅居讲究暂时居住，少则10多天，多则数月。我国老龄人群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新一代”老年人身体相对硬朗，空闲时间充足，经济条件较好，具有更新的消费理念。《中国国内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3—2024）》显示，2024年，我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游客总计11.94亿人次，占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36.81%，中老年游客已成为重要的旅游客源，旅居、康养等服务产业前景广阔。可以说，老年群体具有较为旺盛的消费需求，并在品质特色、性价比等方面具有一定个性化要求。
伴随“奔县游”的风尚在青年群体中流行开来，许多县城以其便捷的交通设施，集吃、住、行、购于一体的配套服务，以及独特宜人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积淀，提升了吸引力与魅力值。为了适应“冬南夏北”的旅居养老模式，一些县城也在康养、医疗以及其他适老化服务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提升老年群体的体验。比如，云南出台《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三年行动》及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全省培育3000个以上乡村旅居重点村”，力求以差异化发展方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当前旅游消费市场来看，一方面，亟待释放的消费需求日渐凸显；另一方面，更具品质的旅居服务不断发展。当供给与需求实现有效对接，小县城也可盘活更多资源，让消费场景在不同空间内得以拓展与延伸。这不仅能够为当地文旅市场引入活水，还可带动与之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在多个环节衍生出新的内需市场。长远来看，这些都可成为激活消费、促进市场良性循环的有效举措，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当“银发流量”如潮水般涌来，县城如何迎接好这轮机遇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客观地说，不少地方对“旅”的投入较多，但在“居”和“养”方面还需长远考虑。比如，当大量老年人涌入一些小城长期生活，其资源环境和公共服务的承载量能否与之匹配？北方老人能否适应南方的饮食、风俗以及社交方式，克服水土不服的障碍，实现“享老”的初衷？老年人一旦遇到身体不适、外出就医，应急保障措施能否及时到位？类似问题都是“奔县游”红火背后亟待冷静思考的内容。
对于县域旅居地而言，要接住“银发流量”，不妨以诚心为底色，以务实为内功，让工作“里面兼具”。比如，完善出行、就餐等基础服务，让老年人住得安心；以有效得当的方式加强市场监管，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完善各服务环节……总之，顺势而为、因地制宜，才是旅居养老的最佳打开方式，这也是决定小城能否在多维竞争的环境中“以小博大”、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李晓）
原标题：在关键处落子，扎实做好“三农”工作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做好2025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做好“三农”工作，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从战略上布局、在关键处落子，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处落子，要落在城乡融合发展上。要跳出“三农”抓“三农”，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要顺应城乡融合发展大趋势，破除制度性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关键处落子，要落在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上。要全面落实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任务，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探索闲置农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激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在此过程中，要坚决守牢农村土地改革的底线，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关键处落子，要落在守住底线上。明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最后一年，要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提升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效能，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进一步提高精准帮扶效率，强化政府、市场、社会协同。要把产业、就业帮扶同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结合，落实大食物观、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特色产业、培育市场品牌。（新华社记者王立彬）
原标题：不断擦亮“投资中国”这个金字招牌
近年来，“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这句话广为流传。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或将加剧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稳外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布置明年重点任务时要求，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
今年以来，从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到推动做好生物技术领域扩大开放试点企业登记注册有关工作，再到印发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我国持续放宽外资准入，释放欢迎外资的积极信号。12月17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延长为240小时，同时新增21个口岸为过境免签人员入出境口岸，再次彰显我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
这些针对性强的政策落地显效，更多外资企业加码“投资中国”。数据显示，今年1至11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97亿元；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2379家，同比增长8.9%，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德国、新加坡、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9%、4.8%、4%。不久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2024/25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也显示，92%的受访企业计划继续在华开展运营，超过一半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增加投资。
追求可靠回报的投资者眼睛是雪亮的。当然，这是一场“双向奔赴”。资金、技术、人才在全球自由流动，是市场规律支配的商业行为。投资者在商言商，中国市场的价值就摆在那里。这个市场的吸引力，既源于超大规模人口优势叠加消费升级浪潮而形成的消费大市场，也得益于绿色转型、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新动能的澎湃涌现，还来自于区域协调发展、朋友圈广泛开拓出的合作新空间。
如今，中国经济“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继续累积，更广阔的中国机遇有着坚实支撑。那么，如何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呢？一方面，要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办精办好重点投资促进活动，广泛对外宣传在华投资机遇。今年，商务部已开展“投资中国”重点活动27场，召开15场外资企业圆桌会议，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开展常态化沟通交流200余次，协调解决外资企业困难问题300余件。此类高质量的活动，多多益善。
另一方面，要在扩准入和优环境上下功夫，进一步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以服务业为例，无论是结合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建设，扎实开展相关领域开放试点工作，还是在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继续增加服务业条目，引导更多外资投向服务业领域，这些措施旨在让外资企业不仅可以“进得来”，而且能够“发展好”。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相辅相成，随着制度型开放稳步扩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日益完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是“必选项”，“投资中国”这个金字招牌将会越擦越亮。（中国经济网评论员 子房先生）
原标题：父母护理假”别只是“看上去很美”
主持人：张浩呈
这一期“老大哥有话说”，我们关注“父母护理假”升级话题。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贵州、黑龙江、四川等地已将“非独生子女”纳入享有护理假对象范围，近日，江苏扬州、南通等地拟取消或放宽“独生子女”等限制条件。“父母护理假”升级受到劳动者欢迎，但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父母护理假”适用对象的扩大，也意味着企业增加了一定程度的用工成本，如何保障劳动者“敢休能休”？来看看“老大哥”怎么说。
宁波市劳模、宁波精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任庆兵：“父母护理假”彰显了对员工家庭责任的尊重与关怀，当前不少职工都面临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当父母生病或年迈需要照顾时，护理假能让他们安心陪伴在侧，尽到为人子女的孝道。企业推行“父母护理假”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归属感与忠诚度，使他们感受到企业并非将他们视为“工作机器”，而是真正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家庭幸福。
然而，“父母护理假”的实施也给企业带来了挑战。当前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一家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人力成本与工作效率是关键因素。“父母护理假”的推行会导致短期内岗位空缺、工作衔接不畅等问题。
在此过程中，我认为，企业应在保障职工权益与助力企业发展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一方面，要用长远眼光看待“父母护理假”制度，通过合理规划人员调配、灵活安排工作任务等方式，将“父母护理假”对企业运营的冲击降到最低。例如，提前组织员工进行跨岗位培训，以便在有人休假时能够迅速补位；也可以鼓励员工在休假期间通过远程办公等形式处理部分紧急工作。另一方面，向员工宣传正确使用“父母护理假”的理念，确保假期真正用于照顾父母的刚需，推动实现职工家庭幸福、企业稳健成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多赢局面。
浙大城市学院教师杨海锋：对“父母护理假”的扩容升级，大家基本没有疑义，讨论更多的是关于谁来承担成本以及如何落地等问题。
“父母护理假”政策从2016年河南开始试点至今已8年多，扩展到非独生子女也已在一些地区试行了多年，对于如何落地落实的细节应该有不少经验，可以借鉴。
“父母护理假”扩容升级成本固然需要考虑，但我们首要考虑的是这件事该不该做，这件事重不重要，是不是一件大事。我觉得政策的出台，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一种导向，就是希望能让更多职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年迈的父母。
再者，“父母护理假”扩容升级还有一个价值导向的问题。中国人重孝道、重亲情，把人伦视为头等大事，在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里，无论养老这个事如何社会化，家和家人永远是老人们真正的寄托所在，亲人的陪伴永远是幸福的源泉。中国社会自古及今，大家的幸福安稳，很多时候靠得就是人心的温度、人情的厚度。我觉得“父母护理假”的扩容升级就是在为子女尽孝创造有利环境，我们为制度落地创造有利条件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找回自己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的过程，找回我们自己生活方式的过程。
本报评论作者戴先任：“父母护理假”的享受对象由“独生子女”扩展到“非独生子女”，让“父母护理假”成为一项普惠福利，有利于让子女更好尽孝道，弘扬传统美德，让老年人更好安享晚年。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父母护理假”往往不具有强制性，只是鼓励用人单位放假。不少用人单位并不会主动去为劳动者放假，“看上去很美”的“父母护理假”，很可能就会沦为“纸上福利”。
其实类似这样的福利假期并不少见，比如“独生子女护理假”、女职工“痛经假”“哺乳假”等等。很多这样的福利假期都成了“纸上福利”，变得“遥遥无期”，让广大劳动者看得见却摸不着。
除了一些假期不具备强制性，还和一些假期与配套政策跟不上、适用范围有限制、请假程序太复杂等有关系。比如山东、河南、安徽等省份规定，女职工因痛经无法正常工作，可休1天到2天的病假，但各地规定请“痛经假”需要指定医疗机构开具证明，为了零星的假期，花半天时间去医院检查、开证明，太不合算。还有福利假期的“普及度”不高，劳动者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不强，企业自然乐于“装聋作哑”；而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福利假期成了“奢望”，员工为了保住饭碗，并不会与用人单位较真，非得休这一天或几天的假期。
“父母护理假”等福利假期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要让劳动者敢休能休。对此，要完善相关保障制度，要增加福利假期强制性落地措施，要确保更多假期能够落地。还要加大监察力度，对休假制度落实不力的企业，予以相应惩治，提高违法企业的违法成本；同时，要降低用人单位的“放假成本”，从税收减免、给予补贴等方面入手，减轻或消除企业因执行相关假期规定而造成的影响，“父母护理假”等福利假期不能“政府请客、企业买单”。
龚先生
近期，北京多个市属公园均在显眼位置设立了新的告示，内容大同小异，或为“谢绝商拍”，或为“禁止商拍扰序”。一时间，“‘格格’‘阿哥’‘太后’们还能在景山、祈年殿拍照吗？”的话题引发了网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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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 新华社）
治理商业性拍摄，在北京的景区并非头一次。去年4月，北京环球影城园区率先明令禁止非授权的商业拍摄；6月，故宫叫停自媒体直播和商业拍摄。有网友开玩笑说，此次市属公园集体行动，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从故宫“转战”而来的“皇亲国戚”已然超员了。
人们在旅途中拍照留念，本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然而当有了“商业”这个前缀，事情就逐渐变味了。比如，有的商拍从业者拎着长枪短炮、拖着大包小包，还要“圈地”来给顾客提供服化道服务，遇上人流量大、空间较小的景点，光是一两个商拍团队就能制造出“严重拥堵”效果。
比如，随着商拍越来越普遍，很多公认好的拍摄点位长时间被商拍的人霸占，普通游客不仅要花大量时间等待，还可能因为自找角度拍照被商拍者吆喝：“让一让，你进我镜头了。”
再比如，有的景区四处分布着招揽生意的商拍从业者，他们的搭话、推销让游客不胜其烦，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欺诈现象。
据悉，仅北海公园，此前就接到了大量有关商拍的投诉。由此可见，泛滥、无序的商拍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旅游体验。此外，北京市属公园中有不少文物级别的古建筑，少数商拍团队为了呈现出更好的效果，故意攀爬、踩踏古建筑，则可能对这些文物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北京多家市属公园集体行动治理商拍，除了源于商拍在现实层面造成的诸多不良影响，也是对相关法规制度的落实。根据《北京市旅游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景区对擅自摆摊、圈地和占点的经营行为，有权采取制止、劝离或者拒绝提供服务等措施；《北京市公园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公园有权禁止游人影响园容和游览秩序的行为。由此可见，于情于理，治理商拍都得来真的了。
https://www.workercn.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4/12/20/2216957.png?r=1734672837649
（图源 “@南瓜豆豆”视频号）
根据媒体报道，相关举措实施后，仅几天时间，北京市属公园内“浩浩荡荡”商拍的现象已明显减少。在许多游客对此表示赞赏的同时，也有网友提出疑问：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在这些景点再难“美美出片”了？
这并非“刁难之问”。“商拍”不是天生就不招待见，它出现的初衷本是由专业人士为游客定格旅途中的美好瞬间。近年来，随着古风、国风流行以及“沉浸式旅游”等新概念的出现，确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有穿着特定服饰出游并拍照的需求。从景区乃至整个旅游市场角度来说，以游客为中心推出好的、新的服务和产品，则是促进行业繁荣的核心。
也就是说，“商拍”就像是一道题目，“一禁了之”或许最省事最安全，但远非最优解。
在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相关规定中，对商拍扰序行为做了明确的界定；从媒体实地探访来看，目前游客仍可身着古装进入大部分北京市属公园并请同行朋友拍照打卡，有的公园在加强巡视和管理的前提下依然允许“不扰序”的商拍。
各个公园在坚决刹住无序商拍之风的同时，积极探索与商拍相处的正确方式，对此，网友和专业人士都认为很有必要。有人建议设置专门的商拍区域和商拍时间，有人提出要对商拍从业者进行合规登记、引导和培训，还有人表示应建立相关商拍制度，使管理更有的放矢……
对不同的公园来说，“商拍”题目的答案或许不一样，但刚柔并济、疏堵结合以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的做法却是此次治理行动的亮眼之处。
其实，又何止是商拍，面对不断出现的人们的新的需求、新的经济现象、社会动态，管不管，怎么管，都不是拍脑袋就能决定的事。只有当相关单位和部门在充分研究、了解并考虑多方情况的基础上拿出的相关管理举措，才会取得多方共赢的效果，也才能赢得最大多数群体的支持和理解。
原标题：以五个“必须统筹”牵引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个“必须统筹”是我们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为我们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个“必须统筹”的重大要求，即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五个“必须统筹”是我们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为我们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从一定意义上说，能不能办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件事，就要看能不能统筹好上述的五大关系。
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靠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没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持和完善，就没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断实现。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经过一步步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重大论断和方略，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全会都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就要在市场有更优效应、政府有更好作为上综合下功夫，有效市场主要体现为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竞争公平进行，有为政府主要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既不缺位、又不越位，搞好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科学化水平。
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的两个视角，总供给视角强调长期，总需求视角偏重短期。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类手段，两者针对问题、作用机理、期限长短、政策工具等有所差异，但供给变革会催生需求、需求释放会引领供给变化，最终都统一到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这个目标上。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是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水平、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根基性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循环顺畅，物质产品会增加，社会财富会积聚，人民福祉会增进，国家实力会增强，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宏观供需关系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推动我国经济循环展现新面貌。要深刻认识我国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矛盾状况，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全方位扩大内需，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发展从来都是由一定的动能来驱动的，动能有多强，经济发展就会有多强。培育壮大动能始终是做强经济的必修课。客观上讲，动能总是有新旧之分的，而二者又应该是并行不悖地发挥作用的，对经济的驱动都是新旧动能结合的综合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概念，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们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指明了前进方向。人类既往工业革命的历史以及当今世界科技产业发展的现实都启示我们，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其发展大体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由科技创新催生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实现了对发展前沿领域的拓展，也就是新动能的培育；另一种是传统产业应用科技创新成果改造升级，实现了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也就是旧动能的更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两种发展路径都很重要，创新质优的新兴产业和量大面广的传统产业不是非此即彼、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的，都能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稳中求进、先立后破，一方面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另一方面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个也不能少，全面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发展是在既有基础上继续前进的过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其基本特征。我国发展到今天，包含增量、存量在内的资源总盘子已经很大。能不能把这个总盘子统筹利用好，取得最大化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对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意义重大。若统筹得好，做优增量就能明显提高闲置存量资源的潜在市场价值，为盘活存量提供更有效经济激励；盘活存量也能快速释放大量稀缺生产要素，为做优增量提供更充分要素保障。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持续提升，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两者之间的交集会越来越多，相互促进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共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合力也就会越来越强。当前，我国经济一些领域存在增量资源有限、带动作用不明显，存量资源闲置等突出问题，必须在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上下大力气，善于通过盘活存量来带动，又要善于通过优化增量来激活存量，联手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状态总是一定物质的数量和质量的结合体。物质基础的巩固和增强，一方面体现为做大，另一方面体现为做优，二者相加才是做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是有机统一的。提升质量为做大总量提供不竭动力，同时也确保总量做大是建立在质量提升基础上的，避免了低效重复、不可持续的增长；做大总量为提升质量提供转型时间和市场空间等各方面保障。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要求在提升质量轨道上持续做大总量。我们要时刻牢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张来明，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原标题：以五个“必须统筹”牵引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个“必须统筹”是我们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为我们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个“必须统筹”的重大要求，即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五个“必须统筹”是我们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为我们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从一定意义上说，能不能办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件事，就要看能不能统筹好上述的五大关系。
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靠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没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持和完善，就没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断实现。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经过一步步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重大论断和方略，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全会都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就要在市场有更优效应、政府有更好作为上综合下功夫，有效市场主要体现为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竞争公平进行，有为政府主要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既不缺位、又不越位，搞好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科学化水平。
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的两个视角，总供给视角强调长期，总需求视角偏重短期。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类手段，两者针对问题、作用机理、期限长短、政策工具等有所差异，但供给变革会催生需求、需求释放会引领供给变化，最终都统一到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这个目标上。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是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水平、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根基性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循环顺畅，物质产品会增加，社会财富会积聚，人民福祉会增进，国家实力会增强，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宏观供需关系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推动我国经济循环展现新面貌。要深刻认识我国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矛盾状况，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全方位扩大内需，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发展从来都是由一定的动能来驱动的，动能有多强，经济发展就会有多强。培育壮大动能始终是做强经济的必修课。客观上讲，动能总是有新旧之分的，而二者又应该是并行不悖地发挥作用的，对经济的驱动都是新旧动能结合的综合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概念，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们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指明了前进方向。人类既往工业革命的历史以及当今世界科技产业发展的现实都启示我们，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其发展大体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由科技创新催生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实现了对发展前沿领域的拓展，也就是新动能的培育；另一种是传统产业应用科技创新成果改造升级，实现了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也就是旧动能的更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两种发展路径都很重要，创新质优的新兴产业和量大面广的传统产业不是非此即彼、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的，都能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稳中求进、先立后破，一方面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另一方面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个也不能少，全面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发展是在既有基础上继续前进的过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其基本特征。我国发展到今天，包含增量、存量在内的资源总盘子已经很大。能不能把这个总盘子统筹利用好，取得最大化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对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意义重大。若统筹得好，做优增量就能明显提高闲置存量资源的潜在市场价值，为盘活存量提供更有效经济激励；盘活存量也能快速释放大量稀缺生产要素，为做优增量提供更充分要素保障。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持续提升，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两者之间的交集会越来越多，相互促进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共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合力也就会越来越强。当前，我国经济一些领域存在增量资源有限、带动作用不明显，存量资源闲置等突出问题，必须在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上下大力气，善于通过盘活存量来带动，又要善于通过优化增量来激活存量，联手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状态总是一定物质的数量和质量的结合体。物质基础的巩固和增强，一方面体现为做大，另一方面体现为做优，二者相加才是做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是有机统一的。提升质量为做大总量提供不竭动力，同时也确保总量做大是建立在质量提升基础上的，避免了低效重复、不可持续的增长；做大总量为提升质量提供转型时间和市场空间等各方面保障。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要求在提升质量轨道上持续做大总量。我们要时刻牢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张来明，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中工网评论员 李靖
近日，《工人日报》的一篇报道聚焦了职工休“父母护理假”时遇到的一些困惑：有的表示自己不是独生子女，所以无法休这个假；有的担心休这个假单位会有意见；有的则因这个假只能用于护理自己的父母而不能用于护理配偶的父母而烦恼……
“父母护理假”的初衷是缓解独生子女赡养和看护老人的压力，与常见休假相比，“父母护理假”的社会知晓度并不算高。一来，要不要设立这个假、怎么休这个假，主要看地方的规定，在国家层面并无统一规定；二来，对受惠群体有限制，通常是针对独生子女，但也有一些地方将非独生子女纳入其中。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父母生病了该如何陪护、假该怎么请，日渐成为包括独生子女在内的广大职工经常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父母护理假”也因此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
2022年初，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其中明确提出“探索设立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制度”。实际上，各地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相关尝试，有些是把父母护理假制度写入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些是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或养老服务条例。用地方法规的形式赋予“父母护理假”法定地位，对于子女依法请假、履行赡养义务起到了一定支撑作用。
不过，检视各地的相关规定不难发现，虽说不少地方都明确了有这个假，但具体到怎么休，不尽相同。比如，有的规定了可休天数的上限或下限，有的规定只能父母住院才可休，有的规定父母“生活不能自理”才可休……这些不一致，可能是出于当地实际情况的考量，但从职工的期待和实际执行的情况来看，这当中还存在可以改进、完善的空间。
事实上，职工的一些诉求反馈不是坏事。对这些反馈进行汇集梳理，有利于“父母护理假”进一步落实到位，也有利于下一步国家层面对“父母护理假”作出进一步的明确和整合。
值得关注的是，在保障职工能休“父母护理假”的同时，用人单位的利益不容忽视。毕竟在职工请假期间，用人单位需要承担一定的用人成本，生产经营的正常秩序也可能受到影响。这也是有些用人单位对职工休“父母护理假”颇感头疼、消极对待甚至以各种借口进行阻碍的原因。可见，要促进“父母护理假”落实到位，有关部门还需在制定出台进一步的规定和制度时，综合考虑给予用人单位一定的补偿和激励措施，解开用人单位的“心结”。
毋庸讳言，落实好“父母护理假”对于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具有积极作用，这不单单是职工个人和用人单位的事，也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议题。除了“建章立制”，还应进一步推广长护险制度、扩大长护险的覆盖范围等，尽量从多渠道分担职工赡养父母的压力。
子女陪护生病的父母，既是履行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也是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的具体体现。期待在各方共同参与、共建共享下，能休、敢休“父母护理假”逐渐成为常态，让职工和他们家中的老人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