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品与酒香
《山东工人报》（2024年12月27日 第A4版）http://szb.jngh.org.cn/paperdata/sdgrb/20241227/DSH_5.jpg
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与酒有缘，陶渊明、李白可谓是诗人的代表。画家中亦不乏贪杯恋盏之人，吴道子、范宽、徐渭、八大山人，皆嗜酒成癖，堪称酒徒。书法家们自然也是迷恋着酒水，从他们的书品中，我们闻到了浓浓的醇酒香。
酒和书法的结合，最早可以推及到铸造酒器的时候，在西周时期，酒器里的铭文，就是两者最初的结合。及至东晋王羲之兰亭雅集、微醺作序，方才在彼此缠绕的文化史上成就了一段旷古烁今的佳话。相传，王羲之酒醒之后，拿出这幅字，也不禁喟叹，“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随后“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可见，“天下第一行书”的诞生里融合着多少偶成的天机，其中，酒的作用尤其显得不可或缺。没喝酒，再写一遍，写出来的字就没有神采了，面目呆板，没有了昨日的光华。
唐代的书法家大都嗜酒，被世人称为“草圣”的张旭，《新唐书》记载：“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其草书《古诗四帖》那纵横捭阖、雄强飘逸的线条，或正是酒后的神来妙笔。而怀素更甚《书林纪事》谓：“怀素，性疏放，不拘细行。嗜酒，凡一日九醉，时人目因其书为‘醉僧书’。每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尝自叙云：醉来得意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张旭和怀素是中国书法史上极重要的人物，他们的狂草书，显示的是生命在酣醉时的样态，意识、潜意识、情感、想像都纷然织成不可预测的韵律，醉后不可复得，这般境界真是奇妙。张旭和怀素可谓是开“酒神派”书法之先河，他们把酣醉当作生命的高潮和提升，把酩酊的状态认为是生命最炽热、最畅快、最具创造力的状态。此时，理性的控制和拘谨丧失了，潜意识中所压抑的、积藏的、生命之原始的、本能的得以畅快的宣泄，精神获得大解放。
宋代的苏东坡，虽酒量差胜，但做酒徒的努力不减张旭和怀素。《山谷题跋》有一段这样的记录：“东坡居士，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以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声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至于米芾，大约做了七品县令，气派自是不同，能闹出个戏剧性场面来，亦是雅气拂人。唐代书法有两个主潮：一是理性派，一是狂醉派。宋人对理性派做了反动，对狂醉派也做了反动。宋代书法家所追求的“潇洒”“信手”，有游戏遣兴的成份，这与张旭、怀素激越狂醉的书法表现十分不同。宋人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表现得是极为明显的，“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壹戏空。”米芾的这种个人抒情观与当时的哲学风气、文学风气密切相关。
唐宋书家的嗜酒并不能与市井酒鬼的胡闹无为相等同。饮酒是手段，借酒驱散了拘谨的心理因素，有利于笔墨技巧的充分发挥。
至于明清，出现了一批反叛型书家，而这些人多生活坎坷，内心苦楚，酒便成为浇愁解闷的东西。其中，最善饮的首推王铎，有千杯不醉之称。傅山也喜酒后走笔：“醉后突兀兴不已，洒作粉壁石倾斜。”显然，对他们来说，酒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激发素、催化剂。如果没有酒，他们的创造力极有可能被封死在僵化的生命历程当中；正是因为酒，他们才得以换一种思维，换一种状态，从而在困厄的人生里，焕发出艺术的活力。
可以说，古人通过酒来张扬个性、产生故事、产生叙事，这对文化的传播也有积极的意义。好酒醉酒之风，激活了两千余年书法大家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在“挥毫落纸如云烟”中，古代书家为后世留下数不胜数的书法杰作。
如果没有酒，书法史或许会是另一种景象。
马洪 如果没有酒，书法史或许会是另一种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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