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与纸为伴
来源：中国煤炭报图 张修东
作者：刘庆邦
自从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中国人就一般不再把汉字写在龟壳、石头、羊皮、竹简、丝帛等物件上，开始写在纸上。纸张的运用无疑引发了一场“书写革命”，使具有书写能力的文人们一下子走进了广阔天地，写作积极性空前高涨，作品产量迅速增加。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纸张作为载体，也许不会有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和四大名著等。绘画和书法对纸张的依赖性更强，好比庄稼的生长离不开土地，绘画和书法也离不开纸张。纸张的出现，才催生了我国真正意义上优秀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不管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还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其诞生无不有纸张的功劳。久而久之，纸不再只是一种物质，它与文化紧密相连，几乎被文化同化，变成了“文化纸”。我们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的过程，也必然从接触“文化纸”开始。
在上小学之前，我每天能摸到最多的东西，无非是泥巴、野草、蚂蚱、小鸟儿和红薯、胡萝卜之类，很少接触纸。入学后，我开始捧起课本念书，对着作业本学写字，迷迷糊糊地认为，字就是纸，纸就是字，字和纸是一体的。我没有把字和纸分开，没有把纸单独择出来，更没有意识到纸的重要。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才使我对纸有了新的认识。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是用毛笔蘸着墨盒里的墨汁写字的。学校不发作业本，我家也没钱给我买作业本。可不写作业又不行，急需作业本时，母亲就卖一捆干草或两个鸡蛋，换几分钱给我。我到集上买回一张白纸，裁开，用棉线钉成本子写作业。
小学三年级的一天，我眼看作业本快用完了，就跟母亲要钱买纸。母亲卖了两个鸡蛋，换了五分钱给我。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枚大个儿的、十分完美的钢镚。钢镚还很新，通体闪耀着银色的光泽。我把钢镚放进一个空火柴盒里，带到学校去了。不仅如此，我还向同学借来蜡笔，把钢镚垫在课本的空白处下面，在上面来回轻轻描涂，钢镚上的美丽图案就显现出来。不一会儿，我课本的空白处就出现了不少彩色的“钱”。
可能是我过于显摆，以致露了“富”，被哪个“不开眼”的同学瞅见，趁我课间在校园里玩耍，把我的钱连同火柴盒都顺走了。等回到教室，发现钱没了，我顿时傻了眼。当天是周六，我本打算周日去集上买纸。如果买不到纸，下周一就无处写作业。我该怎么办？我是那么喜欢上学，而当学生的不能写作业，这学还怎么上呢！事情被我想象得越来越严重，我咧嘴哭了起来。我是班里的班长，同学们听见班长哭了，都很同情，纷纷围过来在我面前“洗刷”自己的嫌疑。还有的同学悄悄向我提供线索，说我的钱八成是被一个姓范的男同学偷走的，还有人说可能是一个姓张的女同学偷去的。范同学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张同学家是我们村的外来户，班里一旦出了什么不好的事，大家都往他俩身上推。出于无奈，我只好把同学们提供的线索报告给了老师。老师知道我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对我一直很关照。听我这么说，老师不由两个同学辩解，责令他俩每人“赔”我二分钱，还有一分钱由我自己承担。我又跟母亲要了一分钱，凑够五分钱，才买了一张纸钉成作业本。这件事让我对两个少年时期的同学心怀愧悔，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同时，这件事让我认识到钱的重要，纸的重要。我只要还在学习，恐怕就要一直和纸打交道，一辈子都离不开纸。
因从小知道了纸的来之不易，我对纸一直很爱惜。初中毕业后给县里广播站写稿子时，我还没有稿纸，用的是我上学时没用完的作业本。那时候纸的质量很差，又灰又脆。据说那些纸是用麦草和棉柴皮做成的，纸面上有不少硬疤，可能是没有完全粉碎和沤烂的原材料嵌在里面。硬疤是滑的，不方便写字。写稿时，我只能把一个个硬疤跳过去。一张纸上，硬疤“大眼瞪小眼”，显得不太整齐。好在用这样的纸写的稿子并不影响广播，我连着写了好几篇稿子都被采用了。如果没有纸，我就没法写稿子，就算有写稿子的能力也发挥不出来。从一开始写稿子，我就是纸的受益者。
通过写稿，我一路写到煤矿的宣传部门、写到北京，在中国煤炭报社当上了记者和编辑。这时，获取稿纸对我来说早已不成问题。报社有专门印刷的横格稿纸、方格稿纸，还有红头信笺，想用多少都可以。稿纸多了，是不是就可以浪费呢？不，在稿纸充足供应的情况下，我对稿纸很爱惜。有的编辑因稿子开头写错了一两个字，就把整张纸撕下来，揉成一团，抛进一旁的废纸篓里。一天下来，废纸篓里常常扔着半篓子白花花的稿纸，让人看了心疼。我从不干这样的事，我写稿、编稿也常有出错的时候，但我把错的地方画掉，在后面改正，绝不会把整张稿纸扔掉。我的废纸篓常常是空的，很虚心的样子。
我承认，稿纸是办公用品，是公家的东西。可我在业余时间写自己的小说时，有些“公私不分”，用的也是报社的稿纸。我想，如果我成天守着大堆小堆的稿纸不用，还花钱从商店里另买稿纸，那就太死板了吧。我在报社的稿纸上种“自留地”，也从来舍不得浪费。我对稿纸何止是爱惜，简直有些小气。也许有朋友不相信，我写了那么多小说和散文，在每篇作品的结尾处，我宁可冒着“画蛇添足”的风险，也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尽量把一张纸写满，不留空白。王安忆在评论我的小说时，说我像老农民爱惜粮食一样爱惜文字，每一个字都用得到位。要我自己说，我还像农民爱惜土地一样珍惜每一张稿纸——寸“土”必争，见缝播种，使每块“土地”都不留空隙。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报社给每个编辑都配备了电脑，开始推行电子编稿和无纸化办公。科技进步使然，也是为了应对报社组织的新技能考核，我不得不学习用汉语拼音在电脑上打字。我很快就学会了，打字的速度也说得过去。可是，在我写新闻稿和小说时，还是习惯用钢笔在稿纸上写，写完再通过敲击键盘录进电脑里。我不习惯直接对着电脑屏幕写稿，不但写得比较慢，对写出来的文字也觉得有些陌生。有一年春节前，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我和报社的一位副总编辑赶去矿上做现场报道。在大雪飘飘的夜晚，我对着稿纸写稿，副总编辑负责往电脑里录。一夜之间，我竟然写出了第二天见报的两个整版的消息、通讯和特写。
我不反对同事们用电脑写稿。有了新的写稿手段，为何不用呢？可我自己还是愿意用钢笔在稿纸上写，足可见我的保守和落伍。我以前说过，我写东西是动手促进动脑，在动手的同时启动大脑，才能实现手脑联动。我还打过这样的比方：桌面像水，稿纸像船，钢笔像桨，当我用“桨”把“船”在“水”里滑动起来，我的脑子才会进入创作状态，并有可能走远。
2001年底，我从报社调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从业余到专业，我一下子拥有了大量时间，可以写更多东西。写东西多，对稿纸的消耗量就大。临调走时，我对报社总编辑提的唯一要求，是让报社送我一些稿纸。总编辑爽快答应，让我把报社剩下的稿纸全部都拿走。我到报社的文具库里搜罗了一番，搜集了二百多本稿纸。我算了一下，一张稿纸可以写三百字，一本稿纸一百张，就可以写三万字。二百本稿纸就可以写六百万字。不少了，够我用的了。
据我所知，仍然使用稿纸写作的作家不止我一个。一次在北京开会期间，王安忆向我借过稿纸。我还送给过刘恒十几本稿纸。还有梁晓声、贾平凹、张炜等作家，也是使用钢笔在稿纸上写作。我现在写完稿子，不再给杂志社或出版社邮寄纸质原稿，而是由我妻子在电脑上打出来，我向外投送电子版稿件。这样一来，我的手稿就得以保留。
一张稿纸很薄，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积累下来就厚了。现在，我已经积累了不少手稿，装满了两个纸箱。有时我会把手稿拿出来翻看，比如短篇小说《走窑汉》、中篇小说《神木》、长篇小说《红煤》等。每每这时，我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难免心生感慨，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勤劳的人，没有虚度光阴。
转眼到了2024年10月，我快年满73岁了。写着写着我发现，原来储备的稿纸快用完了，只剩下几十张，连写一部中篇小说都不够。我恐慌起来。好像农民没了土地和粮食，我手里没了稿纸，怎么继续写作呢？还好，买稿纸不成问题，超市和网上都可以买到。妻子主张从网上帮我购一批稿纸，我没有同意。我打算联系印刷厂，印制一批专用稿纸。北京怀柔的翰高文创园为我建有一个创作室，我提供了以前长期使用的报社稿纸的样本，请文创园的工作人员帮我操办印刷事宜。为了表明稿纸的使用性质，我要求在稿纸的右下角印上“翰高文创园”和“刘庆邦创作室”字样。不到一星期时间，装有三百本稿纸的三个纸箱就送到了文创园。
妻子是陪伴我的老伴儿，一直陪伴我的还有稿纸和钢笔。老伴儿帮我算了算，假如我每年写三十万字、用十本稿纸，三百本稿纸够我写九百万字，用三十年。妻子对我说：“你必须把这些稿纸用完。”我听出了妻子对我的祝福，深深的祝福。那天我们正好在文创园喝酒，我和妻子共同干了一杯酒，我说好，我一定努力争取。 自己还算是一个勤劳的人，没有虚度光阴。 :D 感谢分享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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