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快递行业出现了一轮涨价潮。这轮涨价从广东、义乌等区域开始，逐渐向全国各地蔓延。
长期以来，快递行业深陷“低价换量”的恶性竞争，为争夺电商大客户和市场份额，各企业不断压低价格。头部企业的压价行为，使得全行业陷入“增量不增收”的怪圈。同时，人工、燃油、场地租金等运营费用却连年上涨，行业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已无力内部消化成本压力。
是否涨价，对于以加盟模式为主的快递企业来说也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严格执行涨价，可能会丢失部分对价格敏感的客户。例如，一些在广东的商家在得知快递涨价后，开始将仓库及快递业务转移至快递价格相对较低的地区。另一方面，如果不涨价，加盟商自身的经营压力将难以承受。长期以来的低价竞争，已经让许多加盟商处于亏损边缘。如何确保涨价能够在末端顺利执行，平衡好企业利益和市场需求，将会是一大挑战。
快递涨价直接的结果就是消费者支出增加。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之前普遍存在的免费退货险逐渐消失，还有一些商家开始提高包邮门槛，或者直接取消包邮，改为收取一定的快递费用。消费者普遍接受“涨价可以，但要涨得值”。目前在价格上涨的初期，消费者并没有明显感受到服务质量的改善，这也会导致消费者产生不满情绪。多地消费者反馈，涨价后快递仍默认放驿站或快递柜，上门比例未见提升；配送延迟、暴力分拣等老问题依旧存在。
涨价只是第一步，还应加快构建一个可持续、可平衡的产业生态，实现商家、快递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利益的均衡。要让消费者觉得“多花的每一分钱都看得见”，让快递员觉得“每一单都有尊严”，让商家觉得“成本可控”。下一步，快递企业仍需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通过服务升级提升价值、通过生态共建实现共赢，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林紫晓）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要求“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在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系统提升城市排水防洪能力、统筹城市水资源利用与防灾减灾成为构建韧性城市的重要方面。而古代治水实践中蕴藏的水城共生之道，或可给我们带来启示、提供借鉴。
水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保障，历代水利工程不仅聚焦解决供水和防洪问题，也支撑了漕运、灌溉与景观建设。以北京城为例，其境内水系由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及泃河构成，“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自西周燕都因水患迁往蓟城起，历代均重视水利建设：战国建督亢渠，曹魏修戾陵堰、车箱渠，隋朝运河永济渠北抵涿郡，为北京成为古都城奠定水利基础。此后，金代引莲花池水入中都，元代郭守敬主持修建白浮瓮山河引水工程，明清改引玉泉山水，西郊结合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三山五园”，既保障京城、运河用水及西郊稻田灌溉，又兼顾景观设计，使北京城成为中国古代山水园林城市的典范。这些传统生态智慧，对于当代城市规划仍具有指导意义。
古人主张遵循“因势利导”的原则。例如，大禹治水采用的“疏川导滞”之法，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时，利用河湾地形建无坝引水枢纽，都体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利用。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城市选址营建上。在当代，“因势利导”要求城市规划与水利建设充分尊重原有的地形、水系、植被等自然环境，避免大规模削山填湖、裁弯取直，使水城关系顺应自然的脉络生长。陕西省汉中市在统筹城市发展和汉江生态保护的过程中，最大限度保留汉江河道原生态岸线，守护南水北调“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浙江省全面推进生态治水，在国土空间布局上充分考虑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注重资源本底，优化城乡区域布局。这些实践延续了传统生态智慧，是新时代推动“人-水-城”和谐发展的生动体现。
“水土并治”是古代处理水城关系的核心策略。《礼记》中“土反其宅，水归其壑”的记载，道出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先民最根本的祈愿。在水利实践中，古人致力于让水土各尽其用，比如唐宋时期，太湖地区创造塘浦圩田，通过挖土疏渠形成水道，又以淤土筑堤御水；明代采用“束水攻沙”之法治理黄河，实现水土的动态平衡；清代在疏浚凉水河时，将挑挖的淤泥用于增辟稻田，达成土方平衡，同时以“散水匀沙”之法变无定河为永定河，又引南苑凤河、凉水河水“蓄清刷浑”，最终实现“清流演漾，资安永定”的目的。“水土并治”的生态智慧为现代城市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城市建设须摒弃“水”“土”分离的规划模式，通过适当恢复河道的自然形态与功能，充分利用自然能动性实现水土协同调控。
“蓄水调洪”是应对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匀的根本思路，古人早有“蓄泄兼资，旱涝有备”的认识。春秋楚相孙叔敖筑芍陂，堤坝锁水，溉田万顷；西汉贾让献“治河三策”，首推开辟蓄滞洪区；北宋兴建木兰陂，御咸蓄淡，功泽后世；及至明清，北京西郊的大型水利工程营建，蓄调古都水脉。“蓄水调洪”也是现代城市防洪措施的智慧源头，现代工程先驱华南圭先生曾力陈玉泉山、昆明湖、护城河等自然水体对于北京城市雨洪调蓄的重要作用，提出恢复昆明湖为“总潴之处”，他的规划构想中，早已蕴含当今“海绵城市”的生态理念。
当代城市建设应赓续“蓄水调洪”的传统智慧，通过生态工程修复湿地、修建水库、构建城市水网，形成层次分明的多级调蓄系统。通过季候性调度化害为利，将易泛滥的灾害性洪水转化为资源储备。近年来，我国系统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全面启动以“分得进、蓄得住、排得出、人安全”为核心的蓄滞洪区综合治理工程。同时，我国积极应对湿地面积减少、生态功能退化等全球性挑战，加强城市湿地保护。今年举行的《湿地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上，福建福州等9地获“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我国国际湿地城市总数达22个，居全球第一，为世界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提供了中国范式。
世异时移，山川流峙，古人认为治水“无一劳永逸之计”，如何实现水城共生可持续发展是城市营建的首要问题。回顾历史答卷，因势利导、水土并治、蓄水调洪等丰富的传统生态智慧，为现代都市应对雨洪挑战、建设韧性城市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方案。传承传统生态智慧，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必将续写人水和谐的城市建设新篇章。（张龙 王越）
目前，湖北武汉市的技术经理人约有2300人。他们被称为“科技红娘”，是推动企业与技术有效对接的“牵线人”。面对专利难转化的困境，他们全面评估专利商业可行性、协助制作产业化方案、帮助完成项目融资，顺利促成一项项专利技术成果转化。（据《人民日报》8月25日报道）
科技成果转化是连接科学研究、实验开发与市场推广的关键环节，转化是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技创新的成败。现实来看，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一面是企业对技术迭代需求迫切，但自己研发周期长、资金难负担，一面是大量研发人员“不会转、不敢转、没钱转”，众多优质成果只能“待字闺中”。
科技成果产业化才能实现价值，转化中的堵点、卡点，正是技术经理人的发力点。保定市强化技术市场建设，培养技术经理人队伍，开展技术转移、分析评估、合同服务、概念验证和成果转化；武汉一家技术经理人团队已帮助上百项专利技术成果成功转化，转化金额约4亿元，带动投资约10亿元……“科技红娘”在多地走俏，从事成果挖掘、培育、孵化、熟化、评价、推广、交易工作，并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相关服务。这背后是中国经济向新而行的发展趋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的迫切需求。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质量，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强化科技服务的支撑作用。近年来，我国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专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人员约1.79万名，北京、河北、陕西等地纷纷出台推动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专项政策。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经理人规模、质量还无法完全满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的需求。
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要加快建设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技术经理人培养体系，积极培育懂科技、懂市场、懂产业、懂资本、懂管理的人才队伍。完善职称评定、薪酬激励等机制，并积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为技术经理人提供更多做“真题”的场景和机会，拓宽他们的职业发展舞台，以制度激励激发他们的内在动能，推动技术经理人向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就能推动供需两端精准对接，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提供更多助力。
科技成果转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部印发的《“十四五”技术要素市场专项规划》提出，到2025年技术经理人数量突破3万名。随着“科技红娘”队伍不断壮大，随着创新服务生态日渐完善，更多实验室里的成果将加快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奔赴，为经济发展增添更多新动能、新活力。（王艺）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出现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全红婵、孙颖莎、王楚钦等奥运冠军的声音推销土鸡蛋的现象，引发公众对技术伦理失范的讨论。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蓬勃发展，为数字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在提升社会效率、优化用户体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技术是把“双刃剑”，技术创新惠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伴生着诸多不可忽视的风险。
从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肖像权侵犯，到大数据技术面临的隐私泄露、数字鸿沟、算法歧视，一系列由技术滥用带来的技术伦理困境，凸显出在数字时代守住技术伦理底线、保障用户权益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面对技术滥用，应为技术创新确立清晰的伦理框架与制度约束，有效化解风险。
前端研发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也是伦理保障的第一道防线。研发团队在追求技术创新与市场效益的同时，应高度重视新技术、新事物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不能以“价值中立”回避责任。应主动将伦理标尺置于设计研发之初，将责任意识嵌入技术创新基因，通过“伦理先行”构筑防范技术体系，才能让技术创新始终围绕用户需求、贴合社会价值。
新兴技术功能越是强大，被黑灰产滥用的风险越高。整治打击网络黑灰产是后端治理的重点，需要社会各界形成协同共治合力。其中，平台企业应更好承担主体责任，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识别精度与处置效率；同时，畅通用户举报渠道，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确保侵权行为得到及时处理。
守住技术伦理底线，不仅是新兴技术持续发展的前提，更是数字时代服务亿万用户的基石。从前端的风险防控，到后端的协同治理，只有让技术创新与伦理建设实现平衡发展，每一次技术进步才能驶向更可持续的未来。（雷雨田）
“本升专”，即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回炉读职校、技校。以开设全国首个“大学生回炉班”的青岛市技师学院为例，该校自2009年起，已开办“回炉班”16届，累计招生1500余人。郑州、重庆、广州等地不少职业院校也推出类似招生计划，招生效果超出社会预期。
“本升专”的出现不禁令人联想到近年来的“弃本投专”现象，部分高考分数远超一本线的考生放弃填报本科院校，转而选择高职院校电气、新能源汽车技术、药学、软件等专业或士官、教师、医护等定向培养项目。此外，与一些民办本科院校降分仍遇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作为民办大学的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录取分数线直逼甚至超过部分985高校，被视作搅动传统研究型高校池子的“鲶鱼”。
梳理这些出圈的院校和专业项目，不难发现，它们在行业就业优势和学校综合实力方面都具备较强竞争力。这些学校之所以能有“向上兼容”的底气，扛得住家长与学生的期待，或许在于脚踏实地办教育的态度。“实”在重人才，让有名有实的老师请得进来、留得下来、带得出来。“实”还在重实际，专业和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接轨，让毕业生经得起就业市场的考验。好的教育是响应国家战略、破解社会痛点、对接产业升级、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这与公办或民办的性质无关，也与是学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无关。
“本升专”也好，“弃本投专”也好，这些与“分数决定论”“学历决定论”相悖，看似逆潮流、赌未来的求学选择，往往是考生及其家庭权衡教育成本与未来收益后的选择。增加跨领域转行机会，让涨薪申请更硬气，提升业务水平和就业竞争力，或是满足个人兴趣爱好……选择职业教育的年轻人能列出林林总总的理由。他们的务实选择映照着个人更加成熟的成才观念，也是社会心态趋向理性化的缩影。
在书斋、下车间、去田野，同样耀眼。“本升专”，抑或“弃本投专”，也是另一种清醒。不妨以平常心对待，只要有所收获，每段学习都是人生体验中的宝贵财富。（苏群超）
https://www.workercn.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5/08/28/2552370.jpg?r=1756345448767内容来源：经济日报
外卖大家经常点，“无堂食外卖”你点过吗？
所谓“无堂食外卖”，简单来说，就是不提供堂食，专做“外卖”。近年来，随着点外卖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类轻量化门店也随之迅速扩张。数据显示，我国外卖市场规模已突破1.5万亿，其中三成来自“无堂食外卖点”。与此同时，背后的食品安全的担忧也一直存在。在 许多人的印象里，“无堂食”几乎就是“脏乱差”的代名词。
客观来说，“无堂食”既是优势，也可能是问题。一方面，商家省下一大笔店铺租金和人工费用，菜品的价格自然可以更低，只做外卖也意味着出餐速度更快；另一方面，这类门店只有一个厨房，设备简陋、空间狭小，容易导致食品加工不规范，又往往隐匿于市井深巷，且商户的经营地址、人员等变动较大，甚至可能滑向“幽灵外卖”，给职能部门带来许多监管难题。
人们常说，食品安全大于天。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新业态还是老模式，都容不得丝毫盲区。要是安全出了问题，即便所谓的价格优势和速度优势再大，也都不值一提了。不过，“一禁了之”既显得过于简单粗暴，也有悖于外卖市场需求旺盛的现实，在监管上多一些创新，帮助新生事物克服“成长的烦恼”，才是更可取的做法。无堂食场地、无现场监督、无追溯体系，这是“无堂食外卖”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一一击破、“对症下药”。
事实上，许多地方已经做出探索。今年7月初，全国首个“无堂食外卖”标准落地重庆，涵盖准入门槛、经营场所、加工制作、包装、配送等多个环节，有从业者认为，如果都按标准去做，外卖店和堂食店没什么区别，因为外卖店现在全程直播，和堂食后厨透明化其实是一致的；不久前，浙江首创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管理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其一大亮点就是在空间上做文章，推出“聚集区”，实行组团式管理。这样的立规明矩不仅直击行业痛点，提振了消费信心，在监管创新上也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如何让“无堂食”被“看得见”？从实践来看，上班族接受程度更高的“外卖卫星店”，提供了新的思路，由外卖某平台率先推出。其核心逻辑，是以品牌堂食门店辐射其他小店，后者虽然也是无堂食外卖，但胜在一套有利于“品控”的共享机制：同一供应链体系，采用统一的厨房人员考核、轮岗培训机制以及出餐标准。个中启示在于，随着平台经济迅猛发展，外卖行业进入精细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平台在强化资质审核、技术监测之外，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主动参与到治理工作中。
堂食可以无，规则必须有。从源头到终端，从“前台”到“后厨”，唯有多方协同共治，让更多“阳光”穿过缝隙、照亮盲区，才能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更好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吴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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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为我国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提供了重要指引，明确了发展方向、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凝聚起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合力，有利于推动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借助对海量数据的智能解析与建模能力，人工智能正在显著加速科研发现的进程，催生出“AI for Science”“AI for Engineering”等新型研究范式，并在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等领域推动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在科学计算、药物筛选、新材料设计等方面有效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使科研方法正由经验驱动或先验模型驱动，逐步转向以数据驱动与模拟预测为核心的新范式，不仅深入挖掘统计规律、揭示现象本质，还不断推动多学科深度交叉与科研范式重构。为此，应持续推进人工智能与科研活动深度融合，完善科研算力与平台建设，打造智能实验室和共享数据库体系，设立面向核心技术攻关的重大AI科研项目，构建覆盖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智能科研全链条生态，从而推动科研模式实现系统性跃升。
“AI+”正在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它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正在深刻重塑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应用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其中第三产业比重最高，突出体现在信息技术服务业，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聚焦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而第一产业应用仍相对不足。《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印发，为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制度保障，标志着相关工作进入系统推进新阶段。一是聚焦工业生产，加快高端装备迭代升级，推动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带动产业链与供应链现代化。二是立足“三农”，发展智慧农业，推广农情监测、智能灌溉和智慧农机应用，提升农业产能与效率，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现代化大农业建设。三是完善信息服务，发展智能体与生成式AI应用，健全数据确权、流通与安全治理，促进金融、物流、零售等提质降本、增效释能，催生新业态与新模式。
人工智能正在引领新一代智能消费产品和服务形态快速演进，全面提升消费品质与用户体验。从人工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到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AI技术已深度嵌入各类终端，带来更加个性化和智能化的交互场景。特别是国产大模型的赋能，加速了智能终端产业场景的拓展与升级。与此同时，虚拟助手、内容推荐、沉浸式娱乐等AI驱动服务日趋成熟，显著丰富了数字消费供给。各类消费相关的平台作为资源集聚与分配的关键节点，借助AI实现对用户需求的精准预测和对供给资源的高效配置，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匹配效率。然而，这一过程也打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稳定性，使劳动关系呈现出更灵活、碎片化和不对称的特征。面对消费领域日益增长的智能化潜力，国家积极引导“AI+消费”创新，一方面推动企业加快技术研发，丰富高质量智能产品供给；另一方面，加快完善5G、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促进智能家电、智慧出行等新型应用普及，推动供需两端协同升级。整体政策聚焦构建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和可信可用的消费场景，引领数字消费迈向智能化、高端化和普惠化的新阶段。
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不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更是回应民之所盼、满足施政之需的重要举措。通过智能化供给改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出行等公共服务，可以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一是以技术创新催生新业态、新岗位，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既拓展就业空间，又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增强经济韧性与可持续发展动能。二是以智能教学与个性化学习革新教育模式，实现因材施教与自主学习并重，既能有效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又有助于培养面向未来的新型人才。三是以智慧医疗提升服务水平，推动辅助诊断、远程会诊和智能健康管理，更加精准高效地守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四是以智慧场景优化民生供给，推动智能交通、智慧社区、智慧养老和智慧家居建设，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人工智能普及带来的生活品质提升。五是以法治与伦理筑牢发展底线，健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制度，完善算法治理和责任机制，确保人工智能在民生领域的应用可持续、可监管、可信赖。
随着AI能力的持续跃升，其对国家治理体系与运行机制重塑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治理、安全治理和生态治理三个层面，人工智能不断推动治理工具与架构深度变革，使既有秩序与法律监管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一系统性变革，我国正加快积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一方面，加快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建设，以提升政务服务的便利性和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大力鼓励“AI+绿色”协同创新，推动智能低碳技术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实现绿色发展与智能发展的双重目标。可以预见，“人工智能+”治理能力不仅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将在全球治理竞争中形成新的战略优势。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不仅是衡量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标志，也关乎数据主权与全球智能秩序的重构。唯有通过制度安排推动数据主权的有效保障、资源的公平配置与技术能力的普惠共享，方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正义”。在此背景下，构建多维度合作体系，使人工智能充分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多样性与历史传承，成为全球治理的应有之义。我国积极倡导“协同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提出“向善为民、尊重主权、发展导向、安全可控、公平普惠、开放合作”的原则，推动AI发展红利在全球范围内共享。同时，中国广泛参与ISO、ITU等国际标准组织工作，加强在AI伦理、规则制定和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并通过高层对话、企业出海、人才交流等多层次渠道，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价值理念，我国在推动全球AI发展治理体系建设中展现大国担当，致力于打造开放、安全、包容的国际人工智能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要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以“人工智能+”为牵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把发展潜力转为现实实力，把比较优势化为战略胜势，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郑南宁）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指导意见，从五方面提出25条司法保障举措，旨在破解民营经济发展难题。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而法治化营商环境是资源高效配置、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其建设水平对市场运行效率、要素聚合效能及经济发展质效影响直接且深远。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出重要部署，着重强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数据显示，2024年《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施行后，当年全国共修改调整政策措施7312件，提出审查意见近6000条，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4万余件，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入良性法治轨道。今年4月份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在法律层面明确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标志着民营经济法治保障进入新阶段。
各地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例如，宁夏司法厅以“法治护航”为主线，通过法律援助、公证、仲裁、司法鉴定等法治化途径解决企业与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化解涉企纠纷6000余件，涉案金额3.07亿元，通过法律援助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6500余万元。又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1+2+3”行动，2024年全年审理侵犯经营主体人身财产安全等犯罪案件150件225人，追赃挽损15.35亿元。
成效固然显著，但仍存在一些短板，如部分地区政府服务理念转变滞后，隐性壁垒未除，经营主体司法权益保障及外商投资平等保护有待加强。对此，需通过完善规则、优化实践，让经营主体在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安心经营、安稳发展。
破除制度性壁垒，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系统梳理地方性法规与制度体系，细化实施标准及操作规范，分领域制定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明确处罚幅度、适用条件的量化标准。建立裁量基准动态调整机制，定期根据实践反馈优化细化标准。明确行业准入标尺，确保经营主体切实享受政策红利。规范行政权运行，坚决整治政务服务中的梗阻现象，优化职能部门审批流程，创新高效便捷的审批范式，积极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线上办理模式，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强化司法保障，筑牢营商根基。保障经营主体权益，推广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衔接机制，积极建立“调解/仲裁—诉讼”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整合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解纷资源，实现各环节无缝衔接，同时明确商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切实降低经营主体在纠纷解决中的成本。强化重点领域对经营主体的司法保障，对涉企案件评估其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严格限定失信惩戒手段的使用情形与范围，助力经营主体开展信用修复。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提升投资信心。平等保护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市场准入、生产要素使用、经营运营等方面，对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同等对待，消除各类隐性壁垒，以平等保护提升经营主体的投资信心。推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法治化落地。对清单中“其他”“等外”条款进行明确界定，明确适用边界，消除弹性空间，打消经营主体的投资顾虑。（祖伟 姜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