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演讲人：于雪棠 演讲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中青年学者工作坊” 演讲时间：2025年7月 今天的讲座，是向大家介绍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情况。题目中的“英语世界”，指以英文发表的论著，介绍的相关作者以英美学者为主；“传播”则是广义概念，包括英译、研究和各种媒介尤其是图像传播方式。https://imgnews.gmw.cn/attachement/png/site2/20251011/f44d305ea6dd2a53ce7f2b.png元刻本《庄子鬳斋口义》十卷，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藏。光明日报记者邓晖摄/光明图片https://imgnews.gmw.cn/attachement/jpg/site2/20251011/f44d305ea6dd2a53ce6419.jpg庄周梦蝶像。薛乐生摄/光明图片https://imgnews.gmw.cn/attachement/jpg/site2/20251011/f44d305ea6dd2a53ce641a.jpg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庄子祠。资料图片https://imgnews.gmw.cn/attachement/jpg/site2/20251011/f44d305ea6dd2a53ce641b.jpg考古工作人员在河南商丘宋国故城遗址发掘现场收集出土的陶器。新华社发https://imgnews.gmw.cn/attachement/jpg/site2/20251011/f44d305ea6dd2a53ce641c.jpg 于雪棠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学术专著《先秦两汉文体研究》等，参与编撰《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高等院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等多种教材，发表论文数十篇。 传播概况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概况。英文全译本包括以下6种：美国魏鲁男的《庄周语录》（1963年）、美国华兹生的《庄子全集》（1968年）、美国梅维恒的《游于道：庄子的早期道家故事及寓言》（1994年、1998年）、英国彭马田主译的《庄子》（1996年）、我国学者汪榕培翻译的《庄子》（1999年）。法国汉学家戴遂良于1913年出版了法文版《庄子》，后转译为英文于1984年出版。此外，还有一种旧译重编本《庄子：荒诞的天才》（1971年），是克力·沃尔瑟姆根据英国理雅各出版于1891年的《道家文本：庄子著作》整理而成。 总体而言，这些译本各有特色。例如，魏鲁男将庄子视为孔子的继承者，将庄子的“道”译为“God”（上帝），他还自述把庄子一些较为消极的思想译成了大致积极的，比如，把“无为”译成“Perfect-freedom-action”（完美的自由），应该说魏鲁男的这些理解明显存在一些问题。华兹生的《庄子全集》是迄今为止英语世界最受称道、接受度最高的译本。在《前言》中，他论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华兹生将《庄子》的主题概括为“自由”，这与我们本土文学史对《庄子》的解读相同。华兹生认为，究其实，中国古代所有的哲学家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人类如何在一个由混乱、痛苦和荒谬主宰的世界中生活？庄子对此的回答是：将人类自己从这个世界中解放出来。华兹生认为翻译是一种诠释，表达了尊重文本原貌、不轻易加以修正的基本态度，并简述了他对“道”“天”“德”“无为”等重要术语的理解和翻译。梅维恒的《庄子》全译本依据的底本是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他特别注重《庄子》的文学性，将《庄子》视为文学作品而非哲学著作。他在《前言》中论述了三方面的问题：《庄子》一书的历史思想语境、《庄子》与《道德经》的关系、《庄子》的重要性。他自言尝试用新的表达方式来模仿《庄子》奇特的写作风格，强调其译本的目的是语言的准确性。大多数情况下，梅维恒将人名的字面意思或寓意翻译出来。相对而言，彭马田的全译本学术性弱一些，普及性则更强，发行量也很大，2006年再版。此外还有十几种选译本，后面再谈。 从研究方面看，20世纪英语世界的《庄子》研究论著数量丰富，可以说已经成为显学。学术界从神秘主义、中西比较、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新观点，还出版了4部《庄子》专题研究论文集：梅维恒主编的《实验性〈庄子〉论文集》（1983年）、新英格兰中国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庄子·理性·阐释》（1991年）、乔柏客和艾文贺主编的《〈庄子〉中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伦理论文集》（1996年）、安乐哲主编的《逍遥游于〈庄子〉》（1998年）。这些论文集均偏重于论析《庄子》的思想，大多见解独到。此外，有20余种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以《庄子》为研究对象，选题可谓越来越专精。 目前，国内关于英语世界的《庄子》研究也已有几种专著出版，并刊发了一定数量的单篇论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也有一些。简言之，这不是一个新题目。我之所以还以此为题进行研究，是因为我的专业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与英语、比较文学以及哲学专业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有共同之处，也有区别。比如，英语专业的学者比较关注翻译策略，我没有这方面的学术训练，自然无从置喙。我关注的是英文论著解读《庄子》的背后有什么样的西方学术传统在起作用，有没有借鉴中国学者（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学者）的思路、方法和观点？他们与我们对《庄子》的研究有没有相通的地方？与我们不同的地方对我们是不是有启发？在这些方面，我确实有所发现。具体研究时，我采取了以下思路。 第一，以问题为纲，以时间为序，分专题、有重点地进行研究。注意辨正英美学者明显有误之处，同时，更注重发掘解读背后不同的中西学术传统以及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及双向互动所激发的思想。 第二，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以本土古代和现当代的《庄子》研究成果为参照，结合西方的学术传统和现代理论，述评英语世界《庄子》研究的特色。从选译本形态和图像等方面介绍多元化的《庄子》传播形式，重点分析有特色、影响大的个案。 文本、关键词等方面的研究 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是个很大的课题，相关文献很多，我主要从五个专题切入，分别是文本、关键词、哲学、文学和传播。 文本研究方面，英语世界就《庄子》单篇作者、写作时间及成书年代、内外篇及杂篇的划分、文本分层、互文语境中的文本分析等问题，得出了一些有别于我国学者的论断。有些学者对《庄子》文本做了一些改动，其中有的是以我国古代的注释为依据，有的则属于主观臆改。葛瑞汉将《庄子》全书重新编排，按照思想内容分为五类，相对完整地翻译了19篇，改变了《庄子》的文本形态。葛瑞汉对《庄子》文本做了思想学派的分层研究。罗浩和朴仙镜将《庄子》与《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韩诗外传》等传世文献及某些出土文献联系起来，从互文语境角度讨论《庄子》文本的思想、版本等问题。 我从一些篇章的篇题英译及阐释入手，探讨了英语世界对《庄子》一些关键词的翻译和研究，发现“逍遥游”的英译蕴含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学术传统因素。比如，冯友兰、林语堂和冯家福都把“逍遥”翻译为“Happy”（快乐的）,但是英美学者没有一位如此翻译，换言之，对Happy这个词的理解，存在明显的中西方差异。对“游”的翻译也是如此。冯友兰和林语堂都译为“Excursion”（远行），英美学者大多译为“Wandering”（流浪），他们都未将“游”理解为远行。英语世界对“齐物论”的翻译与阐释也有多种，诸多英译中，魏鲁男译为“All Created Equal”（万物生而平等），明显偏离本义。关于《养生主》中的“养”，《德充符》中的“德”，《应帝王》中的“应”及《在宥》篇题的英译，不只是翻译的不同，对比相关的中国古代注释，就能发现，选择以某个词来翻译，其中有用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来解读的区别。这些从学者在论著的自述或参考文献中可以得到确证。比如通常将“德”译为“virtue”（美德），其实它贴近儒家所说的“德”，《庄子》所说的“德”不是美德的意思。葛瑞汉很可能是受到阿瑟·韦利《道德经》英译本的启发，将“德”翻译为“Power”（能力），这一英译更接近老庄所说的“德”，指向天然、内在具有的使事物成其为自身的规定性。“卮言”是《庄子》特有的另一个关键词。华兹生和梅维恒的译法都以中国古代的注释为基础。李耶理的译解掺入宗教因素，葛瑞汉和李耶理从论辩视角理解“卮言”，葛瑞汉等从语言哲学角度进行论说，吴光明从读者角度探讨“卮言”的意义。这些解释都能予人以启发。 《庄子》是一个哲学文本，大量的英文论著也是从哲学角度加以研究的。我只选择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对《齐物论》的研究，另一个是对《庄周梦蝶》的阐释。陈汉生、爱莲心、艾文贺、李耶理、毕来德等多位学者对《齐物论》从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及语言与认知角度做出了论述。这部分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是陈汉生的论文《〈庄子〉的“道”之道》，他集中研究了《齐物论》，认为庄子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不是一个绝对主义者，而且，庄子的相对主义是“视角相对主义”（Perspectival Relativism），所有的是非判断都与现存的社群实践相关。二是包华石的研究。包华石从战国时期一些铜镜上的图像入手，指出有的图案从一个角度看是龙，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云。他从视觉艺术的角度，讨论战国时期的公共思想和思维方式，为《齐物论》中的视角主义寻找共通的时代特征，与陈汉生的研究有相通之处。英语世界对“庄周梦蝶”寓言有很多解读。吴光明从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与转化角度加以分析，爱莲心等人分析了蝴蝶的特点及其象征意义，德国学者汉斯-乔治·梅勒以郭象注为标尺，批评了翟理斯的翻译和爱莲心的解读，并给出了自己的英译。 文学角度的研究，我以十余种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作品选为考察对象，讨论了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庄子》论“道”内容的出现与消失，这个现象与哲学和文学学科分化的进程有关。另一个是对《庄子》一书生命主题的论析，也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20世纪英文撰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01年，作者是翟理斯。论及《庄子》的部分，书中首先选列了《庄子》论“道”的文段，其后选录的一些文段大多与生命主题有关。到了20世纪60年代，华兹生的《早期中国文学》（1962年）和白之的《中国文学作品选》（1965年）里，没有庄子论“道”的内容，只有生命主题。同一时期，狄百瑞等选编的《中国传统资源》（1960年）和陈荣捷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1963年）两本哲学文选则多选庄子的“道”论。在《庄子》的英文译介领域，文学与哲学两个学科明显分立，各自形成独特的话语体系。20世纪最后十年，出现了三种重要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梅维恒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选集》（1994年）、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选集》（1996年）与闵福德、刘绍铭合编的《含英咀华集》（2000年）。这三种作品选都选编《庄子》“道”论文段，哲学与文学重会。同时，梅维恒和宇文所安的作品选，均不再论说《庄子》的生命主题。梅维恒秉持“打破传统”的自觉意识，注重文字字面意义的翻译，关注文学特性及文体风格。宇文所安在其选集中设置了多种理论视角，在5个专题中选录了大量《庄子》文段，更加关注作品的表达形式、方法、文本结构与思想表达的关系。梅维恒选录《秋水》全文，宇文所安选录了《说剑》和《齐物论》两篇全文，打破了之前的作品选“不全文入编”的惯例。这一做法具有文章学方面的重要意义，《庄子》文章的纵恣曲折以及辨名析理之精妙借此得以呈现。从生命主题阐发的范式转换角度，还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的发展对经典研究的影响。20世纪初期，翟理斯对《庄子》的解读，可称为“没有理论的文学分析”，确立了主题研究范式。中期，华兹生和白之从文化学角度深化了主题研究。晚期，梅维恒和宇文所安通过注释与专题的全新设置，建构了新的《庄子》经典文本，也确立了新的具有鲜明文学理论色彩的研究范式，《庄子》的文学特性得到凸显。 从传播形态和图像角度看，根据译本的形态及面向的读者群，12种《庄子》选译本大体可以分为主题类编型、学术研究型及侧重普及型三类。这些选译本中，最早出版的是翟林奈的《一个中国神秘主义者的沉思：庄子哲学选集》（1906年），在学术界影响最广的是阿瑟·韦利的《中国古代三种思想方法》（1939年），再版次数最多、发行最广的是托马斯·莫顿的《庄子之道》（1965年）。此外，一些综论类著述如林语堂的《中国和印度的智慧》（1942年）《老子的智慧》（1948年）和修中诚的《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1942年），也有大量《庄子》篇章选译。多种形态的选译本对于推动《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文字之外，图像也是传播的一种有效方式，是重要的副文本。有多种《庄子》译本及论文集的封面和插图都颇值得玩味，它们与《庄子》思想观念之间存在着关联。有三种图书很有代表性。一是蕾妮卡·罗尔·韦斯撰文、乔伊斯·西尔斯绘图的黑白绘本《赢得赛跑——一个取自〈庄子〉的主题》（1966年）。这个绘本根据《庄子·秋水》中“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一段寓言故事改编，增加了一个人物，情节也做了改造，将寓意归结为“心”具有强大的想象功能。故事的改编者和绘图者都是业界著名的人物。二是冯家福和英格利希的《庄子内篇》（1974年），此书以大量摄影和书法的形式辅助传达思想，书法是冯家福行楷书写的《庄子》原文选段，插图是英格利希拍摄的。它们与《庄子》文本若即若离，不是对思想的直接解说，而是自成一个艺术世界。这个选译本采用大开本铜版纸印刷，销量很好，已经出了5版，书中的摄影作品有替换。三是彭马田主译的全译本《庄子》1996年和2006年两版的封面和插图。两版的封面不同，都是道教人物。书中有34幅插图。有表现清旷悠远之境的山水画，均是民国时期山水画家王念慈的作品，共22幅，其中一幅两用。还有混杂道教和佛教思想的绘画，其中6幅选自流行于清朝的《玉历宝钞》，表达的是劝善惩恶观念；1幅出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幅出自《大悲咒》图解。这些与《庄子》完全无关的插图，也包含着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某种观察和理解。 关于中西学术交流的几点思考 在研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对中西学术交流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有些英语世界的研究，观点乍看颇有新意，似乎具有原创性，但是深入考察后就会发现，其研究思路其实来源于我们本土学者。比如，在《庄子》文本研究方面，葛瑞汉对文本的分层研究，就借鉴了国内相关研究方法。思路相同，只是结论不同。罗浩和朴仙镜在互文语境中研究《庄子》的成书时代，也是借鉴了中国学者的思路和方法，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要了解、翻译、研究异质文化，首先要阅读该文化本土的相关论著，这是交流、互鉴的基础。从《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这个角度看，大多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英、美、德、法、瑞士等国学者首先阅读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然后才开启了他们的研究。比如华兹生在其《庄子全集》的《前言》中自述，他采用的底本是刘文典的《庄子补正》，还详细列出了参考的3种中文文献、1种日文文献及6种英译本。这6种英译本中有两种是中国学者所译：冯友兰的《庄子》（1933年）和林语堂的《老子的智慧》。从华兹生的《前言》中可以看出，他的译本深受中国学者的影响。再如修中诚在《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一书中，翻译了《庄子内篇》中的六篇，没有翻译《德充符》，题曰“自由诗人庄子”。他在《序》中自述，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第2卷对他而言具有非凡的意义，他还将冯友兰的《新原道》译为英文。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中认为“自由”是庄子的精神，修中诚之所以给庄子冠上“自由诗人”之名，将“逍遥游”译为“Excursions into Freedom”（远游至自由之境），都带有鲜明的冯友兰英译和观点的印迹。 第二，中西学术交流应当秉持尊重异质文化的态度，尽可能避免主观武断。由于语言、学术、文化的隔膜甚或文化优越感，英语世界有些研究方法和结论虽然有“创新”，但并不可取。比如，很多对《庄子》文本的重组、删移等做法就不可取。《庄子》文本具有“以卮言为曼衍”的特殊性，这是其特别的言说方式，用西方推崇的文本逻辑性和连贯性改变文本形态的做法，实属方枘圆凿，很难令人信服。还有学者将《逍遥游》部分句子的虚词如“者”“也”“者也”等删去，认为它们不表达意思，这种做法也是不妥的。 第三，英语世界的《庄子》研究在其特有的学术传统下得出的一些论断，为我们所习焉不察，具有某种启发性。比如，葛瑞汉将“逍遥游”译为“Going rambling without a destination”（漫无目的的闲逛），就揭示出“游”的无目的性，这是深刻的洞见。苏海涵将《逍遥游》中“无我”“无功”“无名”的“无”翻译为“transcend”（超越），不是就字面意思加以翻译，而是对“无”的理解和阐释，对我特别有启发。毕来德将“齐物”解读为一种观物方式、思考方式或认知方式，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齐物论”理解为消弭物和物之间的差别，这一观点颇得真义。在了解异质文化如何从哲学角度多方位地深入讨论《庄子》时，我们自己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也都得到了拓展。 第四，不同学科专业、不同角度的研究发现了《庄子》对当代人而言的不同意义。李耶理从宗教学角度发现了“卮言”的意义、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发现了庖丁解牛的意义。这里特别说明一点，并非只有汉学家才能解读《庄子》，比如不懂中文的托马斯·莫顿通过对两种英文、一种法文和一种德文版本《庄子》的深入研习，获得了对《庄子》精神的深入领会，其诗行排列的选译本受到读者的欢迎。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也曾撰文表达他从《庄子》中获得的启悟。《庄子》不只是专业人士的研究对象，它在异域也同样拥有广泛的读者。 第五，多种形态的英文选译本及配以丰富插图的《庄子》译本，能吸引更多英语世界读者的兴趣，极大地促进了《庄子》面向非专业人士的传播。像冯家福的《庄子内篇》，书中的摄影作品有飞翔的海鸥、沙滩上的大脚印、丛林、孤舟、莲叶、沙丘等，有的阴郁神秘，有的萧疏苍茫，风格各异。托马斯·莫顿的《庄子之道》也配有很多中国古代兰草、蝴蝶之类的小画，它们都赏心悦目，是一种阅读中的调剂。插图之外，英格利希将《庄子》书中语句印制于挂历上，找人将冯家福和她合译的《庄子内篇》录制成磁带，在自己创建的网站上和亚马逊网站上售卖。托马斯·莫顿的《庄子之道》在2018年出版了未删减版的有声书，全长两小时五十一分钟，朗读者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是专业配音演员，还是一名音乐制作人。这些不同的传播方式，也能够让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运用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外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世纪英语世界对《庄子》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丰富，以上述介挂一漏万，疏忽错漏在所难免，还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1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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