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北京大兴机场航站楼提示语因简单直接又具北京特色，受到旅客广泛好评。旅客乘坐地铁抵达大兴机场，抬头一看，一排斗大的字挂在头顶上方：“告诉你一个秘密：国内航班值机、安检，不用上楼，本层能办。”旁边还有一个硕大的箭头。提示牌不仅字号大，而且还像小学生做笔记划重点一样，将重点内容用红字进行了强调，还加了下划线。除此之外，“中转旅客看这儿”“这儿是二层西出口”“您当前在三层，没错！不管去哪个登机口，您都得先下楼”等各种儿化音版、“絮叨”风格的导引导向提示牌，让人倍感温暖。
当前，很多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交通枢纽，出于旅客吞吐量预留、多种交通方式汇集等长远规划设计需要，普遍建设规模偏大，功能区域繁多。这让不常出门的旅客往往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才能在交通枢纽中找到自己所需的功能区。交通枢纽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对旅客友好是重要衡量指标，做好路线指引、优化提示牌说明功效，应是大型交通枢纽服务的重要一环。
我们常见的提示牌多以书面语为主。日常生活中，一些旅客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乘机乘车时间较为紧张，此时面对书面语风格的提示牌，不免会出现理解“卡壳”的情况。因此，导引导向提示牌不妨做得更加一目了然。很显然，“请到三层办理”“不要上楼”“在这儿办理”等简单明了的表达，更容易帮助旅客高效顺利出行。
如何做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友好型服务？此番北京大兴机场儿化音版、“絮叨”风格的提示牌，是一次有益的示范。传统的提示牌以小小的变化产生破圈效果、深受旅客青睐，恰好表明城市治理要化繁为简、因时因地制宜。这种口语化的导引导向提示牌设计，除了能够拉近与旅客的关系，更是交通枢纽等公共设施在设计运行维护中践行人本理念的应有之举。（陈城）
2026年伊始，广西一名乳腺癌患者用上创新药伊那利塞片，上海医生开出首张治疗甲状腺眼病的替妥尤单抗N01注射液医保处方单……202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114种药品，50种为1类新药。无论是比例还是数量，均创历年新高。
医保制度，就是要解除人民群众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医保药品目录不断优化。此次调整后，医保目录内药品总数增至3253种，肿瘤、慢性病、精神疾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的保障水平明显提升。持续增厚的“保障清单”，托举起亿万参保人的健康期待，彰显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制度温度。
聚焦临床急需，满足百姓期盼。114种新增药品中，111种为近5年新上市品种，普遍具备填补临床空白、同类最优、更具性价比的优势。从用于治疗三阴性乳腺癌的芦康沙妥珠、胰腺癌用药伊立替康脂质体，到一年两针的降血脂针英克司兰钠、糖尿病用药替尔泊肽……更多“救命药”、国产创新药进入最新版医保目录，进一步夯实“病有所医、药有所保”。同时，支付范围“再扩围”，不少药品的新增适应症被纳入支付范围，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可享受相关待遇，有效降低患者负担。
医保商保“双目录”大力支持高价值创新药加快落地。“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差异化创新”，更是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传达的重要信号。这不仅让广大群众用上更多与全球同步的创新药，而且激励本土医药企业加大研发和投入力度，推动我国从原料药生产大国、仿制药大国向创新药大国迈进，形成“从保障惠民到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19种药品纳入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样引人瞩目。纳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有四个特点：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不能被基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所替代、适合商业保险的特性。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基本医保形成互补，为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奠定基础。
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后，什么时候才能在医院开到？针对“进得了目录却进不了医院”这个公众关注的老大难问题，此次政策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一方面，要求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原则上在2026年2月底前召开药事会，及时将新增药品纳入院内采购目录，必要时设立临时绿色通道；另一方面，再次重申谈判药品不受“一品两规”、药占比、医保总额等行政性限制影响。此外，政策对使用高值创新药且不适合按病种打包付费的病例，允许医疗机构申报“特例单议”。
医保药品目录常态化调整，是我国医保制度“积跬步至千里”的缩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优化药品集采、医保支付和结余资金使用政策，为从“有保”到“优保”进一步指明方向。承载着民生温度的医保药品目录，正在为健康中国建设筑牢坚实基础。（蒋萌）
张菁
近日，一则关于外卖骑手“5年存款112万元”的新闻再度引发热议。从“三年赚百万元”到“无腿骑手送外卖”，此类话题似乎总能点燃公众情绪，在社交平台上形成周期性热点。
然而，当骑手的职业身份反复被简化为“逆袭神话”或“悲情剧本”的流量素材时，更应冷静审视：这种聚焦于猎奇的叙事，是否在无形中消费着劳动者，并遮蔽了他们真正需要被看见的处境与状态？
当前短视频平台对骑手的呈现，往往陷入两种套路化的极端。一端是“逆袭人设”，通过突出个别极端案例，营造“跑外卖轻松月入数万元”的舆论氛围，迎合人们对财富逆袭的猎奇心理。另一端则是“苦难消费”，通过渲染或摆拍骑手在风雨中奔波、遭受不公待遇的场景，引发公众的同情与义愤。这两种叙事虽取向相反，但均不是为了真实反映这一庞大职业群体的多元样态，而是精心筛选甚至制造具有情绪冲击力的画面，服务于赚取流量。
无论是自媒体为博眼球摆拍的“苦情戏”，还是刻意营造的“逆袭人设”，看似是在关注这一群体，实则在消解这个职业的严肃性，掩盖了这个群体作为城市基础服务从业者的专业性与复杂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叙事往往忽视了骑手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事实上，在众多骑手中，既有把这一职业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较高收入者，也有利用闲暇时间跑单补贴家用的兼职者。他们的收入结构、生活状态、职业诉求多元而复杂，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尊重他们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凭劳动换取报酬、为家庭奔波、在岗位上实现价值。
流量“狂欢”的背后，骑手群体面临的实际问题可能在猎奇叙事中被边缘化、被忽视。保护骑手需回归制度建设与社会共治：平台应打破流量逻辑，强化内容审核、优化算法推荐，减少极端情绪煽动；政策层面更需关注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立法，完善社保制度，推动企业建立技能培训机制等，筑牢权益保障根基。
对于一些自媒体博主来讲，与其沉迷于骑手的“流量剧本”，不如反映他们的真实心声，关注如何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保护骑手，不是将他们推上流量舞台任人围观，而是摘下“网红滤镜”，看见他们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真实需求与价值。
刘小燕
重庆市云阳县“新年第一会”将29名环卫工人代表请上第一排，这一暖心安排，既是对“城市美容师”的崇高礼遇，更是对劳动价值的正名。在城市发展的重要节点，让默默奉献的一线劳动者坐“C位”，这份尊重直击人心，值得点赞。
需要注意到的是，会议承载着建设人居环境卓越城市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两大目标，而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环卫工人的硬核支撑。会议明确的“深度清洁”任务，涵盖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薄弱环节，意味着他们要承担更多更细致的工作任务。
礼遇固然能暖人心，待遇保障才是长久之计。相较会场前排的荣光，环卫工人更需要常态化的关怀：合理的薪酬待遇、完善的权益保障、安全的作业环境、表达诉求的畅通渠道以及职业发展的上升通道。
建设人居环境卓越城市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有明确的“时间表”，但环卫工人的付出却是全年无休的日常。不能仅在创建攻坚时强调其重要性，也要在平日里将尊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保障，让他们无需为生计忧心，更安心地守护城市容颜。
城市文明有很多丈量的尺度，而其中最为动人的标尺之一，便是对基层劳动者的关爱。环卫工人是城市运行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无论是否处于创建周期，他们的劳动都维系着城市的整洁与秩序。云阳的这一举措，是良好的开端，但更需将这份重视延伸到日常管理中，让尊重劳动真正有制度护航，让城市发展更好惠及一线劳动者。
于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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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增长从政策干预转向市场驱动，清洁能源已具备承担主力电源的能力。同时，能源转型地缘博弈加剧，主要大国的能源战略呈现分化。尽管能源转型面临产业金融风险与单边主义等挑战，但清洁能源主导趋势已不可逆转。
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中，2025年将被定义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构性拐点：这一年，推动能源变革的主导力量完成了从“外源性政策干预”向“内生性市场机制”的过渡。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矛盾突出，但清洁能源革命仍以不可逆之势重塑着全球经济形态与地缘格局。这一年，市场驱动与地缘博弈并行，物理替代与系统重构交织，勾勒出一幅复杂而深刻的能源新图景。
市场与结构的双重拐点
国际能源署认为，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控温1.5摄氏度目标，需要在2030年对比2022年把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提升3倍和平均能效水平年增长率提升2倍。202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突破700吉瓦的历史性关口，较2024年同比增长约20%，逼近“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产能增长3倍”的目标。
与过往不同，本轮增长的动力不再主要依赖财政补贴，而是源于清洁能源技术在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上建立的绝对优势。这种市场逻辑的胜利在物理层面引发了里程碑式的节点：2025年，全球风电与太阳能的年度总发电量首次超越了燃煤发电。这一物理事实彻底打破了可再生能源仅能作为“补充能源”的刻板印象，证实了其已具备承担电力系统主力电源的能力。
在这场可再生能源的全球扩张中，中国处于“决定性区间”。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电力装机中，中国贡献了约60%的份额。随着光伏组件转换效率逼近物理极限，光伏发电在2025年已普遍低于燃煤和燃气发电的边际运行成本。
地缘博弈与路线分化
2025年，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色彩空前浓厚。主要大国的能源战略更加清晰，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差异化路径。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开启是全球能源领域的重要事件，美国政策立场的剧烈摇摆成为影响这一进程的最大外部变量。随着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能源政策”，美国开始在全球绿色治理领域系统性退场，不仅削弱清洁能源投资，更通过将光伏组件、电动车零部件纳入关税清单，强化“绿色关税”壁垒，试图通过强制性贸易手段重塑全球能源产业格局。
相比之下，中国的角色定位经历了结构性升维。如果说上半场中国是全球清洁能源设备的“超级供应者”，那么在2025年，中国正迅速转型为全球新型能源系统的“模式定义者”。
中国是全球绿色低碳能源发展的积极践行者。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进程中，中国着力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了加速构建“1+N”政策体系的重要举措，不断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2025年9月，中国宣布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明确到203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30%以上。面对全球南方国家，中国通过输出包含技术标准、系统集成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开始重塑全球能源转型的路径依赖。
欧盟传统上是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引领者，于2019年2月提出《欧洲绿色协议》，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欧盟‘2030年减碳55%’一揽子行动计划”（“Fit for 55”）将可再生能源在终端用能的占比大幅提升至40%。然而，与此同时，2025年欧盟却又成为最晚提交2025年国家贡献目标的主要经济体，其清洁能源转型速度在俄乌冲突和自身竞争力下降的冲击下不断回摆。
系统重构与转型挑战
随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突破临界点，传统的“源随荷动”模式已难以为继。2025年，人们见证了全球能源格局从“燃料供给焦虑”向“电力系统与产业链竞争”的关键转向，能源转型的重心从单一的“电量扩张”转向了复杂的“系统治理”。
这一年，数字化技术在需求侧编织而成的“隐形电厂”——虚拟电厂（VPP）迎来了爆发期。中国明确了顶层设计，力争到2027年实现调节能力超过2000万千瓦。依托于海量的电动汽车与分布式资源，电力用户从被动的消费者转型为具备双向响应能力的“产消者”。在供给侧，中国推行的“沙戈荒”大型新能源基地模式，通过“风光公网+光热调节+特高压外送”的系统工程，成功构建了具备自平衡能力的离岸绿色电源集群，为全球在恶劣地理条件下进行大规模能源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
当然，面对能源转型的热潮，关于产业周期的“冷思考”也不容忽视。2025年，全球低碳转型相关投资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资本市场对高碳资产的剥离加速，清洁能源与化石能源投资比例扩大至2.5:1。然而，在资本涌入的同时，产能、价格和利润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这表明，全球可再生能源进入规模化后，如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质量风险与金融风险，已逐渐成为产业治理的难题。
此外，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正受到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和泛安全化的挑战，随着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能源转型的演进仍面临贸易壁垒、地缘竞争和市场失衡等多重压力。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合作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与能源转型的期待仍在显著增加。
展望未来，2025年的变革已确立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清洁能源即经济能源。从更宏大的视角看，这标志着人类利用能源的方式正从对地下存量的“狩猎采集”，跃迁为基于技术与管理的“精耕细作”。在这场伟大的迁徙中，唯有坚持技术创新与系统协同，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迈向绿色文明的新纪元。
（作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长聘特聘教授）
宏观政策是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2025年我国首次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时隔14年再次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6年宏观政策取向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精准增效。
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充实稳就业政策工具……2025年，财政政策提高赤字率、安排更大规模政府债券，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推动地方落实隐性债务置换政策，为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提供了有力支撑。2026年，要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既着眼当前，用好用足财政政策空间，也为应对未来风险留有余地，确保财政可持续。
必须看到，近年来，外部冲击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等因素交织，对一些地方财政收支造成很大影响，可用财力下降叠加刚性支出持续增长。要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建立健全增收节支机制，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公帑不可靡费。现在财政支出规模很大，从2025年年初预算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9.7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3万亿元，但各方面需求也很大，财政资金很紧张、很宝贵。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财力保障，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统筹用好政府债券等资金，主动靠前发力，合理加快资金下达拨付，推动尽快形成实际支出和实物工作量。同时，严肃财经纪律，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精打细算，切实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灵活有效。
2025年，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在数量、价格、结构等方面多次出台针对性强、支持力度较大的举措，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提供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是新提法。2026年，货币政策要加强前瞻性、科学性调节，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与其他政策举措形成合力，努力推动实现经济增长、物价回升等目标。
近年来，针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矛盾，按照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的原则，我国适时出台了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有力支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箱比较丰富，既包括降准降息等传统的总量工具，也包括其他流动性投放工具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灵活搭配、高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统筹短期与长期、支持实体经济与保持金融体系自身健康性的关系，保持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
宏观政策贵在精准有效。要着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统筹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同时，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要继续平衡好内外部关系，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打好宏观调控“组合拳”。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经济工作中两难甚至多难问题越来越多，对政策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政策越多，越怕相互打架。在过往的经济工作实践中，也产生过政策取向不一致导致的“合成谬误”等问题，不仅使政策效果相互抵消，也影响市场预期。
随着宏观经济治理的工具箱越来越充实，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增强取向一致性，防范和解决“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的要求更加凸显。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就要强化系统观念，将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确保各类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形成合力。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以来，党中央先后部署一系列政策措施，目前还在继续发挥作用，2026年还将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实施增量政策。要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也是预期经济，要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增强叙事能力，做好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回应市场关切，有效提振社会信心。（钟才平）
日本右翼执念不改，推动国家在穷兵黩武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深渊
“在主动恶化地区局势的同时提高防卫预算，似乎有‘自导自演’之嫌。”日本《东京新闻》通过2025年年终社论发出警示，越来越多日本有识之士意识到，高市早苗政权已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不断给国民制造危险幻象，为“新型军国主义”造势。
历史的覆辙清晰可辨。回望二战爆发前后的日本，对本国国民的欺瞒诱骗，贯穿了军国主义的罪恶扩张进程。最终，侵略战争不仅给地区造成巨大灾难，也给日本国民带来灭顶之灾。
为驱动战争机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极力为国民画“毒饼”，将野蛮侵略粉饰为振兴民族、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对邻国人民的残害压迫美化为所谓“大东亚共荣”。为将这张“毒饼”强加于社会，军国主义分子构筑起思想牢笼：灌输“皇国史观”，主张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颁布《教育敕语》《臣民之道》等，推行皇民教化和奴化教育，使民众服从国家战争意志；炮制《北岸部队》、“士兵三部曲”等美化战争的文化毒物，吹捧所谓“英雄事迹”；即使经历惨败，仍旧通过“大本营发表”虚构捷报，在日本国内构筑起一个与现实完全割裂的信息茧房。
大量日本青年被战争机器裹挟，在“七生报国”“一亿玉碎”等军国主义思想的控制下，沦为战争炮灰。许多民众被迫接受《国家总动员法》下的极端配给制度，生活陷入绝境。大量妇女被诱骗、强制做从军“慰安妇”，甚至献出生命。幻象破灭后，是实实在在的血色代价：超300万日本人死亡，超12万战争孤儿流离失所，大量琉球人民被迫“集体自杀”。从愚民到殃民，日本军国主义就是嗜血赌徒主义。近期，有日本学者在为人民日报撰文时忆起祖辈常说的一句话——“战败真是太好了”，日本民众对战争的苦痛记忆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殷鉴不远，日本右翼故伎重施。他们炮制所谓“国家正常化”话术，打着加强“自主防卫”、建设“能战国家”的旗号，为推行“新型军国主义”造势。他们否定侵略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意图甩掉“历史包袱”，洗脑毒化年轻一代。他们极力渲染“外部威胁”“存亡危机”，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想要彻底挣脱“和平宪法”，摆脱战败国束缚。他们对外煽风点火、挑动对立，意图趁乱牟利，伺机扩张。一言以蔽之，日本右翼就是要将支撑战后日本发展的和平路线彻底抛弃，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新型军国主义”执念改造日本。
日本右翼推动国家在穷兵黩武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承受代价的终将是日本国民。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达到了9.04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在日本国内引发大量反对。当前，日本经济面临增长乏力、财政空间收窄等多重压力，民众普遍希望政府能将资源优先用于振兴经济、改善社会福利等紧迫议题。国家重新走向军事扩张，更是让日本有识之士充满忧虑。“所谓‘安保三文件’只谈准备战争，不谈避免战争”“高市早苗的言论有百害而无一利，不符合日本国家利益”“日本外交的方向应是维持稳定、正常的对外关系”……反对穷兵黩武的声音在日本国内不断涌现，反映的是对国家战略走向的深重不安。
80多年前，日本人民被许诺的是一张“战争能够胜利”的空头支票，得到的却是生灵涂炭、断壁残垣。80多年后，日本右翼执念不改，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深渊，重蹈害人又害己的覆辙。对此，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日本的未来，不在右翼描绘的危险幻梦中，而在对侵略历史的彻底清算中，在与亚洲邻国的友好相处中，在对地区和平发展的坚定守护中。（钟声）
岁末年初，几则关于户外徒步引发事故的新闻令人痛心：5人避开管护站违规穿越连接秦岭鳌山与太白山的山脊线路“鳌太线”，最终3人遇难；就在半个月之内，还有两条20多岁的年轻生命，先后在四川、河南未开放区域徒步中遇难。
户外徒步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据媒体报道，以“鳌太线”为例，这条全长可达170公里的线路，需连续翻越17座海拔超3400米的山峰。巨石乱堆、气候多变、水源稀缺，冬季更是“步步惊心”。因此，穿越“鳌太线”已于2018年被明令禁止，当地也在登山口“设卡查人”。然而，这依然阻挡不了一些“驴友”想方设法上山探险。
事实上，我国早已出台《国内登山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规，对登山、户外徒步等活动涉及的装备要求、活动范围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明知风险重重、法规明确，为何仍有人趋之若鹜？
一方面是“过度热爱”滋生了侥幸和自信。挑战险境的冲动，有时会让热爱户外徒步的人们忽视了危险。在中国户外运动兴起的历史中，不断有生死故事见诸报端。每一次漠视教训、忽视禁令、执意冒险的探险，过程都是险象环生。
另一方面，有的博主碎片化地美化宣传，客观上也助长了盲目和侥幸。几个美景片段炫酷组合，“挑战成功”的文案充满激情，外加“附赠攻略”，把涉险徒步包装成浪漫的“征服自然”，却轻描淡写路途的困难，炫耀了自己，误导了他人。
而一些违规“领队”的推波助澜，更是难辞其咎。据媒体报道，在鳌太线“领队”中，有的声称“31小时速穿如逛后花园”，有的打出“保活”旗号，还有的为了逃避管护站“开辟新线”，甚至吹嘘“被抓几率仅10%”……这种明知违规却仍在生长的生意，将生命和安全视为儿戏，已经涉嫌违法犯罪。
户外徒步涉及的区域往往地形多样、面积广大，这给规范管理和应急救援带来不小挑战。对管理部门而言，应当强化风险提示、提升监管效能、织密救助网络，但我们还是要提醒徒步爱好者，必须摒弃“有腿就行”的侥幸，清醒认识到户外徒步的专业门槛，不仅在体能和装备上进行必要的储备保障，更要对风险意识、底线意识和极限意识心存敬畏，严格遵守各项政策法规的要求。对行业而言，要尽快挤压“水分”，完善资质认证和行业准入机制，让违规牟利者无处遁形。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加大对违规穿越行为的惩处力度，形成有效震慑，及时处理各类平台上的违规揽客信息，为相关“经验”打上风险提醒：明知是禁区却执意闯入，既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也会浪费公共资源。
生命的逝去让人痛心并警醒：即使心中充满对大自然的热爱，“挑战自我”绝不能以生命为代价，“热爱”更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摒弃侥幸心理、坚守规则底线，让户外徒步真正不负自然之美、不负生命之重。（陈改）
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各项政策部署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其运转直接关乎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深入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只有卸掉应减之负，才能提升治理成效。
近年来，通过持续努力，基层减负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文山会海”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同时也必须清醒看到，一些深层次的路径依赖尚未根除，“以痕论绩”的思维定式尚未完全扭转，形式主义变种隐形、基层负担“反弹回潮”的风险仍然存在，必须锲而不舍推进为基层减负工作。
形式主义的根源在于政绩观错位、权力观扭曲、事业观偏差。部分干部仍未摆脱将开会发文等同于重视落实、将痕迹管理等同于责任到位的认知偏差，是创新意识不足和工作方法僵化的表现。必须从思想源头入手，重构业绩评判标准与工作导向，将群众口碑、发展实绩、矛盾化解实效作为根本衡量标尺。鼓励并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到现场调研走访，在深入实际、掌握实情的基础上研究问题、制定政策，让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蔚然成风。
减负绝非减责松劲，而是通过流程再造，卸下不必要的包袱，提升核心履职效能。有必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为基层工作赋能。可探索深化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改革，着力打破部门间“数据孤岛”和制度性壁垒，构建统一规范、安全高效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体系，推动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的数据按需共享和业务在线协同，变“基层多头报”为“数据协同跑”。推动履职工具智能化、轻量化适配，针对基层高频、急难工作场景，开发应用便捷易用、务实管用的数字化工具与平台，并配以常态化培训指导和运维保障，确保技术工具能用、好用，切实将基层干部从重复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好聚焦主责主业。
从根本上为基层减负，有赖于上级机关与基层单元同向发力、整体优化。比如在部署任务时加强统筹，强化政策发布的协调性、配套性和可操作性，避免政出多门、层层加码。积极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在法律框架和权限范围内进行差异化探索，并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基层实践智慧。健全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强化工作整合与资源统筹，避免对基层多头指挥、重复督查。积极畅通基层声音反馈渠道并健全快速响应机制，使基层的合理诉求、意见建议能及时上达并获得有效处理，形成发现问题、反馈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闭环，激发基层的内生动力与创造活力。
为基层减负，是一场关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它不仅要做“瘦身”“减法”，更要做提升效能的“加法”和激发活力的“乘法”。唯有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推动从观念到工具再到生态的联动升级，才能真正使基层轻装上阵，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这些成果，也会进一步体现在民生福祉的改善、发展质量的提升上，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持久动能。（李思贤）
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全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超2.6万亿元，惠及超3.6亿人次。这一亮眼数据，体现了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在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了强劲动能。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以旧换新政策是连接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它的实施有利于精准施策激发消费潜力，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协同提升，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要求。
据统计，2025年1至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0%，较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以旧换新带动社零总额增长超1个百分点，有效激发了居民消费意愿，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家电零售额已突破万亿元大关并创历史新高，显示出大宗消费品更新换代需求的潜能。从政策传导机制看，以旧换新通过价格杠杆和补贴激励，不仅直接促进相关商品销售，还产生显著的乘数效应，带动物流、安装、维修等关联服务消费，形成了“换新消费—产业升级—就业增加—收入提升—消费扩容”的良性循环，为构建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有力支撑。
以旧换新政策在重点消费领域多点突破，实现了主要品类的全面增长，有力推动了消费结构升级。在汽车领域，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至2025年实现汽车以旧换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60%。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消费者对绿色出行的偏好，更体现了我国汽车产业向新能源化、智能化转型的显著成效。家电领域同样表现亮眼，以旧换新超1.29亿件，一级能效（水效）产品占比逾90%。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等绿色商品消费增长带动绿色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绿色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绿色消费的模式不断创新，绿色消费的环境持续优化，显示节能低碳理念已深入人心，高品质、高效能家电产品成为市场主流。这种全面开花的态势，既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和品质化升级趋势，也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市场导向。
以旧换新政策在促进消费增长的同时，也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在产业升级方面，政策通过需求侧牵引，引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新能源汽车和一级能效（水效）家电的高占比，倒逼生产企业加快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绿色转型方面，政策通过构建“回收—处理—再利用”的循环经济体系，有效促进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2025年，报废汽车回收量增长24.5%，实现循环利用钢材约960万吨、铜铝锂等有色金属约130万吨，减少碳排放约2450万吨。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以旧换新政策不仅是扩内需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有效路径，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了积极力量。
自2024年9月以旧换新政策全面实施以来，已累计发放直达消费者的补贴超4.8亿份，政策红利直接惠及广大民众。2025年，每卖出两辆家用新车，就有一辆享受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覆盖之广、受益之众前所未有。在保障民生安全方面，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老旧电动自行车淘汰更新量超过2024年的9倍，有效降低了安全隐患，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是我国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经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和生动实践。展望未来，随着政策体系的持续优化、长效机制的加快构建以及实施效能的不断释放，以旧换新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能。（陈镇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