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业)假酒泛滥追根寻源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images/1/1/2012-03/02/11/res01_attpic_brief.jpg对利益最大化的无限追求，让某些丑恶社会现象不时出现,而法律建设的滞后,又让这些问题难以根治，其中最明显的实例，就是长期以来对假酒的斗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假酒盛行中国大陆，执法机构追打假酒制售行为30年，假酒非但不绝，反倒更加猖獗，原因何在？最后人们发现是扭曲的市场需求和打击的“拳头”不硬，加上制售假酒者善钻法律空子，而相关法规又让落在他们身上的“拳头”打得不痛不痒。且看记者针对今日假酒泛滥之根源采写的新闻调查。
假酒销售日盛
有人愿打有人愿挨
三十多年了，假酒屡禁不绝，加之其他假烟、假药、假化妆品和假食品油等形形色色的假货越出越多，人们对假酒变得见怪不怪，憎恶及关注的程度大不如以前了。其实，如今全国假酒泛滥的情况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重，假酒早已从乡村侵入到城镇，即使像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市场监管较严的大城市，假酒的销售也已遍布于城区街道各个角落。
天津有个专查假酒的“打假联盟”，成员十几人，皆为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津酒、泸州老窖、水井坊和王朝等十余家知名酒厂专职打假人员。这些品牌本是商战的对手，是势如燎原的假酒，促使他们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记者采访其成员，得知这个“打假联盟”自2008年4月起，开始暗查密布津城的名烟酒店和麻雀似的小超市。近几年，名烟酒店遍地开花。“打假联盟”的弟兄们分成小组，长年累月地暗访，以消费者名义，分街分片查看那些名烟酒店售有什么假酒？记下他们的地址，标出他们的位置。至今，“打假联盟”查过的名烟酒店已达3000余家，发现其中多数都在卖假酒，有的店铺除了堆在地上的瓶装水、啤酒和部分饮料可能是真货外，架子上摆的白酒全是冒牌货，尤其茅台、五粮液、剑南春等高档名酒，没有一瓶是真的。“打假联盟”某成员给记者解释说：“您想啊，高档名酒产量有限，其厂家开在每个城市的专卖店还经常断档缺货呢，怎会降价批发给成百上千的小烟酒店？再说，真酒销售利润并非很高；烟酒店、小超市开得那么密集，他们的生意也并不好做，假如靠卖真酒赚钱，好多店铺恐怕连租金都赚不回来，只能靠贩卖成本价低得像地板价一样的假酒假烟来生存。”
在这大城市，假酒怎能卖得动？难道人们喝不出来？
“打假联盟”一位成员对记者说：“以前白酒制假充满血腥的味道儿，用的是不可食用的工业酒精，喝下去伤人害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假白酒毒死消费者、制假售假分子被枪毙数人后，几乎没人再用工业酒精制造假酒，而是改用喝不死人的食用酒精。食用酒精，不错的勾兑技术，加之假酒包装印刷、瓶盖注塑等仿真程度高，普通消费者还真就看不出来。此外，还有好多欺骗性更高的‘中仿’和‘高仿’。‘高仿’就是用香型相近，甚至就是用同一酒厂出产的不同白酒，比如用茅台王子或茅台迎宾冒充茅台；用尖庄冒充五粮液；用绵竹大曲冒充剑南春；用津酒冒充帝王风范；用进口散装红酒冒充名贵洋酒等，然后配上印得非常逼真的假包装，有的甚至就用回收的真酒瓶、真包装。这种‘高仿’，即使打开让你尝上一口，不是常喝原酒的人，一般也不敢轻易地断定它就是假酒。这是那些假酒能够卖得出去的一大原因。”
“另一方面再说消费者。小店儿里的名酒，张口就比人家专卖店便宜一两百元，砍价还能再便宜，谁不会猜你其中的猫腻儿？问题是好多人就是冲着那假酒去的。‘是假酒吧？’买的问。卖的答：‘二厂出的，喝吧，保证没问题。’所谓‘二厂’是‘高仿’的代名词，双方心照不宣。为何买假酒？就为省钱。有时有人送礼是被动的，甚至是被逼无奈，双方做的是一锤子‘买卖’，买真酒得用多少钱，就用假酒去对付。有单位长年累月地搞接待，哪有那么多钱，又不能降低接待的标准，最后也找‘高仿’去糊弄人。更有举办红白喜事者，请客一搞数十桌，买真酒费用太高，舍不得，可又好虚荣，于是就拿‘高仿’，甚至是次一点‘中仿’来顶事。那种场合下，即使有人喝出是假酒，往往也不好意思明说。还有就是大大小小的饭馆、酒店成心去买假，利润更大。有人信星级大酒店，公款消费，酒喝足后还要往家带，孰不知那里的酒有的也是来自那烟酒店。你看，这假酒的买卖，有时还真是打的愿打，挨的愿挨，与过去相比大不一样。而也正因存在着那么多乐于‘挨打’的人，才催生出这么一个怪胎似的假酒市场。”
听过打假人员的陈述，记者学他们的样子暗访那些名烟酒店。
“五粮液有吗？”在一家设在天津高科技园区某写字楼底商的烟酒店里，记者问。
“有，春节后价格下来了近两百（元），您想要哪种？”店主外地口音，开口便以“便宜”诱客，货架上摆有3种五粮液，包装、印刷看着都很精美。
“真酒？打开看看行不行？”记者试探。
“可以。”店主拿下一种硬壳包装的五粮液，麻利地卸下两颗销子，掀起了盒子，但不等记者看清贴在瓶盖上的防伪标识，他就赶紧给盖上，仿佛害怕酒瓶会飞掉。
“好，就是这种了。你再便宜一百元，我要4瓶，立马就要。”记者赌他每种顶多就两瓶。
店主一听非常兴奋，说：“再便宜点没问题，就是得等两小时，我得让专卖店给我往这送。”
纯属鬼话，“打假联盟”的人已告诉记者：五粮液专卖店从来不向烟酒店“批发”，更不会有两三百元的降价。
在另一烟酒店里，记者问老板：“听说五粮液的供应有时连专卖店都断档，你这儿不仅有，怎么还这么全？会是真酒吗？”
那老板说：“回收啊。咱这儿属高档社区，官儿多，家里好酒多得喝不完，送这儿来变现。谁敢给领导送假酒？所以我这儿都是真酒，而且便宜，因为他们给我的价格就很便宜。”
“回收？酒瓶你收吗？”记者话锋一转。
“好瓶儿行，一般的不要，譬如五粮液，最好是那种木匣上带锁、外部还带个布兜的……唉你是干嘛的？到底是要买酒，还是想卖瓶儿？”
这些人真会忽悠，记者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会上当。
制售模式翻新
技术先进机动灵活
能否打入制假团伙内部，了解假酒出笼之内幕？“打假联盟”的人告诉记者说：“你这想法门儿也没有。如今制假团伙全都小如麻雀，人员家族化，隐藏得特别隐秘，连其上下家都不知道他造假的地点，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想了解制假售假分子的情况，建议你去公安分局找逮过他们的侦查员，为理清案情，讯问时侦查员会问清他们的内幕。”好主意。于是，记者采访天津市侦办过假酒案的几个公安分局。
公安红桥分局侦查员陈某介绍给记者几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天津人李某曾因制作假酒被处理过一次，事后他不思悔改，带着女婿再起炉灶。天津东丽区成林道向东的延长线上，有个被拆成空地、仅剩几间破烂平房的地方，李某在那建起他新的假酒加工点。其上家是个安徽人，隐藏在河北某市一家农贸市场里。此人最早的职业是收废品，废品中倒腾高档酒酒瓶最赚钱，时间一久就想何不自己往里灌点廉价的白酒去卖钱呢？他发现这事很容易，因为只要你想做，就会有人给你提供各种名酒的假包装，包括瓶盖和防伪装置；就会有人给你提供现成、廉价的白酒；还有人主动地来你这儿订货。于是他就干上了，而且很快就发了大财。发财后他转搞赚钱更多更容易的批发式销售，把制假这一最危险的环节转给像天津李某这样的下家。李某这儿成了那个安徽人的一个秘密加工点，李某制假所需酒瓶、包装和瓶盖皆由那安徽人提供。生产什么，何时生产皆听那安徽人指令。假酒也皆由那安徽人包销。李某这里简单到只要一台封盖机就能开工，甚至都不用雇佣工人，翁婿二人一夜间就能鼓捣出1000多瓶假酒。侦办此案时，在有人提供线索的情况下，侦查员们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李某与那安徽人几乎不见面，货物往来，皆由物流公司代办；钱财交易，皆在网上处理。
第二个案子：去年某月，公安红桥分局经侦支队得一线索，说将有整整一卡车新制的空酒瓶从山东运往天津。侦查员们埋伏在天津外环线上，果然截获到那车崭新的空酒瓶，瓶上所有图案、标识、包括文字印刷齐全且精美。此案令人震惊，它说明靠回收酒瓶已满足不了假酒生产的需要，尽管是化整为零，其产能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采访侦办假酒案侦查员们，得知与过去相比，如今假酒生产出现如下几大变化：
一、假酒生产很少再像过去那样单个就有较大规模，而是演变成庭院化，一般就藏在自己的农家小院、或是偏僻无人的平房里；再就是组织成员家族化，或为夫妻店，或是父子兵。这些小作坊平日不开工，开工则即产即走，储藏假酒的时间多数不过夜。譬如天津北辰某镇的几个村庄，曾有一个时期，哪家突然飘出一夜的酒香，谁都清楚那家在灌制假酒，但天亮后你到他家去查，却什么都不会找到，假酒连夜就被转走。
二、假酒生产、经营的个体虽然变小了，但由于他们采取了链条式生产、网络化经营，其能量越来越大，制假售假的行为可由一地发展到数省，甚至十几个省市。
三、产供销分离。某分局侦查员告诉记者：“现在犯罪分子相互间很少见面，货物移动充分利用物流公司，联系与交易多数通过网络，侦查上再想顺藤摸瓜式地把他们一网打尽非常困难。”“打假联盟”某成员对记者说：“我们曾在塘沽发现一个批发假五粮液的黑点儿，盯他很长时间，摸不清是谁在给他供货？后来才知道，那些假五粮液全被伪装成其他物品的小包裹，从四川一批批快递过来。”
四、假酒生产如今也求“安全第一”，不再用不可食用的工业酒精害人，而是改用可食用酒精，勾兑后冒充固体发酵的粮食酒。制作假茅台、假五粮液等“高仿”白酒时，为找准相似的口味儿，制假分子甚至舍得使用二三十元一瓶的相关白酒。其目的，一为欺骗消费者；二为保住销售渠道，因为售假分子也怕弄出人命；三为保护自己，制假分子从以往案例中得到教
剑”行动实施了一年，战果颇丰。天津公安机关在“亮剑”的旗帜下，发起打击跨省制售假酒的“猎手”行动。其中“猎手五号”特别行动，在天津西部某一村庄里，查获假冒茅台、五粮液和剑南春等高档品牌假酒6000余瓶，案值1200余万元；“猎手七号”特别行动，查获假轩尼诗、芝华士、人头马、马爹利等洋酒1万余瓶，当场收缴封盖机4台、标码机一台，劣质威士忌2吨，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18人。事后，公安部还在全国各省市区182个城市，同步举行声势浩大的“全国决战‘亮剑’行动——集中销毁假冒伪劣产品活动”。
但问题是全国各地假酒的生产和销售并未因此而收敛多少，诸多假酒依然摆在众多名烟酒店的货架上。制售假酒者为何不惧法律？记者就此问题采访调查后，发现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原因，竟是我国惩治制假售假的法条过于宽松，致使制假售假行为肆无忌惮。
据了解，我国大陆用于惩处制售假酒行为的法律主要有两条：一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二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但因假酒使用的材料就是白酒，而不是什么工业酒精，送技术鉴定部门检测，结论它就是白酒，顶多是口味儿好坏的问题，难以定其“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而只能考虑是否适用“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打击的强度一下子减弱了很多。
再看“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的内容。这条法律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制售假酒者专在“情节严重”四字上做文章，他们在生产、运输、销售各环节上，严守“小批量”的潜规则，即使被抓住，赃物也就那一点，涉案数额有时连执法机关立案的标准都不够，还谈得上什么量刑上的“情节严重”？结果只能是行政处罚，即罚没物资和处以几倍的罚款。
譬如天津去年10月破获的制售芝华士、轩尼诗和马爹利等假洋酒1万余瓶的那起案件，天津塘沽分局侦查4个月，干得非常辛苦，可等案件破获后，对其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却只能以涉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予以处罚。芝华士、轩尼诗、马爹利和人头马等品牌皆为高档洋酒，制假分子用廉价的桶装“威士忌”灌装这些假洋酒时，成本每瓶十几元，销出去每瓶净赚数百乃至上千元，警方没有抓住他们时，他们早已赚得盆盈钵满，不在乎“中国式”的罚没物资和罚款。“中国式”的罚没物资和罚款，对多数假酒制售者起不到震慑的作用，相反倒让他们看到了“法律不过如此”，更加胆大妄为。
天津“打假联盟”的一位成员对记者说：“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名烟酒店敢卖假酒吗？按说《刑法》中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专为他们设立的。但这条法律又规定了‘故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并且‘只有数额较大，如达到二万元，才能按犯罪处理’，‘销售金额数额不大，其社会危害性较小不构成犯罪的，应按照《商标法》第39条的规定处理’。这下售假分子就不怕了，谁会承认自己是‘故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数额上每个品牌的假酒他们在店里只摆几瓶，被执法机关逮住后他们会说：‘我被供货的骗了，也是一个受害者’。我们这些酒厂要结成一个‘打假联盟’也是被逼无奈。因为假若只我一家去追究他销售假酒的责任，可能根本就扳不倒他。因为他那儿仿我品牌的假酒现场就摆几瓶，去报案，执法人员会问我‘你估计够得上立案的标准吗？’够不上的话人家积极性就不大，大伙工作都很忙，谁愿为你兴师动众地去罚没那几瓶假酒？要知道一说执法就得联合执法，需要公安、工商、质监等多部门人员同时行动。好在那些卖假酒的一卖就是好几种品牌的假酒，有的甚至是十几个品牌的假酒，于是我们各酒厂打假人员就联合起来，一起去调查，一起去报案，为的就是能让售假分子的‘罪过’加一起够得上立案的标准，够得上能被处罚的‘红线’。有时我们这些打假人员觉得特别窝囊，心想这法律怎么了？他们违法那么容易，厂家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追究他们的责任，却又这么难。”
天津某酒厂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对制假售假处罚太轻是当前打假工作存在的核心问题。处罚轻不仅使打假失去应有的威慑力，而且会形成全社会对假冒行为的姑息迁就，地方政府和部门打假的积极性也会受到挫伤。”
看来要抑制假酒泛滥的势头，光靠执法机关的努力是不够的，是需要立法机关认真审视现有法律法规是否过时的问题了。
采访结束后，记者查阅了一下海外治理假货的做法，发现西班牙的法律规定：制售假冒商品者，对其处罚可按情节分为轻、重、严三种，罚款额分别为４０００美元、２万美元、８０万美元，罚款额可超过商品实价的５倍，并处刑罚和勒令关闭工厂；法国的法律规定：制售假冒商品者可判处２年监禁，罚款１００万法郎；美国的法律规定：生产、批发、销售假冒商品均属有罪，对生产者、经营者分别处以２５万美元和１００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并处５年以下的监禁。如有假冒前科的，罚款额可达５００万美元。由此我们知道了，为何在那些国家的市场上极少能够看到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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