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业)北京假酒揭密
“北京的假酒是最好卖的，消费量大。”来自湖北的假酒“专业户”老张说，“做假酒的都有个说法，通州地区是北京假酒的最大据点。”通过老乡的关系，记者认识了废品站老熊、在假酒制造者中仅仅属于“小虾米”的个体户老张、经销商王某等人，深入了解了假酒生产和销售中的种种内幕。
上述三人恰恰构成了假酒的畸形利益生态链：收购酒包装（如茅台、五粮液、京酒、牛栏山等品牌）；生产假酒,包括清洗酒瓶（瓶装酒不在清洗之列，所清洗酒瓶仅包括口杯类酒）、勾兑假酒、压盖、包装、储存等环节；销售假酒，这三个环节丝丝入扣，互为依托，使假酒在酒类市场上日益猖獗，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真瓶装假酒
在某旧货市场收购废品的老熊从去年开始高价收购保存完好的白酒瓶、酒盒以及包装箱，价格要比废纸高很多。
“酒盒、酒瓶、包装箱配套齐全的，价格还要合算一些。”老熊说，“我这人讲诚信，都是明码标价的。咱就举个例子，一箱贵州醇包装15块，按废品卖5块钱也值不了啊。”
老熊说，在开收购废品站的人里面，他“醒悟太晚了，不知道少挣了多少呢”。
老熊是从另外一个开废品收购站的铁哥们那里取到“真经”的：原来这些酒瓶、酒盒、酒箱都能以高价出售。“像我是有门路啊，要是财神爷（专门买卖酒包装的中间商，以及做假酒的人）信不过你，才不会来收你的东西。等你认识了其中的一个，就会取得这个圈子里所有人的信任，我现在都是看哪个价格高才卖给哪个，以前是人家给多少我要多少。”
假酒“专业户”老张就是老熊的财神爷之一。住在石景山区的老张专门做假京酒，“我的生意小，大的厂子可以同时做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什么样的假酒都做。我是小本生意。”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老张和妻子开了一个假酒作坊，属于“个体户”。
据老张说，他用来做假酒的包装来自3个渠道，一是从酒店购买，前些年是从服务员手中购买，一种茅台的包装可以卖到250元左右。随着假酒行业的扩张，卖酒包装成了酒店废品收入中份额很大的一部分，酒店开始控制这些酒包装的售卖。老张现在已经很少能够从服务员手中买到酒包装了，“这提高了我的成本，服务员多好蒙啊，我们给多少他们就要多少。”二是从超市购买。“超市里一般只有包装箱，但是比较干净，质量也好。”三是从废品收购站买包装，这些地方酒瓶、酒盒、外包装箱都比较齐全，但是有时候比较脏，存在较多破损现象，“挑拣起来很麻烦”，但废品收购站货源是占有最大份额的一部分。
另外，一些较大的假酒厂的酒包装来源除了上述3个渠道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近年来，假酒行业的扩大催生了专门的酒包装贩子。他们从各个渠道低价买进酒包装，再高价卖给假酒制造者。其中为真酒厂收购酒标（是真酒生产商打假的重要方式）的经销商在为打假出力的时候也在为造假者服务，在这两者之间，他们选择的唯一标准是利益的多少。
据老张介绍，只要包装破损不是很严重，只要酒厂的包装还没有更新，这些酒包装还可以多次回收。
假酒怎么做出来
假酒制造是整个假酒生产链条中关键的一步。老张说，购买好需要的包装后，他一般会在晚上或者清晨把需要清洗的口杯装的小酒杯送到已经联系好的工人的住处清洗，而瓶装类的酒则根本省略了此步骤。之后的工序都是由老张和他的妻子完成的。老张用漏斗把假酒倒入真酒瓶中，而后用压盖机压盖封口。再在酒瓶上贴上从印刷厂买来的假包装纸，最后把已经灌装封口的酒瓶装入购买来的真酒包装盒中，入箱待售。
“这是最费时的一道工序了。”老张说。
在他们位于八宝山附近的出租屋里，靠墙摆放着码得整整齐齐的几十箱酒包装，一个破床板上堆放着大约几百瓶老张买回来的劣质酒，一个破旧的柜子里胡乱放着几个勾兑假酒用的塑料漏斗，红色、绿色的漏斗上沾满了黑色污渍。
“其实里面装的也是酒，只不过是劣质酒。什么时代了，谁敢冒险装工业酒精啊，那可是要出事的。”
“假酒成本中最大的是包装。”老张说，以一箱市场售价近百元的六瓶装的京酒为例，整套包装的价格平均为17元左右，而兑酒所用的劣质白酒的价格仅为每瓶1元左右。老张卖出的价格为五六十元，一箱获取10元左右的利润，而按照真货价格卖给终端消费者的零售商，所得利润则为销售价的一半左右。
据老张介绍，市场价格一箱（六瓶装）为1400元左右的某种茅台，假酒制造者卖给零售商、酒店等的价格其实为700元以下，其成本价为500元左右，而大部分的成本还是其高价买来的包装，用来勾兑的劣质白酒价格很便宜。
为了使假酒更接近于真货，很多做高档假酒的人会采取真酒掺假、用同一酒厂的产品以次充好的方式迷惑消费者。
“其实我们做的这些假酒卫生上还说得过去，我做的酒还是比较干净的。”老张身后是污渍斑斑的兑酒的漏斗，“喝了也不会出什么事情。喝酒的时候都是高兴啊，谁都不会仅仅因为酒的口味不对，就不喝酒，多不给主人留面子啊。喝完酒之后，再去找卖酒的，谁承认啊。店主一指上面的防伪标志，谁敢说不是真的？”
正是由于真瓶装假酒的缘故，消费者通常真假难辨。很多厂家都会在酒标上注明：请认准该标志，没有该标志的产品视为假冒。于是，并不是很专业的消费者在店家的巧舌如簧下，只能否定自己真实的对口味的判断，而相信真酒的酒标和包装。
假酒卖给谁
正是由于真包装被回收后“再利用”，使假酒的销售渠道更为畅通，京城的假酒行业得以不断壮大。
真瓶装假酒让消费者只有在打开包装之后，才有可能知道酒的真假。“喝了也不一定知道是假酒，”老张很得意地说，“这些高档酒一般都在酒店消费，或者用来送礼，谁好意思说出酒是假的？再说，酒的味道还是很像的，我们这些做假酒的才是分辨真假的专家。”
老张的假酒是在1996年通过其在假酒行业打拼多年的哥哥而打开销路的。老张的哥哥、妹妹以及其他一些“靠得住”的亲朋好友都在从事假酒行业。
“这是我们全家族的生意经。”老张扳着指头说，“哥哥先干这个发了家，我们这些穷亲戚就全到这美丽的北京城了，风水宝地啊。他们全买小货车了，图个方便，我也买得起，但总觉得太惹眼。”
老张说，因为他只卖价格不是太贵的京酒，所以一天卖个十来箱不成问题。
老张告诉记者，他从来不为销货渠道发愁。“包装都不够用，特别是十一、春节、中秋等重大节日之前，假酒的卖价会一路飙升。平时卖四五十，节前都可以涨个十块二十块的。”
由于哥哥更早进入这个行业，老张最初的“客户”都是哥哥介绍的。老张自己的规模扩大后，他也开始自己寻找“客户”。
老张经常去的“客源集散地”就是批发品市场，“老板，便宜酒要不要，多让你赚点愿意不愿意。”一般的零售商都会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如果零售商愿意，两者一拍即合。
“但是这种方式比较冒险。”老张说，“所以在找到一些固定的客户后，达到了我的规模要求，就不再采用这种方法了。”
老张说，比较安全的方法是“客户”介绍“客户”，但这种扩大规模的方法来得比较慢。
老张的“客户”多为比较小的零售点和小超市，他说，这些小店的顾客对真假产品的识别意识差，不容易被发现。“我选择包装把关严，讲究质量。我的口碑很好。”老张自称是这个行业内对零售商很讲“诚信”的一类人。
“石景山地区某大超市负责采购的人总共3次从我这批发了100箱假酒。”老张颇为自豪地说。
对付检查有妙招
老张坦言，他做假酒5年来，曾被查处过一次。
当时，老张刚来北京，“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喜欢热闹的老张和同样喜欢热闹的干着同样营生的老乡都集中在北京某小区的地下室里。
过于集中让他们这个小圈子非常显眼。在他们所在的这个小区里，因为假酒的种类齐全，假酒收购者闻风而来，使他们快速实现了梦寐以求的销量提高，但同时也给他们造成了麻烦。
对于麻烦的产生，老张后来猜测可能是房东报的料。一天，北京电视台某法制栏目的记者扛着摄像机，带着**曝光了老张及其邻居的造假行为。由于造假数目较小，老张并没有受到惩罚。
从未在电视上露过脸的老张告诉记者：“这次曝光对我绝对是件好事。”像很多其他同行一样，道德上的痛苦是不存在的。在被告知自己在电视上被曝光后，老张还得意洋洋地专门看了电视台的节目重播。
这次曝光间接为老张做了免费而且非常有效的广告。自从被曝光后，来买货的人主动找上门了，老张的生意做大了。
这一经历也让老张吸取了教训，“图热闹、搞集中不行，必须要分开做”。这也成为老张日后逃避法律制裁的重要“法宝”之一。
老张很神秘地向记者传授了造假酒逃避打击的“招数”。
首先是要分散不要集中。以老张为例，老张现在不会和做假酒的人住在一起了，他们通常把收购回来的酒包装、劣质白酒、已经制造完毕等待销售的假酒分开储存。造假者甚至谨慎到将清洗酒瓶这道工序也分散出去，通过熟人介绍一些比较可靠的外来务工者，再用车把要清洗的酒瓶送到这些人的住处进行清洗，以混淆执法部门的视线。
其次，回收、造假、销售一条龙由熟人连线。老张回收包装的货源都是由熟人介绍的，“陌生人再便宜我也不回收，包装的回收价格在我们行业内确定的。”
老张说，为了不被发现，他们都是通过熟人或者可靠的人搭桥连线，不断使这条畸形的生态链运转下去。
而大的造假厂则通常选择外来流动人口居住区、地下室等地作为据点，这些地方环境一般比较复杂，而且居住人群的法律监督意识比较薄弱。在这些地区，他们并不用刻意去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邻居们也不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行为而举报他们。
经销商成为“双面间谍”
通过老张的引荐，记者认识了酒类经销商王某，这个穿着白衬衫、理着小平头的年轻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劣质染发剂将他的白衬衫领子也染得黑黑的。
27岁的小王已经做了4年的白酒经销商，自称是真酒厂和造假者的“双面间谍”。他挠着满脸的粉刺说，“渔翁得利嘛，我有专业知识，谁给的好处多，咱就为谁服务呗。”
目前负责5种一流、二流白酒销售的王某坦言他与酒有关的收入来自3方面。而推销白酒所得的提成只占他收入的三分之一。
为厂家收集酒标所得到的报酬是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收酒标是酒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由于害怕消费者知道自己采取打假措施后，酒的销量会大幅度下降，这些酒厂的回收行为都是私下进行的。
“比如说××酒标，我的收购价格是12元，厂家给我17元，中间利润很大。但是这个钱一般人还真赚不了。我当了两年经销商，与酒店、废品收购站搞好了关系，才能大量收购酒标。这些酒标都要我到贵州、四川等地给厂家亲自送过去。如果收的酒标少，路费都不够。”
“更重要的是，一般人就是手里有这些酒标，也没地方卖去啊。”小王说，“厂家都不会公开采取什么措施打假的，这是业内不成文的规定。”
记者谎称自己手中有一批某某名酒的酒标，没想到小王却连连拍腿叹息：“唉呀，你这回可赔惨了，非从好好的包装上撕下酒标，等着赔钱吧。那种酒标厂家根本不会回收的。”
看到记者很疑惑，小王向记者解释，“这些公认的好酒品牌已经深入人心了，根本不需要打假了。只有那些推出不久的二流白酒，虽然说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由于害怕假酒过多影响了消费者的口味认定，才会打假的。”王某摇摇头，“你说假酒侵占了真酒的市场份额，那要是厂家公开打假了，消费者就不敢买真酒了，那么贵的真酒谁会冒着很有可能买到假酒的风险去买啊。”
“再说了，买名酒的人喝不到，喝名酒的人从来不自己买。就是为了图个包装，面子上好看，送礼的人买了酒，谁知道是真是假啊？”
王某又追问记者有没有未撕下酒标、保存完好的名酒包装。记者很疑惑：“那些一流名酒的厂家不是不回收酒标吗？”
王某神秘地笑着拍拍手：“酒厂不买，咱不会转一下头，卖给造假的。”
“知道不？我是双面间谍，谁给我好处多我为谁服务。有时候我买到好包装了，也要看看是撕下酒标卖给厂家赚钱，还是连带把包装卖给造假的赚钱。厂家不回收酒标的包装我也买，那些都是好酒啊，像最著名的××酒，等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包装都可以卖到二三百的。”
据王某介绍，他所认识的很多经销商朋友都和他一样，靠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然而对他们却具有天然优势的渠道赚钱。
打假之路在何方
假酒和盗版书籍、音像一样也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不仅是经济利益，由于其食品的天然属性，它对于消费者的健康损害也是非常直接甚至是致命的。
虽然多数的假酒制造者为了自身综合利益着想，不会使用致命的工业酒精作原料。但是其制作过程的卫生安全实难保证。
以清洗过程为例，造假老板雇人清洗酒瓶，一个三分钱。工人通常是带回家后，把酒瓶放到盛满水的塑料大盆里，等上面的污渍不见时，捞出空干即可，缺乏必要的消毒过程。
记者查看了贵州茅台酒的网站，茅台酒的打假方式是通过专门设立打假办、与各地工商部门联合、各地区专卖店也承担一定的鉴别工作等手段打假。据茅台分管打假工作的负责人表示，近几年集团每年花在防伪打假上的各种费用上亿元。
然而，如此大耗费的打假，效果却仍然没有让集团省过心。在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网站的在线问答中，其中一个问题如下：
“我有一瓶茅台，用手机发了防伪编码，回过来的信息说酒是真的，我问卖酒的商店，说酒是假的，难道发编码这种鉴别方法也不可靠吗？”这种假酒就很有可能属于真瓶装假酒。
为何伪劣食品屡禁不止呢？
据记者调查，一些造假酒的不法分子并不对邻居避讳自己的造假行为，但是除非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利益，群众主动举报造假的积极性还是非常有限的。在打假没有成为普遍的道德规范之前，如果没有另外的（经济）利益支持，自发自觉地打假秩序是很难形成的。而民间的一些打假组织又凤毛麟角，起不了有效的作用。
另外，《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许多制假者都是以销售来确定生产产量，且狡猾的造假分子将假冒产品分散各处，这样行政执法部门在现场抓到制假者时，就会因假冒产品数总价值不足5万元而无法定罪。
以老张为例，为了节省成本，加快有限资金的流通速度，同时为了应对相关部门的查处，他生产假酒到销售的时间非常短。老张生产的假酒一般在一个星期内就全部卖出去，“如果大量囤聚假酒会增加储存成本，也会加大风险，所以我的酒做好之后就尽快卖出去。”
同时，打击力度不够也是老张之流对法律制裁无所畏惧的原因，收缴酒包装、压盖机对老张的经济打击并不是致命的。正如老张所说：“一台压盖机也就一千多块，再加上一些酒包装、劣质酒，值不了几个钱。我从不为那个担心。”
根据现行法律，我国行政执法机关对于查获的假冒商品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但如果当事人将登记保存的财产进行转移或销毁，案件将难以继续处理，同时，各项法律对各售假行为均作出了界定，所以对于同一行为就存在了不同法律、法规的解释，这使各行政执法部门难以操作。
近年来，造假分子的反侦查能力逐渐增强，造假方式更为分散、隐蔽，这就给打假相关部门造成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要求，而这也是司法部门打假更为艰难的原因之一。
来源：华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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