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所有市长”为什么反对户籍改革？
最近，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反对”的消息，又一次勾起了公众关于户籍的诸多复杂情绪。如果说，公众此前尚不明晓户籍改革的阻力来自于哪里的话，这一次的“市长反对”，则清晰地告诉公众：户籍改革，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户籍制度，更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不同利益诉求。
应该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历来都是和不同方面的利益勾连在一起的。现在，每每提及户籍改革，有识之士总是将“居住与迁徙自由”作为终极诉求，但其实，我们的户籍制度，曾经有过和“居住与迁徙自由”紧密拥抱的时期的：在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之前，“居住与迁徙自由”不但被写在宪法当中，也是在现实生活中被深刻践行的。
之所以在1958年出台《户口登记条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导致很多省份的农民吃饭成了大问题，于是他们试图到城市寻找机会，对固有的城市格局形成了冲击；加之，外流的农民对农村的生产形成影响，使得农业支持工业的国家战略受到冲击，所以，严格限制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的外流，就走上了前台。从此以后，户籍被人为地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得以确立，一道天然鸿沟在城镇与农村之间树立了起来，且一直绵延至今。
由此不难看出，没有特殊时期的特殊利益诉求，就不会有这套现在被诟病的户籍制度。尽管几十年后的今天，个体的人已经能够自由地流向城市，但与个体有关的包括医疗、教育的公平资源，却一直被各种束缚所牵绊，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套严厉的二元户籍体制，其实追求的是一种“静态安定”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不但可以掩盖很多社会矛盾，还可以最大程度地让个人利益为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服务。所以，二元制、“不自由”的户籍制度，与其说是户籍制度，还不如说是一种严厉的管控制度。
“所有市长”为什么反对户籍改革？无他，唯有利益。尽管现在来看，“居住与迁徙自由”人口，无疑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的，也是同城镇化的潮流相符相合的，但是，“自由迁徙”的人口在带来宏观层面好处的同时，也使得城市要拿出更大的财力、物力来解决“新市民”的生存与尊严问题。“新市民”的子女教育，市长要操心；养老问题，市长要操心；困难群体的生活，市长也要操心……
也就是说，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户籍制度中的管控意味，已然异常淡薄，但二元制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巨大的利益惯性，却仍然不屈不挠地阻止着户籍改革。说到底，代表着户籍的那张纸，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附着在那张纸背后的种种利益纠葛。
某种程度上，现今这种户籍制度，市长们其实是最满意的。农村人口“半融入”城市的状态，使得城市只用享受“好处”的同时，而不必操心如何回馈外来人口，反而，外来人口若想获得和城市人口一样的生活，就得付出更高昂的代价——比如，高额的借读费，这就又给城市做了一次“贡献”。如此，市长焉能积极主动地去推进户籍改革？
不过，坦率来讲，这几年的户籍制度，相较多年之前，已经进步良多。虽然，这种进步更多是一种技术层面的进步，核心的“居住与迁徙自由”仍然遥遥无期，但并不妨碍户籍制度改革共识的形成。在类似户籍制度这样的顽固冲突面前，期望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改革，其实是不现实的，更多时候，是利益各方在你来我往地角力，一会东风压倒西风，一会西风压倒东风。
此前的时候，户籍政策多追求的是社会层面的“静态安定”，现在，如往昔一般僵化且不自由的“静态安定”的社会形态，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之中。但是，利益层面的“静态安定”的局面，或者利益管控局面，还是很多人积极追求并努力呵护的。也就是说，很多既得利益者，是不愿意他人来染指自己口中的“肥肉”的。比如，众多北京市民，肯定是不愿意放开北京户籍的，因为放开之后，其原本享受到的教育等优质资源，必然会被稀释、被挤占。
或可言之，户籍改革并非是单纯的一项制度改革，其更应是一场“利益革命”。户籍改与不改之间，联系的其实是严格管控与自由生长两种社会形态，权力与权利两种治理理念。
来源：华商报
页:
[1]